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本
- G
- 致1899年
- 英國-委內瑞拉邊境仲裁案，G文
那一年，我犹如生活在云中。脚下的土地是暂时的，边疆在陆与海延伸至不可见处，社会本身也处于旧地基和待建物之间朦胧的界限。自春末起，被血液里热病般静不下来的嗡嗡声驱赶，我不停奔波：从关岛乘蒸汽船到马尼拉，再到香港、檀香山、旧金山，搭联合太平洋铁路返回纽约，休息半月又沿东岸南下，穿过佛罗里达湾去哈瓦那。这回的身份是记者——非官方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张特别通行证使我得以在合众国刚获取的“势力范围”胡作非为，而当我跟农场主就制糖业投资夸夸其谈时，在无数关于“复苏”与“独立”的陈词滥调间听说了新的东西：债务，即将影响加勒比经济，不是古巴的，而是委内瑞拉的，以及奥里诺科河以东一块开采出金子的区域正发生的领土争端。“英国人已进驻埃塞奎博，修路、埋雷，一副这是他们地盘的样子”，一位同事说。我笑笑，漫不经心地答，“英国人总是这样子。”继而，在军政府旁听的一场会议终于教我被迫回想起局势的严重性——那是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的事了，不知为何已完全被我抛诸脑后——一八九五年夏，奥尔尼照会发出，要求英国接受委内瑞拉的调停请求；十二月，总统克利夫兰在国会发表演讲，表示若英国拒绝谈判，美国愿意动武。似乎这是基于门罗主义（至少明面如此）或联邦政府对中南美日益寄予美国的反殖民厚望的利用。我没过问来龙去脉，他们也没让我过问，所以我几乎不记得那句荒谬而自负的话了——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practically sovereign on this continent, and its fiat is law upon the subjects to which it confines its interposition.”
奇怪的是，诸如此类对美国作为西半球（从一九四五年后的发展看，实则是整个世界）终极裁判者持有显赫命运的宣言使我常像皮球泄了气，愈发畏惧以血肉之躯搭建空中花园的臆想。我年纪仍算轻，“事业”也蒸蒸日上，但无疑已难以如扎根于圆形大厅的参议员或坐在交易所敲打算盘的银行家一样对特定世代的政治坚信不疑了。因而不得不牵涉其中时，我更倾向于做个对因果关系的记录员，任由随便什么人充当法官——这是我第一次找到适于自己的角色，尽管日后出于偶发的狂妄或必然的退让反复推翻了它。无论如何，拿到开庭的确切时间后，我立刻动身赶往巴黎，混在讲英语的人流间入住里沃利街的一家旅馆，有时边窃听边写稿，有时喝酒抽烟。等待开庭的日子里，我在观察英国人，英国人在观察委内瑞拉人，委内瑞拉人在观察美国人，各怀鬼胎地猜测谁会在圭亚那冲突上先眨眼。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现代人称之为仲裁，但并不存在中立的裁决——毕竟谁也无法坐在谈判桌前而不带目的。会场里，政客和法律顾问用手指在桌布上划线，每一笔都掺着旧日地图上未标记的血痕；外面，巴黎正在被建设——为了万国博览会、正莅临的下世纪、尚作为概念存在的未来，而未来必将证明过去是一个错误。大皇宫的铁骨耸立在林荫道上，脚手架倚着半成品的外墙，工人在塞纳河畔的泥泞中跋涉，为地铁铺设轨道。夜晚，煤气灯在一堆堆石头和钢筋上投下蠕动、盘绕的影子，像在暗示无机物的情欲潜藏着生死循转。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忒修斯之船的感觉，仿佛随时会裂断，然后重新组合成某个面目全非的图像。
烧过的煤、湿铁、牌局、旧雨的幽灵……那一阵子，我不务正业地披着自认为周全的中立伪装在第六区的水雾间游荡，却被一个突兀揭开帷幕的声音打断了。
“我的确见过你。”圣塞韦兰街的子午线酒吧，一位自我介绍叫让·W·桑斯福尔特的华发老人用带异乡人口音的法语说。他坐在漆黑的窗边已经有一会儿了，一瓶酒在桌上，杯子里还剩三分之一，手指搭在杯口。我讶异地打量他时，他看了一眼门楣上磨损得仅剩M和d’Or的漆金字母，语调略含困惑，“不过不可能。”
“大约你记错人了。”我低头拨弄杯碟里的烟灰，假装心不在焉，“什么地方？”
他并未坦诚回答，而是耸耸肩，轻声嘀咕一句不相干的评判：“你是美国人。”
“这取决于另一方的立场。”我迟疑着说。
“我理解。”他点点头，“斯多葛主义……‘世界公民’的适应性。”
“你到底是谁？”我丢掉客气，变得直截了当，旋即又听出自己的措辞间虚张声势的意味，因为我发觉交谈的核心指向的并非他的身份，而是我的。他认出我了——或者说出了某个我——这个念头令我不安。
