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法時代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

某一天,炸彈從天而降

  • R
  • 警察x少年犯
  • 角色死亡預警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小的镇上,人和人都有很多次偶遇的可能。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二十五岁时,孤儿院发生了盗窃案,我接到报警去执行任务,临走前在门口的草地上看到一个天使似的金发孩子。他那时还不到我的腰高,瞳色是绣球花那种柔软的蓝,穿一件带荷叶边和蝴蝶结的白色儿童睡袍,看起来是很廉价的布料,在他身上却显得精致,像甜点上的糖霜、蛋糕上的奶油,或童话书的插画里小公主的裙子。他正坐着翻一本破旧的童话书,也许因为不认识几个词,翻得很慢很慢。见我走近,他一点也不怕生地抬眼看看我,又拉住我的手说,我看不懂,你念给我听好不好。

其实我急着回警局工作,没有太多时间,但也许因为他的神情太无辜可爱,我竟鬼使神差地同意了。于是我也在草地上坐下,把他抱在膝上,然后闻到了烤松饼和玫瑰蜜酱的气味,说不清是来自门外街道上小贩的推车,还是来自他的皮肤。

他的眼睛像一望见底的透明湖水,听到故事精彩处会浮出彷佛水鸟扇动翅膀掠过时划出的波纹。半小时后,我告诉他自己不得不走了,他吻吻我的脸与我道别,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以后能不能再去看他,我说好的,他又说警察真是温柔的人,他将来也想做个警察。我笑笑,没当一回事,孩子们这些心血来潮的所谓梦想我听过太多了。

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心血来潮罢了。他后来非但没成为警察,还进了管教所,成为了这个镇子的案件卷宗里很多年都不会有人超越的天才罪犯。之所以去的是管教所,而不是监狱甚至电椅,只是因为他犯下那桩案件时,年龄才不到十二岁。

那时他已不住在孤儿院,搬到了一间废弃的仓库里,靠政府的补助吃饭和上学。他九岁那年,被孤儿院里一些较年长的孩子欺负,因为性格倔强,不会服软,最后弄到满脸流血地住进医院,据说还有一些不轻的内伤,并从此失去了听觉。出院后他怎么都不肯回孤儿院,自己跑到这间没锁门的仓库,蜷在地上睡了几天。仓库的主人是一间小工厂的老板,看他可怜,便同意收留他住下,还给他安了一张小床、一套桌椅和一盏灯,有时也会拿点吃的东西过来。当然我得承认,自那一面之缘后,我并未履行诺言去看过他,更确切来讲,是很快就在忙碌的生活中将之全然抛诸脑后了,这些事都是我很久以后通过查案才知道的。

失去听觉后,他几乎不与人交流,也不再有什么朋友,一改过去活泼爱闹的脾性,变得与自闭儿无异。他脑子很聪明,什么东西都一学就会,在学校里经常旷课,然而考试成绩仍然很好。进入中学时,他用奖学金买了一台二手电脑,然后便整日整夜呆在仓库里,把多余的精力和天分都用来研究一件怪事:炸弹制作。

一年后,他的炸弹爆炸了。事发地点在一家人流密集的超市,最终造成二十多人死亡,其中不巧有我的妻子和刚满六岁的女儿。

我无法描述当时的痛苦——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毁于一旦,精神也变得不正常,几乎每周都必须去看心理医生。警局让我避嫌,不要参与此案调查,但我发誓亲手抓住凶手,如果可以的话,杀了他。

很长一段时间内,调查都没有丝毫进展。超市的安保人员被反复问讯,监控也被一帧帧查看,可疑的客人都被要求提供不在现场证明。他的身影在前一天晚上像流浪猫一样短暂地出现又消失,但从未有人怀疑。谁会怀疑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呢?

直到小工厂的主人来报案,说自己在仓库里发现了一些像炸弹制作材料似的奇怪物品。

但是证据仍然不足,同事几乎都要放弃了,只有我一意孤行地穷追不舍,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亲手逮捕了他。他被我戴上镣铐时,一语不发,也可能是因为长期失聪而失去了说话能力,只有一双灵动依旧的蓝眼睛惊讶地睁大了。

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说,只是想听到什么声音。问话和答话都是用笔写在纸上的。一个同事很愤慨,把厚厚一叠被害人资料推到他面前,让他看清自己出于这种荒诞的理由造成了怎样的灾难。他不置可否地眨着眼,唇角甚至泛出笑意,直到翻到我妻女的那一页时,手指在照片上停住了。那是一张全家的合照。

我再也无法忍受,独自退出了审讯室。

阿尔弗雷德・F・琼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孤儿院的档案里有关于他身世的一切:父母不详,于十二年前被遗弃在河边。短短一行,再无其他。

我把自己关在黑暗的房间里独自看了很久他那天在学校的监控录像。炸弹爆炸时,他正在吃一块随处可见的泡泡糖。泡泡在他形状优美的唇间吹起,膨胀,啪地破裂。在那一瞬间,他露出了一个天真又残酷的微笑。这恐怖的一幕几乎让我发疯——我感到自己的神经和那个泡泡脆弱的淡粉色表皮一起绷断了。

我从未如此痛恨过程序正义。我无法让他偿命,甚至无法阻止他只在管教所呆了四年便因为表现良好重获自由。自从他出来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一分钟是安宁的。

