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年
- G
- 《世界主義》合刊稿件
- 反恐戰爭的時代主題
一
正在公园大道与四十三街交叉口的露天咖啡馆吃早餐时，我看到他向我走过来。他很年轻，高约五英尺九英寸，戴一副夹鼻眼镜，在晚春的凉风中规整地穿着西装和长款风衣外套，有一头琥珀色调的金发和浓郁到令人觉得违反自然的蓝眼睛。我确定我们从未见过，然而他径直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像应熟人邀约而来似的泰然自若地坐下，翻阅起菜单。此时我盘中的炒蛋、薯饼和培根已吃了大半，所以侍者也对突然加入另一位客人感到奇怪，不过还是额外端来一小篮餐前面包，尽责地站在桌子旁，请他点单——“凯撒沙拉，清咖啡。”他用轻而悦耳的嗓音说，稍作停顿，又孩子气地眨了眨眼，“再加一块布朗尼蛋糕，谢谢——我近来在控制糖分摄入，但很难，就像酒鬼们戒酒那么难。”
“我也在试图减脂，可倘若每个周末不吃些油炸食品，便会痛惜难得的假日凭空虚度了。”不知为何，我自然地接上话茬，仿佛真是他的旧识一般，“偶尔破例无碍大局。”
“说得也是。”他笑起来，右颊露出一个极浅的酒靥，“何况这家店的布朗尼蛋糕是全中城最有名气的。”
“没错，你不会失望，先生。”侍者边记边说，“现在上来还是餐后？”
“餐后。”他看向我，“布雷特，你要吗？”
“不用，”我压下听见名字被陌生人准确叫出而产生的惊讶，尽力若无其事，“我几乎不吃甜食——或许除了星巴克的法布其诺。”
“品位不错。”他点点头。
侍者离开后，我拿刀叉拨弄着最后一块薯饼，等他解释。他却久久没有讲话，注意力完全被挂在墙上的电视吸引了。我顺着他的视线回头望去，发现屏幕上正在播放CNN的早间新闻，主播以倍显充沛精力的快速、高亢的语气报道一些理应充满争议的福利政策和据说“非常建设性的”经贸协作框架，一如既往地乏味无趣。过了一会儿，巴拉克·奥巴马严肃而疲惫的脑袋出现了——这似乎是一段重要新闻的回放，但我对它的原始发生时间毫无概念——我们可敬的总统宣布，奥萨马·本·拉登，十三年前东非美领馆爆炸案的主谋与十年前劫机撞击五角大楼及世贸双子塔的核心策划者，卡伊达的首任首领，当世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之一，已被海豹突击队击毙于巴基斯坦的豪宅内，不日将举行海葬。
我注意到笑意从他的唇边微妙地扩散到那双明亮的眼睛，紧接着又被一股难以描述的、令人莫名不安的冷意取代。
“所以，布雷特，你的使命圆满结束了。”他交叠起十指，抵在下颌上，直视着我，“自二零零一年起便在阿富汗战场参加持久自由行动的反恐英雄——假如不是稍后有要是相商，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我会请你喝波本庆功。”
“你到饮酒年龄了吗？”我怀疑地打量着他，在心底下了判断，一旦他摘掉眼镜，会比现在看上去更年轻，绝无可能有二十一岁。
他不悦地皱起眉头。
“好吧，男孩，你究竟是谁？对于我的个人信息，你了解多少？我不记得自己做过需要爱丽丝雇佣私家侦探的事——我们是和平分手的——我也从未违反任何法律，忠诚，绝无理由被FBI或CIA盯上。因此，基于隐私被严重侵犯的现实，我保留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的权利。”
