末法時代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

烈酒一滴

  • R
  • 嫖客英x巴爾的摩流浪貓米
  • For T0K1

“世界无限延展,

稻穗落下,

阿伽门农死去。”

重新披上睡袍后,他扭开床头的台灯,以一种安逸的姿态揽着我的肩,念出莫名其妙的诗句,嗓音低哑如自语。他没看向我,只是漠然盯着他的手指,如钢笔般直而微凉的手指。至此我才想起来,这单生意成交许久,大半个夜晚过去了,我对他的职业仍然一无所知。一般来说,性工作者不会过问客人的职业,毕竟没人愿将隐私带到露水情缘中去,但我偏爱观察和猜测。我见过一些粗心大意的人,买春时就把装着合同或财务报表的文件夹放在桌上,也有谨小慎微的,连用过的卫生套都要带走。无论对前者还是后者,我总会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窥伺他们的性情,甚至在心里模拟其思考方式和讲话口吻,仿佛这就对我有什么好处似的——我有时觉得,假使我是个侦探或特工,想必干得不错——说不上是为打发千篇一律的肉体纠缠的烦闷无聊,还是借此获得对陌生生活的微量实感。或许等哪天我抛弃了这一行,需要变换出身、扮演某个我所不是的人时,这种类似修建数据库的活动会有益处,但那总归离当时的我太远了。因此我只是上下打量他,如消磨时间般在脑子里撰写故事——一个拥有怎样身份的嫖客才会让后续的剧情最有趣?要么是警察,要么是逃犯,要么是牧师,我想。然而这些选项都不像他。

“你是不是饿了?”他叹口气,捋了捋我的头发,“想点夜宵的话,不必这么欲言又止,虽然这个时间恐怕只有麦当劳了。”

“我的确一整天都没吃饭。”我凑过去,半低着头,手臂撑在他耳侧,尽职尽责地给他一个吻,“但我在想的不是这个。”

“在想什么?”

“通常意义上,酸文假字的落魄诗人很不受妓女欢迎。”我一边微笑,一边去啄他的鼻尖,又迅速地碰了一下他薄薄的、像在嘲讽着什么人的嘴唇,“他们没有钱,却一味想获得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当然,我不是在说你。你穿得像个规矩的公司职员,日常发邮件前要检查三遍、连拼写错误也不敢犯的那种,怎么会是诗人?”

“诗人也分很多类型。”他也笑起来,黯淡的绿眼睛折射出一点幽冷的光辉,“其中一部分为谋生所困,没那么好的运气放浪形骸——不过我确实不是。从去年起,不知遭了什么殃,总有无名氏写的诗在我脑子里阻塞正常的思维活动。要是不念出来,它们的节奏就像小锤子一样对神经敲敲打打,如此一来,我连觉也没法睡了,即使刚和你这么漂亮的孩子做过爱。”

“闻所未闻的精神症状。”我并未立刻相信,但仍漫不经心地回应以同情,“或许缪斯是在暗示你换个行业。”

“谢谢他,我会考虑。”他终于望向我,“真的不先吃点东西吗?你明显营养不良,脸色太苍白,连头发都柴得厉害。”

“好,只要你来买单。”

于是我看着他从丢在椅子上的外套口袋里翻出手机,在Ubereats中找到麦当劳,选了一份常规的巨无霸套餐,而后毫无防备地递给我。我对着菜单发了一会儿呆,在玉米和鸡块旁勾选又取消,丝毫调动不起食欲。九点钟出门前,我分明还相当饿——那时我刚把在冰箱放了大半个月的一袋牛骨头取出来,和蔫得快坏掉的番茄和洋葱一同放在倒了盐和啤酒的白水里煮,却在水沸时看到灶台边的砂糖罐是空的。是了,我想起来,早上起床时,我把最后一勺糖倒进了速溶咖啡里。没有甜味的汤我是坚决不愿意喝的,于是我关上炉子,随手抓了件夹克穿上,就去外面的便利店买糖。这一天我本没有接待客人的计划,全因为便利店在长途客车经停点附近,才在街头遇见他。他瘦削、风尘仆仆,提一只黑色旅行箱,由于刚下车,大衣上仍有压皱的痕迹,头发也乱翘着,像是同我一样落魄的人,但被路灯笼上了一层暖意。我忽然觉得夜风更冷,上前语焉不详地问他,先生有烟吗?他狐疑地打量我几秒,笃定地表示他认为我的年龄不宜抽烟——后来他做其他事时倒是全无顾虑——我先是诧异,继而略感好笑地解释,这是搭讪套话。幸而他明白得很快,没再多说,半小时后,我们已在汽车旅馆硬而泛潮的棉布条纹床单上翻云覆雨了。这家旅馆是他事先预定的,简陋破旧,装潢成俗气的粉橘色,只需六十五美金一晚,别说浪漫情调了,甚至散发出灰尘、霉菌与死虫子的异味,再加上刺鼻的空气清新剂,使我的饥饿感不觉在一阵阵眩晕和反胃间烟消云散。渐渐地,性事的热意翻涌向四肢百骸,空荡的腹部被外力盈满,自然更不想再吃什么。