“一个还记得美国人曾经对一两片海域外的地方没那么多关切的人。”他笑起来，“好了，孩子，不管怎样，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朝我压着钢笔的硬皮便笺本比了个手势，“我这儿有个新闻，可能会助你扬名立万的那种。感兴趣的话，周六晚上七点后到学校找我。”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有三行小字，显示主人来自声名卓著的巴黎政治学院，讲授殖民地理学：“Jean W. Sansfort / Professeur de Géographie Coloniale / 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我用手指夹住，试探它的重量和弯折后的抵抗力，判断材质——胶版纸，凸版印刷，墨迹磨损，深入纤维内部。我记得这种工艺在十九世纪中期很常见，现今已被石版印刷取代，意味着眼前的卡片大概率有二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我将它转向烛光，辨认出浅浮雕状的、政府和学界爱用的迪多特衬线体。
“我是被安排在那里的。”他解释道。
“‘安排’？” 我生出了几分探究欲——一个教授通常不会用这种说法，除非他的本职是其他什么身不由己的行当，“你原先在哪个系统里？”
“很久没人问过了。”他作出惆怅的样子，“下回告诉你吧。我的办公室是主楼302号。周六见。”
然后他便走了，步伐拖沓地推门而出，近乎笨重。
周六来临时，我差不多已忘了这件事。遇见他那晚，我用手指翻了几遍这位怪人的名片，最后却顿感索然无味地将它丢在书桌上，埋在多日积攒的笔记和新闻纸下面。我说服自己当时的异样感觉微不足道，无出于舟车劳顿、酒精过量和熬夜厉害带来的神经过敏。诚然，他是一个有故事的老人，可我没有多余理由和同情心去追寻任何倾诉欲过重的人的故事，即便在某个已无印象的场合同对方有过一面之缘。
然而六点刚过，我就站在巴黎政治学院圣纪尧姆街的石雕拱门前了。煤气灯在秋日的黄昏中闪烁，火色与落叶难辨彼此，大厅一片幽静，没有讲座，也没有匆忙的学生，仅能听见远处偶尔驶过的马车发出节奏如钟表的“嗒嗒”声。在前方镶嵌深红木板的昏暗长廊里，我看见一个略显局促的高挑身影。
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倚着一扇敞开的大教室木门，正专注地读一本书。
“打扰一下，”我说。
他抬眼看过来，神色稍慢半拍，似乎很惊讶还有其他人在旁边——那天我穿了法兰绒衬衫、粗呢外套和高筒皮靴，没系领带，明显不是学校里的人。
我问他是否认识桑斯福尔特。
他小心翼翼地确认，“桑斯福尔特教授？”
“是的。”
“噢，他在公共法与政治学系，很久了。我想他是法国人了，但以前不是。起初，他是英国人。叫约翰，不是让，来时改了名字。”
原来如此。
“他今晚在吗？”
“应该在。你是客人？没有多少人来看他，课外也没有。”
我点头致谢，继续沿走廊往前走。
302室出现在一幅穿法官袍的朱尔·法尔夫肖像画旁——门虚掩着，没有锁。我推开门，里面空无一人。比起办公室，此处更像一间静穆的书房：根据我对世间各类角色粗浅的了解，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思想中时，他会把自己关在这样一个地方，而外面的世界由此退化为不过他事后的梦境。钉在两侧墙壁的书架由棕绿色木头制成，书名大多是法文、拉丁文和英文——宪政论著、普通法史、法哲学，按版本新旧排列。一个格子摆满埃德蒙·伯克，另一个格子摆满托马斯·潘恩，似乎收藏它们的人尚无法决定是拥护还是否定革命。我忽然想起普法战争和法兰西第二帝国才结束二十八年。
角落里的小玻璃柜摆放着一套勋章，表面有些划痕，藏在一排面对开本后面，折射出黯淡的反光。我认出一枚维多利亚十字章和一枚土木工程师学会设立的特尔福德奖章，但很难识别来自哪场战争、哪项任务——没有铭文，也没有附带的牌匾。“约翰·桑斯福德”，我低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构想他凭空中止的军旅生涯——曾是某件事的一部分，却在某一特定时刻变得不方便了。为什么呢？他显然不上阵杀敌，而是位学富五车的工程兵，负责筑道、架桥、测绘之类的；青春时代，他或许在克里米亚的前线工作过，随后去往……
思路在这里断了。
我看了看表。七点零九分。
他理应已经到了，可是没有。我困惑地踱了一会儿步，回到书桌前。他的文件一摞摞摆在上面，于是我忍不住伸出手——这感觉有点像非法闯入。教我惭愧的是，我战胜不了好奇心的弱点正在那个年纪愈演愈烈。就这样，作为技巧越发娴熟的窃贼，我迅速浏览了二十几页——课程大纲、备忘录、学生作业、论文与书籍章节的草稿，再普通不过。翻到下一层时，我终于找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一张凌乱、折痕遍布的手绘地图——至少打眼看上去像一张地图。起初，这对我毫无意义。一定的军事训练使我能够理解代表山脊、河流、植被的轮廓线和符号，但它们仿佛拒绝排列成连贯的东西。直至我倾斜纸张，看见第二组半被抹去的铅笔线条，事情才了然起来。那是一条界线，与第一组时而交错、时而平行——