“少校，你太正襟危坐了。情况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复杂。”他咬住嘴唇，沉默片刻，挑了挑眉，“根据社交理论，行之有效的搭讪开场白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吊人胃口，于是我把手心里的豆子一口气倒完了。不过说正经的，我不是什么侦探或特工，来由也无关本职，只是个纯粹发乎‘借人一只手’的善意的私人请求，更不为找你麻烦——当然，之后是否会带来麻烦可说不准。或许你好心帮了我这个忙，下次上门的便是为起诉你叛国罪找依据的搜查官了。”
出于理性考量，我认为我该礼貌地请他离开，不幸被好奇占了上风。沉吟数秒后，我示意他继续：“请给出详细的背景。”
“你不害怕？”他问。
“作为职业军人，我会自己判断合法性和风险系数。”
“噢？看来我找对了人。”他端起刚送上桌的咖啡抿了一口，再次微笑，“那么从头说起——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斯利·林登，是乔治城大学政治系的二年级学生，兼修历史。去年暑假，我在DC做了两份实习，一份是《华盛顿邮报》的调查记者，一份是退伍军人事务部咨询和技术办公室的秘书——整整三个月，我都在堆积如山的表格、档案和需要撰写的报告间过得百无聊赖。然后在八月末的一天，一名同事突然分享给我一封不寻常的邮件，是关于一起在上庭阶段输掉的政治庇护案。主申请人是来自伊朗的阿富汗人，叫哈尔斯·穆赫塔利夫，二零零八年携妻女以从美墨边境非法入关，被逮捕后声称因种族、信仰因素遭伊朗当局迫害，不得已离开家乡。这家伙运气不太好——他在背景调查中被怀疑与塔利班暗中有牵扯，来美目的不纯，其表兄已在巴格拉姆监狱呆了六年。考虑到九十年代让拉米茲·尤塞夫等恐怖分子如入无人之境的前车之鉴，移民法庭自然不想冒这个险，最终以说服力不足为由驳回了申请，而穆赫塔利夫先生自知翻盘困难，接受了递解令，却仍心有不甘地找到了媒体——他给《华盛顿邮报》发了三千词的长信，讲述他和太太的故事，也有对于表兄处境的解释，附件中是他们的移民监狱ID、几张生活照和申请庇护时提交的文件。他说自从两岁——也就是一九八六年——随父母移居伊朗后一度与舅舅一家彻底失去联络，近五年才恢复通信。在最后一封信中，舅舅描绘了长子被捕带来的强烈痛苦。穆赫塔利夫先生这样复述：‘没有审讯，甚至没有正式起诉，谁也不知道依萨图拉到底是哪个组织的战斗人员——这是美军安在他头上的罪名——我看到的是，他是个普通乡下孩子，每天上学、务农，由于经济窘迫极少离家。’”
“你怀疑他是无辜的？”我尝试确立重点，“我是说，假定这位穆赫塔利夫先生的故事属实，确实有这么一起因非直系亲属背景被否决的移民案子，他的关系者中也确实有这么一个在巴格拉姆监狱被拘押、生死不明的人。”
“对。”他想了想，近乎笃定地说，“事实上，结束实习后，我违反行规，以私人身份在墨西哥城约见了穆赫塔利夫一家。那时他们刚离开美国，去联合国难民署递了资料，正在考虑下一步计划。我给了他们一笔钱——五千美元现金——作为在保密前提下进行独家采访的报酬。从那次谈话中，我获得了关于他们经历的详情和支撑其真实性的证据，讲定有需要时再与对方联系。分别时，穆赫塔利夫先生承诺每月报一次平安——他没食言，真的发了几封信给我，包括新年问候信。他与妻女在墨西哥城待到今年三月，做汽车修理小时工维持生计。