“抱歉。”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语调迟疑,“昨天下午才临时决定出差,好一点的酒店几乎订满,仅有的空房都是天价。我本以为,哪怕条件糟糕,自己将就一晚也没关系,没想到碰上你。”

“别介意,我不嫌弃贫穷的客人。”我枕在他的胸口,手指继续在菜单上乱划,“这也远不是我经历过的最差的营业环境。”

我最终选了一个奥利奥麦旋风,提交订单后把手机还给他。他看了一眼,稍显不悦,不知出于什么立场告诫我最好不要空腹吃冰激凌。我抬起头,用拒不妥协的目光跟他对峙,奇怪地发现他那副说教的姿态异样认真。

“那么把你的薯条分我一半好了。”我撇撇嘴,“你这样不合时宜地管些日常琐事,简直好像你是我爸爸——或者妈妈。”

他吃惊似的坐直,依旧与我视线相接,话题却换了:“小男孩,你的父母在哪儿?”

“一个死了,一个去了精神病院。”我平淡地说,“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自那以后,五年过去了,我已数不清你是第几个问我这件事的人。”

“抱歉。”他微怔,又说了一遍这个词——这是他第二次说,“我没想到。”

“没关系。”我躺回自己的枕头,“你是英国人,对吗?你装腔作势的口音像英国人。我猜你从没来过这儿,我指,自你们的祖先二百年前从城市那头的港口撤退,巴尔的摩就把一切不速之客关在了外面——只剩下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角斗场。从有记忆起,我总共目睹过二十八起枪击,在街头、餐馆或左邻右舍,如此想来,我遭遇的一点家庭变故倒显得微不足道了。当你一次次看见有人在你面前像被扎破的塑料袋一样泄掉最后的气,在风里打个旋就被扫进垃圾桶了,你也不会认为生死之间有什么坚固的界限。”

“是的,我没来过。”他思索片刻,“但我去过纽约和芝加哥,它们也是混乱与犯罪之城。我曾在公园的常春藤下看见一位被匕首插入胸口、血流满身的墨裔少女,赶紧叫了救护车才使她死里逃生。后来警方出具调查报告,说那是无差别攻击的黑帮干的——今天是她,明天就可能是我,是任何人。所以我大抵能想象这儿的境况。不过你说得对,巴尔的摩还是有哪里不一样。跟那些大都会相比,它如同寂静岭里的一顶帐篷,血溅不到外面,惨叫也没有声音。”

“嗯。”我翻身朝向狭窄的窗户,注视着一架轮廓不明的飞机在雾蒙蒙的高空飞过,“人人都在动,却好像永远不会动了。”

“你没想过离开?”

“没有。”我摇摇头,“我有点害怕外面的世界。”

他的神情不解,这使我们陷入一段持续的沉默不语。我多少明白自己这个说法的不合常理之处——除非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否则怎么会对摆脱一种糟糕透顶的生活心怀恐惧?何况在这个时代,寻求出路在客观上也不难,蓝州政府总是发放救济,不少教会开办了慈善学校,成绩过得去就能申请一笔奖学金去外地的公立大学,念完后找份工作,再也不回来。我看着他,踌躇良久,最终决定不解释为什么我相信自己注定会同门外那些遍布涂鸦的破败老房子和一条条泼洒过凄凉血迹的街道——它们早已构成我的一部分——同生共死。

我猜他会说,这是青春期现象。如今回想起来,也确实是。

一阵痛苦的不安和烦躁向我袭来,仿佛隐隐痉挛的心室本身变作了童年时某个逃不出的房子,而其间砰砰的动脉跳动恍若枪声。我倚着床头坐起,想借助变换姿势获得更顺畅的呼吸。昏黄的灯光下,被子从我的胸口滑落,使他看见了一些不该看见的。

他皱起眉,侧身按住我的手腕,一点点解开我仍松散挂在身上的衬衫——那动作居然毫不见外,且暗含不容抵抗的意味。“为什么有这么多伤?”他问,“你被什么人虐待了吗?”