奥里诺科河 埃塞奎博
一组来自舒姆堡克勘界档案关键词跑进了我的脑子里。随即我辨认出卡约尼山和更多重要地标，意识到这是对英属圭亚那的某一版勘测。而且，它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边界并不在如今被认为在的地方。
我花了一点时间来处理它，根据记忆比对正躺在这些天收集的资料中的、即将被摆上仲裁法庭的版本——差异很微妙，是肉眼难察的细小偏移：这里只有几度，那里只有一个河弯。合在一起，它们的影响就大得多了。也就是说，若其为真迹，则蕴含着英国将宣称拥有的土地不断扩张的小把戏之一……在战场和谈判桌以外，仅通过机械的测量行为，悄无声息。
我慢慢呼出一口气。这就是他消失的原因。
我又往下翻了翻，试图寻找关于地图来历的线索，探究它为何出现在此时此地，却一无所得。唯一有价值的收获是一封私人信件，给沙拉梅尔出版社的，已经封口，还未贴邮票。寄件人的地址写在信封左下角：
让·W·桑斯福尔特 杜洛姆路11号
我誊抄了一份地图，折好后塞进大衣内袋，又等了四十多分钟。到八点一刻，我相信他今晚不会来了，便失望地走出校门，回到有浓得近乎泛甜的腐水四散流溢的街道上。巴黎在一小时内就冷了下来，灯火如蚊蚋般嗡嗡作响，一股潮气在石头间升腾，带着铁锈味。不知道是口袋里的地图还是办公室的孤寂氛围让我的内心起了变化，次日早上，我作了一个计划外的决定：去看看他的房子。事后想来，很难说那是不是个好主意。
黄铜门牌有些年份了，建筑外墙斑驳，窗棂处的灰泥宛若老骨头一层层剥落，藤蔓淹没了破碎的雨槽，大门和他的办公室一样微开着，既像偶然，也像特地为来访者留下。我跨过门槛，靴子在不平的石头上发出刮擦声。刹那间，我有种不吉利的感觉——确切地说，是冰凉得令人发指的、身处不适当之地的确定感。似乎连空气本身都在抗拒我。
我转身要走。
正在那时，一只手抓住了我——干燥、果决而熟练，掩住我的口鼻，使我来不及吸气或呼喊。我被拉向侧边，进入门厅的阴影。低沉的声音传来，有些紧张，近乎带着歉意。
“别喊。是我。”
亚瑟·柯克兰。
我们彼此凝视，僵持在谁也没预料到的窘迫局面中。他看起来称得上老了，如同那位八十岁女王的容姿诡秘地附着在了国家意识体青年男性的身体上，眼睛周围不再那么锐利，也不再那么有趣。更多的是——什么？倦怠。试探。错愕。不确定。有一瞬，我甚至认为他在怕我生气。他身穿猎装外套，臂弯夹着帽子和手杖，让人想起柯南·道尔的小说里侥幸活下来只为被牵绊进下一场谜案的角色。
“他死了，”他说。
我眨了下眼。
“死了？”
亚瑟·柯克兰点头：“大约发生在昨夜，说不清是自杀，还是——别的。”
“你干的？”
他发出一声简短而毫无幽默感的笑声。“拜托，我不会浪费功夫谋害一个半死的人。我得到消息，他正试图联系你。这就是我来的原因。”
“从哪里？”
“外交渠道传来的一张便条。不是官方的，不怎么干净。上面提了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我们十几年没见了，时间太长，任何话题都失去了根基。曾把各类事情连结在一起的因果关系统统不再成立了。
见我沉默，他才记起这里应当有隔阂存在似的，问：“还好吗？”
“很好。”
“你变得温和了。”他表情古怪，像在看一个经过持久猜忌后终于被证明背叛他的东西，“这和作为国家的美国近年给我的印象不太一致。”
我忽然有些不耐烦，推开他，走入门厅，来到教授生活、工作和等待被发现的地方。“你不能阻止我进来。”我平静地说，“哪怕有禁令，也该警察下达。你报警了么？”
“没有。”他皱起眉，“我不想卷入麻烦。恐怕你也不想。”
此时，卧室的尸体已出现在我的余光中。死者仰面朝上，眼睛睁着，唇色惨白，胸口一大片深色的渗血浸透了睡衣的前襟，宛若一件被丢弃的衣服摊在黑暗的地毯上。周围的家具井然有序，没有擦痕，没有揉皱的布料或翻倒的椅子，说明他未经抗争就毙命了。然而，布满细灰的橱柜顶部隐约可见一道手指扫过的轻印，桌面上几本平装书摆放得也不自然，让我觉得是被谁匆匆翻找过又复原了。
“我们必须报警，”我尽量用不容置辩的语气说，“如果不掌握主动权，法国第二局以调查间谍罪的名义涉入，情况会更糟。”接着，我斟酌措辞，向身边的不速之客求证第一次看到地图以来一直想知道的事情，“对了，柯克兰先生，桑斯福尔特教授是否过担任过英国军队的测量员？你们的人——英国情报部门——最近是否有理由关照他？”
“我想是的，”他全无隐瞒的意思，“多年前，他在皇家海军水文局，后来转入预备役，再后来以私人顾问身份承接过政府测绘项目——不止英国的。但最近呢？没有正式合约。不过最近，‘正式’是一个越来越模糊的概念。”