三月末，我从不能透露的渠道得到消息，说有新线索表明阿富汗人和个别CIA官员有合作，举报政商敌人——或在任何领域有利益冲突的人——从事恐怖活动，以此瓜分赏金，有时也用死亡威胁或巨额回馈迫使平民为真正的恐怖主义者顶罪。我怀疑穆赫塔利夫先生的表兄属于第二种情况。当晚，我给他写了一封邮件，含糊地表示看到一个为他的亲人证明清白的路径，却始终没收到回复。与此同时，他的手机号码也易了主——接电话的人自称刚从厄瓜多尔过来留学，办卡时随手挑了这个号码。又过半个月，他太太用他的邮箱发信给我，说丈夫失踪，不抱希望地问我是否知情。我有股不祥的感觉，答应尽可能帮忙后，立即通过我在政府内部的关系找到墨西哥海关的人，拿着他的旅行证件信息向对方询问，得到答案：‘未有出境记录。’我开始担心他被什么人灭了口。”
“这么说，你是想叫我做马洛那种私家侦探的活儿。”我在脑子里梳理着事件脉络，提出疑问，“你是怎么找上我的？”
“你有一个特别的中间名。”他从西装口袋里抽出一张叠得整齐的信纸，递给我——上面用学生论文似的Times New Roman十二号字印着我从中学起的履历，有些内容是从未在任何平台公开发布的，比如右肩的枪伤、格斗时的惯用技巧，“布雷特·纳贾·汤普森——纳贾！哪个循规蹈矩、全无野心、不想看见他人不可见之事的好公民会管自己叫眼镜蛇？我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监管你们的医疗状况时，第一眼就从长长的人名列表里记住了你。然后，怀着辨识出同类的喜悦，我私下进行了一点搜索——如我所料，你是个‘刺头’，十七岁为保护同伴差点打死黑帮成员还因此遭到起诉，在军队里也有违令执行危险任务的记录，成功击毙目标并安全返回才免受处分。二零零七年，你不顾上级对士兵滥杀无辜现象的包庇，就程序正义问题致信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进一步控制反恐战争对平民的伤害。”
“你在收集这些资料时，就已经把我有朝一日会对你有用处作为前提了？”
“是的，布雷特，你很敏锐。”他上下打量着我，“不过你即将担当的角色与其类比菲利普·马洛，不如说是007——”
“比起脑力，更靠身手？”
“差不多。”他不客气地回答。
“具体些。”
“巴格拉姆监狱。”他压低嗓音，“我需要尽快了解它的真相，才能评估CIA力图遮掩的东西的严重程度，以推测他们使用极端手段的可能……当然，最后也可能会证明我纯属多虑，穆赫塔利夫先生的确与其身为恐怖组织成员的表兄相互勾结，两人精于伪饰、瞒天过海，而国土安全部的工作精确无虞。”
“你在走钢丝。”
“我惯于如此了。”
“让我们首先谈谈报酬。我假设你准备雇佣我为助手，酬金预算是多少？我可不想除了冒险本身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一无所获。”
“预支一万美金，好吗？”他露出仿佛在苦恼的神色，“事成之后再加两万——我还是学生，手上没有更多钱了，何况全程的旅行花费也要从我的账户扣。但这对你来说应当不是小数目——抱歉，可能有些冒昧，我知道自从和前任女友分手后，光是独居的房租就让你处境窘迫，”他眼角的弧度变弯，显得狡黠起来，“你还沉迷饮酒，无度购买暴雪游戏。”
“成交。”我干脆利落地说，“下一步，请给我更多背景信息：其一，在种族、信仰这些宽泛的概念以外，穆赫塔利夫先生被伊朗政府迫害的详细理由；其二，移民法庭上控方的陈词。”
“没问题。”