“那一场人多,时间又太长,难免体力不继。”我干笑几声,闪烁其词,“正常情况下,对于像你这么瘦弱的男人,我一人可以打十个,遇到结实的,打五六个也不成问题。”

“所以究竟有多少个?”

“八个。这样来钱比较多。”

他又沉默了。我注意到他是个话相当少的人,即使他有时会一口气说出些很长的、用语正式而复杂的句子。

“再来一次吗?”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我,手指却沿着髋骨一路摸到小腹上,“我可以加钱。”

“不应期结束了?”

“是。”

“先等外卖到吧。”我转过脸,用鼻尖蹭了蹭他的脖子,“不然中途被打断会很扫兴。”

我们并未等待多久,送餐员的电话就来了。我是跟他一同出门去取的——两人的衣襟都有些乱,手也牵在一起,我领口处裸露的皮肤或许还带有不知能否被黑夜遮住的痕迹,一看就是刚纵欲交欢过,不过在眼下的时间地点倒也无人在意。走下铁皮楼梯后,我注意到天空正飘起小雪,灰蓝的云聚集起来,但星光也未隐去,而是寒冷地照射着被旅馆的三面楼房围拢的一方空地,似乎能把任何困囿于日常生活的囚徒带到自一个驿站去往另一个驿站的流亡之路上。两分钟后,一辆摩托开来,上面穿着防风服的青年放下东西后用带浓重西语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Good Night”,他回以微笑和同样的话,双方便道别,我们返回房间,打开电视机——Sky Sports正在重播白天的一场橄榄球赛——同时将牛皮纸袋中的食品逐一摆在床上,接着他又颇有闲情地从行李箱中取出一小瓶白兰地。见我艳羡地盯着他的酒(虽然距二十一岁还有很远,我早已不止一次私下饮酒了,毕竟从那些色令智昏的客人手中弄到什么都很容易),他只是冷酷无情地将可乐递给我。我不以为然地想,怎么会有这样毫无心理负担地同未成年男妓上床、却在无关紧要处恪守法律的伪君子?然后就像在印证我的想法般,我手上的可乐和冰激凌还未见底时,他便冷不防地将我按住,先吻额头,再交换唾液、唇齿相依——这时我才尝到他的酒味,即使仅仅是口腔中残留的一点余量,也足够辛辣,顷刻把奶油和奥利奥饼干碎的甜压下去了。

被他攥着脚踝分开腿时,我恍惚感到几丝怯意。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一个多少小时前我们刚做过,他的精液仍凝结在我的阴部,那时我一点难为情也没有——作为靠这行赚钱的人,我原本就不会为做爱而难为情。可不知为什么,他的眼光比方才多了若有若无的怜惜,这就教关系变得不一样了,而在某种我略可想象的、永无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关系中,性是被抵触的存在,至少那样的交合不会像陌生人间的寻欢作乐一般无所顾忌,毕竟性快感的来源是原始的权力暴力,若频繁出现,实在与安全、基于信赖的亲密难以相融。但我想,我们依然是陌生人,只是话讲得深了些,使有限的一夜变成另一度宇宙无限延伸的剧情中截取的片段,未尝不是一件妙事。我闭上眼,听着自己的心跳,用膝盖夹紧他的腰。他已经把手伸入内部,柔缓地挤压肠壁,随之又充满破坏性地增加速度,带出韵律怪异的水声。我的胃再度开始痛苦。

“喜欢吗?”他轻声问。

我只是点头。

就这样,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似乎换了位,他时不时询问我的感受,以确保为情趣而进行的破坏恰如其分。我进门时随手打开的吸顶灯还亮着,教一切言语动作无所遁形的纯白焰芒使我觉得自己像是什么玻璃柜里待展示的事物,哪怕隔了一层眼皮也被雪盲症似的灼伤感折磨,直至他滑腻的掌心把光遮盖住。