“我明白了。”我说，“待在这里，我稍后回来。”
我的直觉驱使我立即回到政治学院的302号办公室，在第二个人到那里前——或许已为时太晚——将地图的原件也取出来。我突然心如明镜似的感到，作为与仲裁议题高度相关的证物，它在绘制者离奇死亡的前夜出现在我面前绝非巧合，不然教授专门寻找我（无论我在他眼中是谁）还能了为什么理由？讽刺的是，这位退隐于故纸堆的帝国工程师憾恨早年做了亏心事想弥补时，竟天真得与委内瑞拉人殊途同归，愿意相信只关心能拿自己在中南美的话语权交易多少好处的美国人会细究其中公义。第多少个了？——我心烦意乱地想着——是谁杀了他？下一个的下场会不会也是如此？
我抵达办公室时是在十一点一刻，烈日高照，房间仍维持原状，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确认无人注意到我——我猜，即使监视教授的势力派了人跟踪我，也尚无打草惊蛇的意思——便把那张纸妥帖地装入一只空文件袋，带走了。当时正是课间，三五成群的学生稀稀落落地从一个教室走出来，微笑着相互交谈。我心血来潮地决定再去收集一块拼图。
“请原谅，”我说，“我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在做一期特别报道，调查德雷福斯事件对第三共和国外交处境的影响。桑斯福尔特斯特教授同意为此提供评论，但他在敲定的采访时间爽了约。请问你们有谁碰巧知道他的行踪吗？”
学生们面面相觑。“他大多数时候深居简出，独来独往。”最终，一个有雀斑的卷发年轻人小心地说，“你可以去他家里找他——杜洛姆路和拉斯帕伊大道交叉口处的一幢三层房子，我们有课业问题请教时，偶尔会登门拜访——如果他不在那儿，也不在卢森堡公园散步，就是去看望女儿了。他的生活和发条钟没有区别。”
“他有女儿？”
“是的。伊莉斯·桑斯福尔特，在学术界有些名气，也研究地理学，刚发表了一篇关于撒哈拉商路变迁的论文。去年我在教授主持的沙龙见过她一面，他很为她骄傲。”
“多谢。”我礼貌地说，“这实在帮了大忙。”
我匆匆赶至旅馆，地图平放在大衣衬里和肋骨之间，有如一个秘密的器官，跟随某种不来自我的指令而跳动。我把它藏在抽屉的假底下面——这是我在马尼拉学到的技巧——然后回到现场，暗自希望我的表情和离开时一样茫然。柯克兰报警了吗？我猜测着。如果是，那幢房子会被黑衣警察封锁起来，我的造访也会被记录在某个我永远见不到的簿子上；如果否，沉默本身便说明了一定问题。
他没有。
街道和我离开时一样，仅仅多了些人声：一位左眼失明的乞丐站在街灯下，手风琴如泣如诉，一名学生学生穿过广场，口中咕哝着“la lutte continue”。没有警笛和警戒线，门仍虚掩着，空气中弥漫开湿纸和干血的味道。这座城市还没有注意到让·桑斯福尔特的死讯。
我在玄关处找到了亚瑟·柯克兰的手杖和一张整洁的字条。“无法久等，忘见谅。”上面写着，“有迫切且棘手的事待办。回头再见。——A.K.”
我不以为意地笑了一下，考虑片刻后，独自前往位于圣叙尔比斯广场的第六区治安分局。
接待我的官员是个心不在焉的中年人，袖口沾着墨迹，眉毛透出怀疑。
“是吗，有人死了？你说地址是……”
我事无巨细地重复了一遍案件的基本信息，他则用一支短铅笔潦草地写着。我自报姓名，出示证件，口吻传递出恰到好处的焦虑和专业性。“也许他太孤独了，”讲完后，我耸耸肩，以美国人特有的不知轻重评论道，“以至于当死神来临时未经挣扎。”我避免提及血迹——让他们自己去看吧。
一系列问题随之接踵而至。两个新加入对话的、长官模样的男人轮番寻根究底：我是怎么认识桑斯福尔特教授的？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是否觉察到近期围绕他的胁迫、冲突或不合常理的行为？为了保持可信度，我提供了片面的事实。走出警局时，我开始担忧自己很快会被发现了解得太多且涉入得太巧、却没有理由该如此。
于是我决定采取行动——因为谎言在假装不是谎言时是最脆弱的，但当它们微笑着前倾、说出“故事全在背面”，即可冒充真理。次日我发了一封信，匿名，通篇使用打字机，从马恩河畔一个村庄的邮筒寄出。我从未去过那里——妥帖的乔装保障没人可以发誓我曾去过那里。这是一封写给《费加罗报》编辑的短笺，语气奇异地谦恭，仿佛来自某个不谙世事的学生或象牙塔里一文不名的教职员。信中说，让·桑斯福尔特一度着手于一项推测性的工作——殖民地边界重划，不是真正的提案，只是理论，在与一位资深学者发生分歧后被搁置了。这暗示着苦涩、误解、以及丢失的文件（如果存在的话）早在对任何人有用之前就便被遗弃了。它为这次打扰表示歉意。
晚上回去后，我从前台得知有人来旅馆找过我——大约在午后一到两点，一位英国人，穿戴邋遢，举止讲究，没留下名片。他听说我外出了，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马丁报》，请侍者转交给我。接过那份报纸时，我一时没看出端倪，直至翻到第三页，发现有一处广告中的几个词被圈了起来——用类似火柴棍的钝边刻出的凹陷——“Café de Flore，7:15。”