他轻快地表示同意，却突然像扫了兴的猫一样莫名其妙地不再理会我，自顾自吃起凯撒沙拉——准确地说，只吃里面的腌凤尾鱼、芝士碎和烤面包丁，把大半罗马生菜剩在一旁。由于不愿放过难得的赚钱机会，再加上久违地被反叛一切的孤胆英雄设想激起兴奋之情，我耐心地等着这位主导了我未来十年生活的老板用餐，直到他缓缓咽下最后一小块布朗尼蛋糕，再掏出信用卡付完两个人的账。走出餐厅后，我坐上了他的车——那是一辆其貌不扬的纯黑吉普车——看着他拐上拥堵的麦迪逊大道开了数十条街，停在上东区一幢外观陈旧的公寓楼前。走过狭窄的楼梯和走廊，我颇为意外地闯入了一个寻常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几大包咖啡、凌乱的文理学术书籍、衣帽架上的棒球服、随手丢在地毯上的笔记本电脑、几只摞得摇摇欲坠的亚马逊盒子。这些表象教我忽而放下心来，轻易打消了此前对他来路的隐约怀疑。我漫不经心地想，或许他言行中明显超出年龄的城府（比如对人的动机与需求的判断力、运用关系网络的娴熟和以暗示他者服从为目的的委婉辞令）只来自过分优渥的家境——恐怕是国会中哪位大人物家的公子吧，仅少年时代便能有旁人半生难及的阅历，以及储蓄。
我尚不清楚他为什么与美国政府作对，但我决定相信自己辨识“适宜效忠对象”的直觉，助他一臂之力。他似乎对我的心理活动毫无察觉，且被什么我看不见的事物无端吸引了注意，带着一种警惕的动物性抬起头，徐徐扫视过墙壁和天花板，又神思游离地望了一眼窗外，目光中掺杂着漠然、厌倦、和某些极像人的芭比娃娃脸上才会有的借尸还魂般的恐怖。接下来，他仿佛才想起该尽主人待客之礼，问我要茶还是咖啡。
“突然不太想喝热的。”我观察着他已恢复如常的神色，“所以白水就好——或者可乐，假如你有的话。”
那天的剩余时间，我们每人端着一杯加冰块的可口可乐坐在沙发上，以超大音量的电视广告掩盖说话声，一页页阅读他的笔记本电脑中存储的“穆赫塔利夫档案”。他边看边点评：这里较可信，那里则笔法模糊，从同一事实背后无法确证的不同可能性间巧妙操纵叙事，往对己有利的方向进行感性牵引。我猛然意识到他并非如先前声称的一般相信这个阿富汗人的自述。“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我问，“我明白你不会任对弱者的同情一味取代头脑的分析力，然而……”
“然而我雇佣你的理由被颠覆了？”
“是。”
“没有这个问题，布雷特。一如我所说，我要通过你接近巴格拉姆监狱的真相——你在那一带的美军基地驻扎了整整五年，偶尔耳闻目睹都比专业研究人员耗尽心血搜集、解读公开资料获得的有价值信息多。而这个真相不是为了给穆赫塔利夫先生平冤昭雪——倘若顺带起到这个效果我倒不反对——仅仅出于求知欲本身。或者功利一点说，哪个在媒体界工作的人不想拿普利策奖呢？那就必须要窥伺密室。巴格拉姆监狱所涉黑幕恰好不可胜数，又会牵扯出更具争议和话题性的关塔那摩监狱……至于穆赫塔利夫先生，虽然我向来觉得移民局审理庇护案流程粗暴，有时申请成败随机得堪比掷骰子，但恐惧问话大抵是专业的，至少能确认迫害或潜在迫害的程度是否严酷到足以使人一生流亡。”