“进来吧。”视网膜上浮现出锈一样红的灯罩轮廓时,我祈求道。

他却不置可否地停下了——说来奇异,空虚使我在实则看不见的情况下越发强烈地感知到他凝视着可耻秘处的眼睛。这一刻脱离了官能,毫无色情意味,仿佛能转瞬消解在存储于默片的霏霏雪雨中。阴沉的秋风拍打着窗户,暖气管道里的杂音和如雨的落叶声无不催人遗忘,或者更确切地说,如变魔术般把人眼下所历悄然转化为记忆中失踪、缺位的事。

“一只快死去的流浪猫,”他的嗓音很低,且像触在我眉心的指腹一样柔和,“放弃自救,不去收容站,连基本的进食都拒绝。”

“不要自以为是了。”我有点生气,“嫖客就该做嫖客份内的事,你当自己是救世主吗?”

我睁开双眼瞪着他,看到他脸上刹那闪现的惊诧和歉意,竟生出些许不可名状的快感,似乎暂时在权力上凌驾于他了。但紧接着一股热流涌向眼眶,我不得不拼命把泪眨回去,这份狼狈使他微微笑起来,他看着我,温情又饶有趣味,像主人看着刚领养的猫。我索性也进入角色,开始颐指气使,要求他立即继续无端中断的前戏。“要么你躺下,我坐着来。”我握住他鼓胀的器官,“莫非你准备留给别的什么人吗?”

“我哪里敢。”他再度分开我的腿,对答如流,心情明显变得愉悦,“想不到你的脾气也跟那缕头发似的……”

“怎么?”

“任性。”

他说完,便长驱直入,甚至没做润滑——毕竟留在里面的东西也足够了。我收缩肠道,紧密地迎接等了太久的结合与重新回到这场性爱的、带有狂欢飨宴意味的破坏力。他的技术远比外表看上去的要好,如车轮碾过打了吗啡的五脏六腑,即便流血,也是极乐。我咬住嘴唇以压抑叫声,后来又像兽类磨牙般咬他的肩膀,竭尽全力,反反复复,直至他那块皮肉不再完整,但他也只是如抚慰般摸过我的脊柱,没阻拦,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我便问,“你不怕我有病?”他说不怕,“否则不会跟街头暗娼滥交。”我想他竟也有亡命徒的一面,莫非是与我同类的那种不可惜死在今日的人吗?思绪转到这里,我记起大约两个月前,新闻里说巴尔的摩发生了几宗妓女被害案,其中一起似乎就在这家汽车旅馆——难怪它现下如此门庭寥落。电视上一闪即过的溅血白墙乍然浮现在我被灭顶情潮冲得发黑的视野,教我不受控制地燃起死欲,宛如从母亲处遗传的精神痼疾发作。这个人会不会是来杀我的呢?我近乎冷静地想。若是的话,倒也算我得偿所愿,但我绝不会一个人死,如那些束手待毙的可怜同行般成为代表软弱和放荡的桃色谈资,我要把凶手带走,这才能缓解墓穴中的孤寂,也免得被某个和我有一半相同DNA的饕餮鬼缠上……想象着与他一起腐烂成骨骸的样子,我不由轻声笑了,我问他你愿不愿意?他问愿意什么?我说去看看地狱。他理所当然地误解了,不假思索便同意,然后换了个姿势,脸上也不再有表情,近乎狂乱的数百击后,他伸手紧扼我的咽喉,停顿,灌溉——

“有点凉。”我说。

“是你里面太热了。”

事后他把我抱到浴室,让我对着镜子看自己被过度使用的洞口,耳语似的说,东方教典中有个概念叫红白菩提。我依然神智不清,腹部像长出了雌性构造般沉醉于收纳的圆满。有些人的命运就是由这根植于悲哀动物性、却误被当作天堂赠礼的虚幻喜悦决定的,我用置身事外的另一个大脑想——唯有如此才能诱导牺牲,种种看似被动实则心甘情愿的牺牲。做母亲是一种被情欲驱使的牺牲(正如我的亲生母亲),做那些被杀的妓女也是。上帝无疑秘密教会了想跟青春和生命保有永恒联系的人自我损耗乃至寻死。然而此处是那个等了我很久的死地吗?似乎并不。波光粼粼的镜面上,这位对我的胡思乱想一无所知的一夜情人正拧开水龙头、端着花洒,细致地用洇湿的毛巾使交配留下的血腥遗迹消失,而弥漫于玻璃板的白色水汽将也渐渐我们一度朦胧如鬼的身影——包括我皮肤上咒怨般的伤痕——吞没了。恰在此时,门外传来一阵其他房客的说笑,电视上则放起贾斯汀·比伯的单曲,顷刻把刑场复原为一出合宜的低俗喜剧。