矫揉造作得近乎滑稽。
“你迟到了。”
差五分钟九点时，我在打烊的咖啡馆几个街区外的长椅上找到了他。他把帽子压得很低，装束堪比流浪汉，就像心血来潮想演一出情景喜剧似的。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终于显得窘迫起来，从雨伞中拿出一支烟斗，变魔术般倏地点燃，使一簇蓝调的火苗跃动在浸满银杏暖金色泽的秋雾中，“今天去跟几个罗马尼亚来的巫师同行会面了，不得不入乡随俗。”他不快地扯了个谎，“一些道具需要维修。”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了。”我没理会他的把戏，径自说，“无论作为记者，或是——”
“你在做你分内的事罢了。”他摊开手，“我也是。”
“你也是？”我笑了，“是指在这儿迂回地查验我是可以交易的对象还是有待处理的麻烦？”
“不，不，”他严肃地说，“阿尔弗雷德，你明白，你我早就过了需要在每年发生三四百起的技术性政治事件上纠缠彼此立场的阶段，而不管是事件枝节抑或主干的走势，无一轮得到我们凭心愿去干涉。我到这儿来，有两个原因，都无关圭亚那。”
我没说话，只往椅背上靠了靠。
“其一，对于困扰你的约翰·桑斯福德之谜，我有一点答案告诉你。”他用指节叩了一下烟斗，使蜷曲升起的烟雾散开，“你一直想不通他为何选中你作为公布某些陈旧秘密的帮手，对吧？原本我也一筹莫展，但昨天，当我在他遇害的房间呆着，百无聊赖地观赏五斗柜上他和女儿的合影，突然记起了这张脸——他女儿的脸，想必也是他自己年轻时的脸——我们曾在伦敦见过。那是一段不可重来的美好时光，用罗伯特·勃朗宁的诗句形容，‘我下了命令，她的笑容随即永远消失’……”他以令人厌恶的腔调朗诵道，“是水晶宫，一八五一年夏天，阳光射向南墙，照亮玻璃，直到刺瞎人的双眼，带来谁都不曾要求的真相。记得吗？你携柯尔特自动手枪和麦考密克收割机来到海德公园，装作不认识我，只跟跟机械馆的普鲁士人插科打诨，样子像一个穿着借来的外套的男孩。”
我屏住呼吸：“然后呢？”
“桑斯福德先生也在——并不是他后来那样，驼着背，满脸疮痍，用沾满烟草的牙齿喃喃自语，而是干脆利落，身穿隶属于海军工程部的少尉制服，名字缝得过分整齐，以至于看上去不适合承平时期。他弯下腰，从上锁的箱子里拿出一种新型的光学经纬仪——磁化的黄铜圆圈上刻有度数，度数非常精细，当呼吸太近时，它会如雨点般闪闪发光——他反复敲着箱子，一下，两下，就像因不确定里面是否是空的而试验性地敲棺材盖一样。换班期间，他参加了‘技术互访’，去看你的自走式播种机，说从未见过真的玉米田，然后你们聊了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交谈很诚挚，甚至充满希望。那天晚上，有人说他被调到了科孚岛或毛里求斯，也可能是其他一些地图长牙的地方。四十八年来，我再也没想起过他。”
“四十八年后，他不再忠诚了。”我总结道。
“令人遗憾，”他望向头顶的星星——金牛座的橙红之眼毕宿五正如熊熊燃烧的预兆般在东南方低空闪烁，“以至于我不免怀疑你的该隐记号是不是一种稍加接触便会引起传染的病症。”
“我谨祝愿未来的症候群越来越庞大。”我说，“不臣之地与日俱增，对吗？听说最近特兰斯瓦尔拒绝了张伯伦的最后通牒。布尔成为了帝国无法消化的肿块……”
“战争一触即发。”他直言不讳道，“你很痛快？”
“我可没这么说。”我换了话题，“对了，其二是什么？”
“嗯？”
“你说你来这儿有两个原因。”
“是我想你了。”他平淡地说，“莫名其妙地，跟美国人打交道的场合层出不穷，却总不见你的影子。我甚至想，你是不是跑到哪里死掉了？鉴于——正如目前的情况所印证的——你似乎前所未有地被腐肉吸引着。认识幽灵的人爱说，冥府的能量会经由宿主迅速扩散开。”
他的目光追随着一只沿衣袖往上爬、又在中途猝然停顿住的甲虫。我蓦地想起，这是一八六三年我用过的那些钉子使他受伤的部位之一。
“原来如此。”寂静笼罩了我们许久。
我正准备起身离去时，他重新开口：“再聊几句桑斯福尔特教授吧。你觉得谁最有嫌疑？”
“熟悉的人。”我不假思索地说，“他不会离陌生人那么近而不自卫。”
“所以不是我们的人？”
“不是。除非那人潜伏技巧高超，混成了教授的老友，而我打听到他没有老友——此外，这位杀手的业务能力堪忧。英国军方和外交系统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假设你们认为他手上的资料威胁大到了非灭口不可，又怎么会疏忽到取走赝品、留下真品呢？抱歉，我大概忘了说明，他计划给我的东西在他死后十来个小时都安然无恙地躺在办公桌上——其实我本想瞒着你这一点，但意识到肯定瞒不过。总之，哪怕由于学院夜间会锁门导致行凶者无法进入，他仍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