我感到有些不快——正义感被利用了的不快。为了防止再被他朝令夕改的说辞牵着鼻子走，我仔细钻研起屏幕上冗长的PDF文件。我注意到在案情陈述中，穆赫塔利夫先生描绘的恐惧缘由乍看分量不轻，却并非全无破绽：冷战期间，他的父母因苏联入侵阿富汗逃难到伊朗，本是伊斯兰圣战支持者，作为逊尼派又在以什叶派为正统的伊朗饱受非难，长期生活于社会底层，只因阿富汗战火连绵不断，才始终没有回去。穆赫塔利夫先生成年后，参加的阿裔移民集会亦多有强烈的宗教狂徒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色彩，以示与波斯人的区分——这一点与塔利班的理念不谋而合。然而在庇护申请中，穆赫塔利夫先生刻意淡化了这段经历，强调受伊朗当局“问询、训诫”的理由是自己近年走访伊朗老年女性，写了几篇关于伊斯兰革命前世俗化自由生活的文章，发布在电子刊物上，还将其翻译成英文。这些文章不假，却之前的立场很不协调——或许为了抵消这部分矛盾，他列出一个哈扎拉族阿裔青年难民们组建的“无家可归者”音乐、微电影社团作为近期活动，可也并未附带翔实的参与凭证。
“际遇不可预料。”我最后说，“不可否认彻底的观念变化也时有发生。”
“说得是。”他合上电脑，“他太太是一所杰出大学的经济学硕士，自离开伊朗就从不戴头巾——很难说是不是这一点促成了他的转变。”
二
“在我死后，我的国家将分裂为七十个教派，但除了其中一个，全都免不了要见阎王。”
半个月后，我们已在喀布尔省阿布·法兹勒清真寺明蓝色的穹顶下观摩古老的石刻碑文。阿斯利展现了过人的人文知识（这一度让我误解为大学博雅教育的成果，并未自己过早选择军事院校暗生遗憾），自言自语地念出穆罕默德这句犹如诅咒的遗言。我们次日就要前往赫尔曼德省封闭荒蛮的桑吉恩谷地，去寻找据说住在那一带几十年的穆赫塔利夫先生的舅舅一家。由于村落里形势凶险，外来者稍有不慎便会命赴黄泉，我们本该利用在“文明世界”的最后一天做好细致的应急预案，他却悠闲得仿佛在观光度假。此时恰逢雨后初霁，云间温白的太阳照得壁画金光熠熠，他着迷地注视了一会儿，慨叹说殉道者的鲜血浇在上面的样子恐怕更加漂亮。
“想不到你也拥有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我啧了一声，“还是说被当地的氛围感染了？”
“这只是对一个……既存历史中演化出的象征性画面的客观描述。”他扬起眉毛，“数千年间，对耶和华的虔诚信仰带走了太多人命，且是以集体暴力的方式：处决，活祭，或者战争。自从古犹太教随基督和穆罕默德两位‘圣人’的现世裂变出无数分支、而各路信徒为自证拥有绝对互斥的正统杀伐不止——无论十字军东征抑或今日约旦河西岸的冲突——人类便在以自己和他人的血肉喂养圣物。无神论者常将其称为愚昧，但我总觉得这些看似荒诞的牺牲包含强烈的美感……足以为给更加荒诞的存在确立秩序和法则的美感。”
“这不奇怪，”我说，“神性本身就是暴力的。而且，根据我知之甚少的某些哲学理论，庄严正体现在恐怖中，比如被蛇缠绕的拉奥孔雕像和荷马笔下白骨累累的特洛伊战场。原理似乎是……人若从主体受难中获得快感，则意味着与降罚者产生同理，心灵超越到了上帝的境界。”
“你在讲康德？”他略显讶异，“我想，更确切地说，暴力——立法者的权力、创世者的自由、智者的真理，在源头处是一条绝对等式，‘三位一体’。逻辑上，这个系统是自驱的，因此必须将产出的能量输出以维系平衡运转——否则它就过热而爆炸了，不是吗？被选中的人都是承接能量的容器。”
“比如这些中东人？”
“当然。”
“那美国呢？”
“也包括其中。”
说完这句，他忽然变得安静，不再解释这番话中体现的近乎血腥的目的论，只跳上神像前的几级台阶，又跳下来，动作灵巧——这让他身上方才无端流露的朽木样的死气消散了，重新呈现出与年龄相称的活力。一个穿长袍、戴红白格纹头巾的穆斯林从一旁走来，不友善地盯着他，用鼻音哼出一段普什图语。
“他说什么？”