“你对每只流浪猫都这么好吗?”我啄吻了一下他的下颌,又试着用手在镜子上抹去一些雾,使他那双像是属于冷血动物却异样温存的绿眼睛露出来,“这会让我贪得无厌的。”

“你对’好’的定义可真反常。”

“是啊,我当然不是一般人。”我冷冷地道,“要是你还看不出,就有眼无珠了。”

他挑了挑眉,没接话,唇角却微妙扬起,仿佛在因无奈而忍俊不禁。然后他俯身调了一会儿水温,以颇具绅士风度的优雅手势示意我坐在浴缸沿上,着手给我洗头发。我看得出他不常做这事(或者从没做过),手法虽尽力轻缓,却几次三番扯痛我,以至于我在那漫长的近十分钟里如坐针毡。不过我知道这表态意味着什么——有些超过了。他不必如此向我示好,任何嫖客都不必,而我也从没什么可以回馈他们的。我想起三年前的冬天,我遇到过一个热烈得多的、比我大不了几岁的男孩,那人也是异乡客,固执地说要带我远走高飞,本已讲定圣诞午夜在车站会合,我却临时变了卦,提前半小时坐上另一辆短途火车,花费整月收入独自去宾州度了三天假。

“你是出于什么决定做这行的?”泡沫在发丝间细细密密地蔓开时,他不经意似的问。

“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开始被父亲侵犯,他威胁我说不能报警,除非我想变成饿死街头的孤儿。”我感受着沿眉骨蜿蜒下的水流,居然轻松地说了出来,“很快我就习惯了那种身份定位,随心所欲地将它带往其他交际中。既然都是干这档子事,有钱拿总比没钱拿好,对吧?”

他的动作一顿,又问:“你之前说父亲去世了?”

“是。”

“死因是……”

我想了很久,最终字斟句酌地说:“炸死的。他睡着时,泄露的天然气被电火花引燃造成了爆炸,我本来也该那时死的,提早醒来去外面倒垃圾才侥幸保住一命,你信吗?”

不知是否是热水用尽,发间的触感竟愈来愈冷了。我一直没等到他的答案。按着头颅的手腕微微颤抖,短促地抬起又放下,指尖从发顶捋到耳廓,又慢慢抚过后脑和脖颈,确实是人类对待流浪猫的那种温柔。

返回卧房时,我看见窗外的阴云间已有浅白霞光,下沉的星星在飞雪间忽明忽灭,想来差不多是道别的时间了。他利落地穿好衣服,问我怎样收钱,是用Venmo还是Zelle。我答毕竟是地下生意,保险起见,还是用纸钞稳妥,他闻言略显尴尬,表示这个年代基本没人出门会带纸钞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知道,然后抬手摸摸他的薄唇——“那就给我这个。”我说。他奇怪地望着我,似乎不太确定是否要再接一个吻。

我没理会,径自让手一路下滑,从他的衣袋里抽出打火机和一盒烟,点起一支后深深吸入,踮起脚来亲他。说来也算妙不可言,那股白兰地味还未消散,虽然很淡,但即使混着烟也像湖岸枯草中绵延的忍冬香气一样清晰。此时我仍赤身露体,这或许在视觉上显得太放浪无耻,以至于教看客生出羞赧之心——我能感觉到他的手一度想按在我的臀上,可还没触及就离开了,最后只是虚虚地搭在腰际。

“好了。”肺部的氧气变空后,我说,“两清。”

“你只要这么点东西,反而让我觉得像是被你骗走了什么似的。”

“噢?能骗走什么呢?”我认真想了想,“我又不会怀孕。假使我会的话,你倒真该担心,说不定一年后就有人带着孩子找你承担抚养费,从育婴期一路支付到大学。”

“要是那样,还是我来养比较好,你自己都是孩子呢。”他打量着我的神情,声调若无其事,“明明是你先提,脸却发烫了。”

我盯着他,不快地拖起长腔:“你还有几分钟走?”