我开始不能自控地暗中关注他的消息。

他不再去上学,也没有收入来源,但似乎不怎么缺钱,住在一间二层阁楼上,按月支付房租。我去那个街区打听,才知道他现在自愿跟任何人上床,只要对方付给他足够的钱。

但谁都知道他犯过罪,又猜测他在管教所就已被侵犯过,于是达成一种默契的共识:他只是个泄欲工具似的存在,不配被当人看待。他的客人们肆意在他身上尝试诸般花样,至于付钱则全凭心情,就算完全不付,他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幸他们认为自己还算好心,不至于让他饿死或流浪街头。

我听了这些,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突然很想与他再见一面。但他的阁楼黑着灯,按铃也无人应答,我就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着等他。等了一整夜,到即将天亮时,他才终于出现,也许刚从一场见不得光的交易中回来,步伐还不太利索。

他看到我,怔了怔,做了个口型,似乎是想叫我警官先生,但没有发出声音。

我跟在他后面走进阁楼里。门一关,我就拽着他美丽的蜜色金发狠狠撞在门板上。鲜血立刻从我的指缝间溢出来。

他细细地惊呼了一声,那嗓音不像人,倒像某种濒死的动物。

他拼尽全力挣脱开我的钳制,跑到桌边拿了一张纸和一支笔,在纸上写:你是来杀我的?

我有些茫然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干裂的嘴唇忽然吻在我的唇上。

然后他使尽浑身解数地引诱我,用柔媚婉转的肢体、丝滑的口腔内壁和可怜地掉着泪的干净眼睛,直到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做了也许我在心底渴望已久的事。我想说服自己这是惩罚,但我知道并不是,至少不尽然是。他的身体的确刚被使用过,遍布淤痕,仍然非常易于接受,我没费任何力气,而他的反应也很平静,几乎让我觉得有点难过。被我狠狠贯穿时,他竟还能趴着写字:你与你妻子上床时,也是这样的?

我停下动作,回了一行:是的,所以你再给我生个女儿补偿我吧。

他认真地写:我不会。

我又回:也是,你现在比我女儿也大不了多少,假使她还活着的话。

发泄在他的身体里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像想象中那么恨他了,甚至忘了他可能有传染病这件事。

事后我在他的房间里走了走,想给我和他找杯水喝,居然又看到一些制作炸弹的材料。我怒极反笑,用戳破纸面的力道在纸上写:死不悔改?

他却突然红着眼睛瞪我一眼,像小孩子闹脾气似的,抢过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床下的废纸篓里。

我又拿出一张新纸,问他今日的行为有什么目的。

他写,我记得你的眼睛,一辈子都忘不了,然后凑过来,很缠绵地吻我,手却没停下,又加上一行:真想弄碎它们。接着他歪头盯住我看,发出一串神经质的荒凉笑声。

我在心底默默说,不巧我也是。一片错乱的视野中,我看到撕裂的绣球花瓣从他眼中浮起来,觉得我必定是被他传染也变得疯狂了。大约就在半小时前,我还在想要问问他是否愿意上大学,过正常的生活,说如果他不再作恶,我可以像个圣人那样既往不咎,资助他学费和生活费。但此刻我恍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早已是两个一无所有的人。

他才十六岁,就一无所有了。不,他从出生起就是个除美好外表一无所有的人。他的出生完全是个错误。我不可能让他获得正常的感情和道德观念,而我自己以往牢固建立的那些也在被他破坏。

我放弃与他交谈,把口袋里所有的纸币卷起塞进他下面红肿的洞口,穿好衣服起身离开。那些钱是我在来的路上刚去银行支取的工资,至少足够他吃一个月的饭了,我想。我把他赤身露体地丢在床上,计算着自己岌岌可危的储蓄走到门口。就在我扭动门把时,他明明应该听不见,却不知为何猛然回过头,以一种与十几年前毫无区别的纯洁神情望着我,用口型对我说再见。

然而第二天,警局就接到他的死亡通知。

死因乏善可陈,是吞服过量安眠药中毒。我作为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被调查了几天,又很快洗清嫌疑,只收获了几位同事震惊而欲言又止的注视。上级说他是自杀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们无法理解我与杀亲仇人性交的行为,会评估我的精神状态是否能继续胜任这份工作。

我看到他的尸体,衣装整齐,连头发都打理得清洁顺滑,竟是他此生最体面的样子。

现场调查人员说,他死去时,那些炸弹制作材料旁放着一张字条,笔迹潦草。

——这都是没完成的。我再也做不到了。

警方认为它是一个反社会者因失去作恶能力而绝望写下的遗书。虽然令人悲伤,却也是上帝做下的善事。

一周后我辞了职,去了另一个城市,只有每年他忌日时会回来看看,给他带一点玩具、糖果和童话书,郑重其事地放在那座不起眼的墓碑前。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心里还是个小孩子,会笑和撒娇,散发出烤松饼和玫瑰蜜酱的香味。我几乎忘了那些痛苦的事:炸弹、泡泡糖,还有性。

我想教育他,让他好好长大。我想让他做我的女儿,替代那个被他杀死的真正女儿。时隔多年,他尸骨已寒,我终于能痛快地承认这一点。

但我又总是冥冥中觉得,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既已确定了开端,不论选哪条路径,都会走向同一个终点。

我无数次遇到他,爱上他,放弃他,忘记他。他在黑暗里无助地喃喃自语,我听不见了,想听听什么声音,任何一种声音。然后某一天,我抬起头,炸弹从天而降。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