“请停止不当行为，保持举止肃穆、仪态尊敬，诸如此类的。”
“好吧。”阿斯利转头朝向那人，“抱歉，谢谢提醒。我们这就走了。”
回城区的路上，我戏称这回又给讲英文的游客抹黑了，他低笑着附和，自嘲我们的形象历来如此。而后对话趋于严肃，我提到桑吉恩谷地不比已被改造过的喀布尔，仍处于原始状态，是圣战者、共产党员、塔利班和矇昧村民的自相残杀之地，即便做好了万全的保护措施，也可能有去无回。他懒散地倚在车窗上，随口问，这是否意味着若再有什么不谨慎的表现激怒了本地人，等待我们的将不止是一句责备这么简单？我说当然。他点点头，用与课堂上的乖巧学生无异的语气表示记下了，眼神却不以为然——“我肯定不可能了解每条规则和禁忌，”他说，“除非你当我的‘习俗百科全书’。”
“这么说，我在司机、翻译和保镖外又多了一个差使？”我严肃地说，“那可是要涨工资的。”
“嘿，我没说过要让你做保镖。”他摆弄着车载空调出风口下的滑轮，指节蓦地收紧——这教我不免一惊，因为那很像是肌体有杀人记忆的人遇到近似凶器的形状时下意识的动作——摩挲半晌，才徐徐松开，“事实上，我的枪械和格斗都经过专业军事训练，击毙几头野生猛兽不成问题。危难关头，承担保镖职责的是谁尚未可知。”
“是吗？”我扫视过他显然在养尊处优的条件下长成的、不似有太多力量感的腕和小臂，评估虚实，“我倒很想见识一下了。”
“还是没机会见识比较好。”他若无其事地说，“不知是由于上帝的残酷，还是我的，目睹过我极限杀伤力的人，已经无一在世了。”
“你猜怎么着？”我决定拉住他伸出的钩子，不再考虑它是否通往一个陷阱，“我在想，什么时候这位漂亮的公子哥才能卸下伪装，向我坦白身份？”
“……你总会知道的。”他并未回避，也并未直接回答，而是遵循他的既定节奏，一次次暗示那个谜底，却又不触及，“不过事先说明，这可比见证能把我送上法庭的血案更危险。”
一刻钟的时间在沉默中过去了，车载熏香和轮胎摩擦路面发出的一成不变的低微噪音令我渐生困倦。我看了他一眼——准确地说，看向他映在车窗上的、半透明的面部轮廓——捕捉到一股不存在的珠光宝气。他无疑富有，却不像其他有钱人一样爱用手表、戒指等奢侈品装点，更别说把显眼的财物穿戴到战火纷飞之地。这里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只有金头发、蓝眼睛，每天能在电视和杂志封面看见四五次的俗气配置。但我再度感到，似乎有种非生物的阴森质感闪烁在那些平淡无奇的色泽中。芭比娃娃带着它的首饰匣，我没来由地想，刚从古墓或沉船“回来”，锁扣遍布氧化后的黑斑，藏住不为人知的怪物——一个冒失的退伍兵适合在恐怖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
“你偏离路线了。”他用指节轻敲玻璃，打断我漫游的思绪，“刚才应该拐向右手边第一个岔口，而不是第二个。”
“抱歉，它们离得太近。”我放缓车速，盯着导航仪，等它重新规划，“而且老实说，我对这里的地理没那么熟悉。驻扎在阿富汗的那些年，我要么在军事行动，要么在基地里。到了乡下，你最好另外雇一名向导。”
“那得确保这个人不想趁我们睡着时下杀手，再去找塔利班或卡伊达领功，”他挑了挑眉，“考核难度极大。”