“十分钟。”他看了一眼时间,耸耸肩,“要赶八点钟在市区的会议,路途不近。”

“你用这十分钟去便利店买杯咖啡吧,出了旅馆往右转,街角就有一家。”我回到床上,拿皱巴巴的被子把身体裹起来,“再见。”

“宝贝,能不能再对我行个好?”他却置若罔闻地坐下来,稍微打理了一下本就整整齐齐的箱子,“我有个不情之请。”

“服务项目已经结束了——算了,你先说说看。”

“我虽然不是诗人,却有跟诗人差不多的、记录美丽事物的瘾癖——用里尔克的话说,’the beginning of terror which we are barely able to bear’——只不过是用图像。”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又小又旧的相机,看上去是专业型号,可能是在ebay买的二手,“所以我随时带着它。这次出门,本想在会议后拍拍蓝灯区,如果运气好,再拍一场犯罪——然而现在犯罪已经发生了。”

他讲得委婉但够明白,于是皮球被踢到我这边。理论上我不反对隐私照片外流,哪怕露脸都没关系,毕竟被强制拍下性交视频上传色情网站也不是没发生过的事。我一无所有,所以此类影像威胁不到我任何,不过我还是要弄清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插上内存卡,让我看看你之前拍了什么。”我命令道,又补充,“看看你的品位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随即笑着点头,依言照办,仍旧没什么防备的意思。我把相机从他手中接过来,在屏幕亮起后迅速按着翻页键,怀揣一点不可告人的念头尝试寻找是否有其他在类似情形下被拍摄的“猎物”,但是没有,那些画面上布满卡车、银莲花、铁道上碾死的长蛇、猩红的岩石、蓬勃的篱笆与树、垃圾堆中光洁如新的提琴,好不容易出现人影,竟是名衣衫褴褛的街头乞丐,身旁还有就地铺下的被褥,正拿碎面包干喂一群发疯啄食的鸽子。看得出来他是个相当孤僻的人。我眨眨眼,不知为何被共情催出恐慌,连忙将相机递还给他,说我同意了。“想拍哪里就拍哪里。”我尽可能干脆地说,“我现在一丝不挂,刚巧又毫无羞耻之心。”

“不,你几乎是我见过的最害羞的人了。”他用缺乏起伏的喑哑音调说。过了半晌,他把房间里的灯和窗帘都关闭,只留下香烟燃烧的一点光。他按快门的速度很快,我还没反应过来时,照片就完成了。我看见一个表意极为模糊的镜头——大约是我胸腹间最后一根右肋骨的所在之处——一缕烟灰恰好落在新旧叠加的疤痕上,但烟灰看不出是烟灰,疤痕也看不出是疤痕。

“给我留个地址吧。”他已收好箱子,拉上拉链,“照片冲印出来后,我寄给你。”

我想这或许是他在暗示保留后续交集的可能时使用的借口,否则一个电子邮箱就够了。但我不想拆穿,也不想忽视那一刻心脏略为紊乱的跳动。稍作镇定后,我拿起桌面上旅馆提供的便笺和圆珠笔,写下了一个不存在的地址。他没什么怀疑地收下了。

这教我忽而心生愧疚,于是我改变了原本留在这里睡到退房时间的计划,穿好衣服下楼为他送行。我们一起去门卫室还了房卡,站在铺满落叶的潮湿街道上等他约的计程车到来。雪停了,晨光仍很黯淡,四下静得像座鬼城,使这场偷情显得尚未告终似的。我想抬手抱一下他,但指间还夹着快燃尽的烟,便没动作。他应当是察觉到了,又从盒子里抽出一支烟来,埋头借了我的火,也开始抽。两股雾缭绕在雪后澄明清冽的空气,像是再度把我们带回暖黄浴室里那个昙花一现的镜中世界了。

“猜我在想什么?”我问。

“什么?”

“路边停着这么多车,主人想必还在睡觉,我们偷一辆,就能逃到……啊,你的司机来了。”

他犹豫数秒:“下次?”