“这么说，你是依据设想中的目的和实际情形的矛盾排除了专业情报人士作案。那下一步，”他想了想，“是研究真凶的肖像。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噢，这可就难说了，未必不是邻里纠纷、学术争执或钱财方面的恩怨，必须警察彻底调查后才能窥见一二。不过我模糊感到那个人也是冲着同一个东西来的。”
“你之前提到‘取走赝品’，意思是他没去办公室是因为误以为自己已经在房子内找到了？”
“对，想必教授给他的每份藏品都制作了副本。”
“不，如果你指地图，“他说，“它不比一幅画或一本日记，没有真假之分。倘若注释完好无损，那么每个副本都是真的——都必须销毁。反之，一旦原始数据不在，”他用拇指和食指按住鼻梁，“即使最早的一版幸存，也是谎言。”
我们又在那坐了十几分钟，仿若二流侦探般交谈着，揣度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犯罪。我们建立理论，又推倒重来，挑拣动机的碎片，磕磕绊绊地寻觅前后断裂之处，让半个假定悬在空中，然后忘了它。没有什么能真正说服我们，没有哪一种结论能将事实编织成一个完整、无缝的网。
分别后，当我穿行在群星投下噬人光晕的街道上——圣普拉西德附近那片飘荡着昨日的堕落与梦呓的街区——我一边漫无方向地走，一边任由疲惫的大脑启动自我取乐的拼图游戏，编撰起另一部主角相同却择取了其他轨迹的剧本草稿。亲密与漫不经心交织成的谋杀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药方被人换过。也许浴室镜柜里的小瓶子被调包。也许是一枚气泡注入静脉，干净，利落，不留血迹。但进一步想，这种“干净”反倒会惹人怀疑：无血的谋杀往往格外醒目，必然引来尸检与化学分析。而若是在他还穿着晨袍时便朝胸口开一枪？那是粗暴、残忍的，却因此也更易被归为一场意外——在一种可怕的意义上，无从置疑。人们不会为混乱多停留哪怕一秒。
事后想来，那时我的内心有什么下垂了。是关于年份的——毕竟是一八九九年。就在两星期前，我读到了一则在象征意义上宣告了“现代性”的报道：曼哈顿西七十四街和中央公园西交界处，六十九岁的房地产商亨利·黑尔·布利斯从南行的第八大道有轨电车下车时，被电动出租车撞倒，头部和胸部重创，次日清晨于罗斯福医院去世，成为纽约历史上第一起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件。在这样一个夜晚，想起这样一件悲惨的事情，教我不禁胆战心惊。但当你倦怠不堪，满脑子都是错误的想法，你的神经就会如是运转。而桑斯福尔特一类的人——一个衣领熨贴、测量精确的人——竟会像高架桥下的扒手于一样被枪杀，实在匪夷所思。然而转念一想，我该是那个研究死亡方式的人，不是研究死亡原因的人。眼下，整个大陆都在为他曾测量过的边界准备听证会，这位老工程师本人的轮廓却被用血划在异乡的地板上……这感觉太轻也太重了。好比穿着丧服演一场《仲夏夜之梦》里皮拉摩斯与提斯贝的戏。
十月三日，我排队进入Hôtel de Ville的大厅，法庭在这个惯常举办舞会的场所取得了临时听证许可，仲裁正式启动。共有五名法官，代表美国的是负责主审的梅尔维尔·韦斯顿·富勒和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两人正襟危坐得像一对新铸的硬币，英国团队则由女王御用律师理查德·韦伯斯特爵士和罗伯特·班纳蒂恩·芬利爵士组成，剩余一位是俄罗斯的弗里德里希·马滕斯，仅他的出席就引起了每个外交机构的骚动，不但由于他将投下决定性的一票，也因为人们知道——暗自且痛苦地——马滕斯钦佩大英帝国。气氛隆重，我与其他报社的撰稿人一同坐在一条细细的黄铜和天鹅绒绳索围成的警戒栏后面，头顶的吊灯没有点亮，透过高窗射入的日光带着发育不良的贫瘠阴郁，在满屋的油墨味里转了一圈，又被烟灰色的纱布遮住。博弈的细节如下：英国人认为在埃塞奎博河以西的定居点由来已久，足以确立事实上的主权。相应地，美国人代委内瑞拉坚称殖民活动从未得到西班牙同意，相关地带在法律上归属于加拉加斯总督辖下，英方的“长期存在”实为武断的延伸。法庭以法语和英语交替发言，钢笔“嗒嗒”地记录着每一个字。偶尔，一个名字浮现出来——一八六二年水文报告中的一句话，提到了一座有争议的山丘，现已经消失在丛林的重新生长之下。那是一篇大幅引用桑斯福尔特先生的论文，作者是某不知名的助手。然后再度一片寂静——这回是政治的寂静。
“卡克欧弗拉尔，”最后，韦伯斯特爵士从座位上站起，手指从地图上的巴鲁马角一路向下，一个个念出地名，使之如连续的干咳般在空中悬着，“巴蒂卡。莫鲁卡，都还在——生活的轨迹。莫鲁卡世代纳税，巴蒂卡自零二年起便有驻军，账册盖着印玺。没有西班牙人在那儿征税，更没有委内瑞拉人驻守过。”
他这副账房先生的傲慢几近逗笑了我。我心想，似乎收据上的太阳永远不会落下。