“好,下次。”

计程车在不甚平整的老路上缓缓停下。当他抬起单薄的肩膀往后备箱装行李时,我已丢了烟蒂转过身,踩着刚完成一个生命周期的树叶清脆作响的尸体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此后我再没在现实中见过他,倒是去梦里相会过三五次,大都是些与生活距离遥远的晦涩场景,历史中的战争或另一个星系的末日,我们几乎不会说话,或者即便说了,醒来时也完全记不清楚。这些梦一度教我困惑,因为在我的客人当中,他远不算最特殊的一个,出现和离开的方式都很平常,我见过那么多更危险或更痴心的,总不至于对他念念不忘。然而我从没梦见过他以外的人。大约四年后,我已离开巴尔的摩,在百老汇演一些舞台剧中的龙套角色,结识了一名经历相似的女孩,曾经是妓女,成年后到纽约做时尚模特。一次工作结束后,我邀请她喝酒,谈起以前遇见的客人,她说到一位出售阔绰却显然身家不干净的南欧移民,我便讲了事关他的那夜和后续的梦境。她好奇地微笑着,晃了晃酒杯中的冰块,调侃似的问,这个人哪里好呢?

“哪里不好呢?”我近乎自言自语,“他的壳子像图书馆给那些大部头统一定做的皮,内里却装着一种常人身上罕见的凶险。有时我想,倘若他真的改行去写作,又愿意把诗组编成剧本,我会很希望演他写的东西——我猜是《歌剧魅影》或《喜鹊谋杀案》一类的东西。”

“你还想见他?”

“不想见。”

我摇摇头,想起那张被他折好放进钱夹里的便笺。他是什么时候发现上面的地址是假的的?又或者从来没有,我转念想。或许他从来没有打算联络我,那个在地图app里收获无法检索的空白的瞬间并未在这个宇宙出现过,所有似真亦假的试探和只说了一半的诺言都是一场格外契合的温存过后的得当手势而已。

酒馆打烊后,我独自去了一家通宵营业的网咖,为摒除还在大脑里作乱的灯光和音乐,重复某个我已进行了几年的活动——趁夜深人静独自观看当初被那些以施虐为乐的客人拍下的性爱视频,同时翻阅一本我下载到kindle的数学书。那一阵我对数论很感兴趣,它里面似乎藏着与人类无关的终极真相,可我总集中不了精神去读。而这时,眼前妖艳、惨烈、充满仅供赏玩的鲜血与哀叫的录像便能令我躁动的神经快速安静下来,它们熟悉又陌生,像个只隐约投映出扭曲影子的黄铜钟罩,也像照运算法则搭建迷宫的万花筒,用那个脱离了时间的“我”的千百种变形把仍存在于时间的“我”密不透风地笼罩住。

等到我终于觉得其所演不过是某个不知名黑洞里的虚幻之事,这些录像的镇静剂作用才失效,我观看的频率自此越来越低,直至彻底停止。那年我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的尾声,一个庸常乏味到令人度日如年的下午,我无意走进格林威治村的一间小型画廊,看见里面正在举办摄影展。那是我这一生真正地、触目惊心地与他重逢的时刻,犹如被谁写好在剧本中一样充满终结的灾难性。展板上介绍,这些照片来自一名已故记者的Google drive,按其遗愿公开,大部分是这位“当代罕有的冒险家与人道主义者”——名叫亚瑟·柯克兰(用《时代周刊》封面常用的碑文似的字体写着),读过华威大学和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曾任职于彭博社,后来为自由创作跟东家解除了雇佣关系——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拍摄于十余个中东国家。根据同行者口述,他跟我的亲生父亲一样死于爆炸,原因是在那些地方司空见惯的、针对平民区的恐怖袭击。措辞肃穆的文字说明仿佛给这个生前无名的纪实艺术家增添了一层为使观众迟来的遗憾得到慰藉而显现的光环,教作品中的黑暗荒蛮与自诩为有灵魂的生物爱纪念伟大事物的秉性相得益彰。我百无聊赖地一张张扫视过去——清真寺前的骨骸,谷仓中的人腿,与轮胎一同被丢在路边的私刑道具,住在墓地的流民爬满臭虫的衣物和坟上的鲜花,以裹尸布为礼服、举办圣歌合唱的疯人院——有一瞬不由出神地想,在上帝眼中,报废后的人不是很像后厨里油腻的一次性餐具吗?细看起来,只有一张与死亡无关。

是他为我拍的那张照片,裱在不起眼的小尺寸画框里,挂在柱子背面。在白昼的光线下,那块无法复原的皮肤看上去像铺着一片细砂的土地,表面有地质活动、陨石和太阳风暴带来的坑洼。与周围的作品相比,它的氛围温和、安宁得古怪。一个据说来自原文件名的、如休止符般的长标题印在旁边的简介上——“旅人光顾了一颗并不是目的地的小星球”。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