“诸位，”临近午间，缄口多时的马滕斯先生推了推眼镜，慢吞吞地发话了，“我听了一早上，也没抓住要领——不是演绎法表演就是拗口的拉丁文概念，可惜这案子不是比谁识字。有没有更适今时今日尺度的说法？”
一页翻过，一位英国助手谨慎地咳嗽了一声。
后续的讨论表明这正是转折之处。
因为私下里——在银盘配克拉雷酒的晚宴上，不为速记员所及的帷幕重重的密室中——这些绅士早已心照不宣。韦伯斯特谈“盎格鲁—撒克逊团结”，哈里森讲“文明的重负”，二人点头的节奏如出一辙。虽判决书将冠名委内瑞拉，边界却偏向英方主张。刚好足以称之为妥协，令伦敦保住矿、华盛顿继续自守“美洲道义”的幻象。《纽约先驱报》称之为“一次国际法的庄严胜利”；加拉加斯闻讯，登时闻到背叛的气味。驻地媒体发来的电报描述，总统安德拉德愤慨控诉“一场外科式盗窃”，淡黄纸张印就的小册子在玻利瓦尔广场上飞散：¡La justicia se alquila!——“正义，已出租！”一个男孩爬上英国公使馆的台阶，用焦油涂抹帝国国徽上的狮子——那尚不是人们经历了一百年黑暗疯狂的教训才学会焚烧国旗的年代。美国舆论界的众多角落窃窃私语着“salva facie”，却无人声张；哈里森则致信华盛顿的埃利胡·鲁特：“为一片丛林挑衅一个帝国，于共和国无益。定义为和平，此事便罢。”
休庭后，我穿过侧厅，到酒店对面的咖啡馆吃晚饭。那是一个狭窄的地方，地板倾斜，窗户雾蒙蒙的，煎牛肉和洋葱汤却堪称绝妙。柜台上方挂着一只塞满灰尘的野鸡，服务生的胡子像油印成的，用普罗旺斯方言大声朝炉子发号施令。我对着笔记本斟酌时，其他三位记者不请自来地坐在了我旁边——《泰晤士报》的兰伯特、《公正报》的罗德里格斯和芝加哥人奥马利。他是我的同事，有咀嚼未点燃的卷烟末端的习惯。
“我坐明天的早班火车，”兰伯特说，“编辑希望专栏尽快出版。他说越早刊登，人们就越不会记得它到底是什么。”
罗德里格斯看起来很疲惫。“我要通过巴塞罗那回去。我的家人在瓦伦西亚。我哥哥……他过去在埃利坎特附近的田里干活。在那块土地被征用之前。”
奥马利干笑着，把帽子摘下来。“见鬼，我要留下。我和领事馆的人在酒吧谈了一笔生意。他们说如果你喝得够慢，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些秘密。”
他咬着雪茄，看向我：“你赶时间吗？”
“取决于有没有更多好新闻。”
我们聊了一会儿天气、法庭上窗帘的颜色、几位裁判员暗藏玄机的眼神交换，以及为什么芬利的假发看起来如同被压在一卷布莱克斯通下面。服务生倒酒时洒了一点汤，奥马利嘟囔一句“merde”，然后笑笑，好像这就解决了问题。外面有马车经过，一只狗冲着一个电报员咆哮，电报员却没有退缩。
“你们听说那位教授了吗？” 罗德里格斯忽然问。“桑斯福尔特，自由学堂，对吧？在独居的别墅遭到枪杀，第十七区。”
“对，清晨被过路者发现，”兰伯特说，“邻居证实百叶窗已经两天没拉了——以为他在旅行。”
奥马利兴致勃勃起来，“也没有强行进入的迹象，警方认为是他自己让凶手进来的。”
“枪也是他的，”罗德里格斯补充道，“战争时期的老式军用手枪。抽屉甚至没上锁。”
我听着谈话——像跟随猎犬走过原以为熟识却一拐就陌生的夜路，打算看它会在哪儿吠叫——思绪渐次颠倒过来。我想，从见证死亡的当事人转换为旁观者并不容易。眼前的汤冷却了，表面的油脂凝结成块，成为一块块小大陆。它们荡漾着，让我突兀地回忆起在案发现场见到一只洗了一半的杯子，还有教授僵硬的手势——几根指头蜷缩，似在要求勺子、餐巾或笔。
不意外地，跟同行道别后，我就看到亚瑟·柯克兰在转角处另一张杯盘狼藉的桌子旁等着我。
“请你喝一杯？”他没站起来，只是微仰起头，一道阴影划过他下巴的锋利线条。
“怎么？”我坐下来，“白天在仲裁庭没见到你。”
“一方面，因为已知结果的案件没有观赏价值。另一方面，”他将手肘撑在桌子上靠近我，声音很轻，“我绕了个弯，想办法和警察局的小伙子说了几句话。目前他们认为，”他挑起眉毛，“可能是女儿干的。”
我眨了一下眼，又眨了两下。
“女儿。”我慢慢地重复。
“奇怪的事总这样发生。家庭是危险的动物。”
我拿起叉子，在手里翻了一遍，触摸着金属的冰冷和食物的黏腻。“先生，这些年在轮船和火车上，”我轻描淡写地谈起别的，“我读了很多不必读的书。他们称之为科幻小说，比如《时间机器》《金银岛》……”
亚瑟·柯克兰哼了一声，“是吗？”
“于是作为益智游戏，我也构思起此类的故事，”我说，“其中最有趣的一个发生在二零三零年。有一位主角，介于国王和总统之间，不用土地而用机器和专利建立帝国。他拥有生命的蓝图，源源不绝地生产它们，能用装在袖珍产品里的私人观测站预见未来，并让未来在他家门口投票。”
“一种新式的独裁？”
“新瓶装旧酒罢了。人性无边界、无止境地渴望回到自身，重复、消耗、再重复，这并不比四季的缓慢轮转更神奇。然而每个循环末尾……”我想起《以赛亚书》的一句话，“‘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他的手臂动了动，“多扫兴啊。一提神明的设计，俗世这个精彩纷呈的猎场就显得无趣起来。”
“说得也是。”我低下头，“所以这正是科学的妙处，对吗？自从贝尔纳提出体内环境的概念，信徒视作源于灵魂的生命驱动力愈发被认为是生理性的……可讽刺的是，减少了对永恒之物的顾忌，人却一天比一天懦弱。”
“瞧瞧你，越来越学究了。”他笑起来，“你为此担忧？”
“不，我只想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我顿了一下，“我总是不理解。”
一名侍者从他的身侧经过，手中拿着抹布，擦拭起地板上的污渍。“闭店了，”那人说。他从皮夹拿出几张钞票，压在我的玻璃杯下，姿态像不情愿的君主，“我送你回去。”
我们并不匆忙地沿街走着，同时我脑中支离破碎的想法开始向一个隐藏的中心收缩：伊莉斯·桑斯福尔特——如我所料的真凶、在父亲的血泊中举起手来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人物的出现仿佛对我的隐喻和拷问似的，让我生出某种恐惧。当然，她可以有数以千计的理由仇视父亲——正像我也如此——但我下意识觉得背后存在一个圆满地闭合在这里的东西。那一阵子，我近乎神经质地在所有现实细节里寻求某种至高无上的目的论的征象。每件事都有其特定的理由被安排在它所在的一时一分一地、一群人的交集之间，我想。德国人管它叫Entwurf，设计，由看不见的摩伊拉向连续涌来的时间点投出的构图。
“也许情况很简单，”他打断了我的神游，“女儿太介意这个姓氏——以及父亲的名字本身——是否光彩。设想，一旦教授一意孤行地公布了年轻时操控勘界的丑闻，学界会怎么看？”
“我不再在乎了。”我听见自己说，“过两天我要回纽约。”
“过两天？”
“嗯。这起案件让我厌恶。”
他用一种我熟悉的、像在看自己的影子里的血迹的眼神看着我。
“好吧。”他最后带着异样的怜悯说。
旅馆的大堂富丽堂皇，长廊却是另一幅样子。潮气弥漫，炉火却让四壁干燥，墙纸上原本淡雅的藤蔓与长矛图案仿佛被定格成肢体形态的化石。他跟在我身后走进房间——724号，位于转角——扫了一眼沙发、书桌、敞开的行李箱，以及那面包着铜绿、因镀层氧化无法完全反射的椭圆镜子。
“我想这次你不会在天亮前离开吧。”他若无其事地说。
这不是个问题。
我坐在床边——既不回避也不迎战，只是冷漠——慢慢解开手套的扣子。
“是我订的房间，”我说，“我没别处可去。”
“那晚我没睡好。”他走去拉窗帘，背朝向我，“空气太甜了，甜得发腻。醒来时炭盆的火灭了，椅子也挪了位置。”
“总比醒不来好。”
接下来，亚瑟·柯克兰睡在沙发上。他没脱鞋，脊柱弯曲地抵着衬垫，茶金的发丝在落地灯下冷光汇聚的地方清晰可见。我衣着未解地躺下，把脸埋进羽绒枕头，指望布料能吸收周围此起彼伏、或深或浅的呼吸和令人烦躁的翻身声。一根黑色的刺开始游走在我的血液里——它已深埋很多年、甚至上百年了。它最初脱落自哪儿？是他刚才说被移动过的那把椅子吗？梦里，我又读起《创世记》，亚当为动物命名的段落——名字一出口，便像一根意义的木刺扎入了毛发、鳞片或羽毛中。
继而梦境变了。
我在行走。雷电交错，生锈的机关嘎吱作响，一座迷宫在脚下盘旋，地平线不停侧滑。当我穿过一条条挂着活色生香春宫画的走廊，框中的人物活了过来，身体缠绕纠结在一起，色调是帝国衰亡的颜色——赭石、苍青——疮疤遍布不再认为自己终将腐烂的肉体，携带的美来自希腊和罗马。绕过一尊破碎的黄金牛犊后，在迷宫尽头，我看见了某物——也许不能叫“物”，因为是一个人的形状。它没有脸，不可能被认作什么人，但我越看越感到它体内藏着我的一部分，或者说我尚未做出的决定的回声。我听见它用一种太古洪前纪的语言问：你是谁，在名字之前，在荆棘之前，在一切分裂之前？
我起床时，亚瑟还在睡。他的一只脚从沙发上垂下来，悬在空中，像也还没从夜晚的某个地方回来。
我静悄悄地穿过房间，蹲在写字台前，按住把手。抽屉发出沉闷的阻力声，一点点松开了，假底滑了出来。我小心地抽出地图，把它展开，来回看了看。
他动了一下。然后一只温暖、踌躇的手从脑后抚来，覆盖住我的眼睛。
“大约你该把这张纸电汇出去，”他低声说，“沿着那条昂贵的海底电缆线发给你的报社，让他们权衡。”
“你惺惺作态起来，我真不习惯。”
“这有什么，”他苦笑了一声，“我偶尔也相信——但凡不伤筋动骨——满足死者的遗愿不算坏事。”
“你知道吗？我以前十分喜欢美国人，”我说，“在他们自称洋基傻瓜的时候。很愚蠢，但从不认为精明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我经常不能忍受他们，甚至几乎是憎恨。”
“我对我的同胞也是——多年一直如此。”他沉吟着，“你觉得你和构成你的元素不同吗？”
“没有丝毫不同。”
我起身走向壁炉。火焰并不饥饿，然而它们还是把它拿走了。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