然而他终究听从了我的建议——到达桑吉恩谷地的当天晚上，我们以迷路为由到一间农舍借宿。虽然夹克内袋里藏着西格绍尔M18制式手枪，但他故技重施，表演得相当单纯：一位国际政治学生兼自由撰稿人，偶然获得第93师受害者的口述记录，专程来此地挖掘被政府和主流媒体刻意掩盖的“黑暗历史”。（他是怎么做到每次用相似却在细节处微妙不同的话语诠释动机、迅速取得陌生人信任的？）简短的交谈后，或许是运气眷顾，又或许他有什么以不可见的机制运作、有效筛选利用目标的超常直觉，农舍主人并未如我想象得一样对美国人心怀防范——当然，也远称不上热情。这个姓雅各布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故而也不抵触，打量我们衣着的目光与打量地面上的尘土几乎没有区别：不当作敌人，不当作朋友，而是完全司空见惯似的。他以一种沉缓的节奏抽着烟，问我们愿意付多少报酬，阿斯利答三百美金，于是他答应我们在他的房子住一晚，又叫妻子端来几盘食物。吃夜宵时，他表现得不拒绝讲述更多，甚至暗示假如价码更高，他将准许儿子做我们在赫尔曼德“田野调查”的向导——明显在回应阿斯利数次状若不经意地抱怨手中的地图早已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雅各布家的长男叫阿卜杜勒，刚满十岁，初见时还很腼腆，经父亲首肯，他从这场非正式访谈的旁听角色变成了主要叙事人，便滔滔不绝起来，用发音宛如神秘管乐的普什图方言和一股置身事外的童真详述了未曾亲历的、整个家族和村庄的历史。原来雅各布太太萨拉齐的父亲艾哈迈德曾是名共产党员，在苏联占领期、亦即阿富汗最世俗化的年代，娶了她的母亲萨娜，使萨娜逃脱了被迫与年龄大四倍的男子订婚的命运。这对夫妇在一个名为“小莫斯科”的拉什卡尔加社区过着一种离经叛道的新式生活，以教书、绘画谋生，几乎不去清真寺，称之为“真主荫庇下未有过的女性自由”——但是，一九八九年，当苏联在失败中撤军、伊斯兰圣战者接管桑吉恩谷地后，他们开始了流亡。一天傍晚，萨娜正在照顾奶牛，圣战指挥官阿米尔·达多的手下用枪包围了她，武装分子闯入屋里，后面跟着她被抛弃的未婚夫。他们把萨娜拖走，送到宗教法庭，第二天，失魂落魄的艾哈迈德将七岁的女儿托付给兄长养育，也向达多的部队自首，请求代妻子受刑——然而夫妇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直至塔利班击败达多后解散宗教法庭，等待行刑的上千名被拘押者才获释放。“这是哪一年的事？”阿斯利问。“一九九六年秋天。”一直不语的萨拉齐蓦地开口，“我记得清楚，装满黑巾的白色车队攻占了格列什克桥，解散了第93师——那是塔利班第一次来我们这儿，起初我很害怕，但伯父说这个组织里都是些乞讨施舍的穷苦宗教学生，是来结束军阀混战、恢复平静的。很快检查站被撤销了，达多也逃跑了，父母终于回到家里——虽然由于在狱中受到的折磨，他们只活了不到三年，相继死在新千禧前。”
“所以外公外婆没见过我，”阿卜杜勒补充道，“也没见过我爸爸。”
“你们结婚是在……”
“我母亲的葬礼后。”萨拉齐说，”那时他种的不是小麦和玉米，是鸦片，满脑子只想着赚钱。塔利班接管村庄后，这门生意遭到禁止，他甚至准备到巴勒斯坦去。婚是在族长介绍下不情不愿结的——婚礼当天，我们才初次见面，而那个早晨，他还在考虑出走。”
“却很合适？”
“意外合适。”雅各布先生说。“庆幸我没有走。”
阿斯利看起来有点困惑，似乎难以想象一个距离西方如此遥远的世界里充满离乱、妥协和身不由己的夫妇之情，但礼貌地没再追问。我问雅各布太太是否对伴侣的政治倾向有要求——考虑到她娘家背景里显著的左翼渊源——她答没有，除非尽可能剥离倾向也算一种要求。“我不像母亲一样能识字读书。”她说，“对我而言，好丈夫只是能让房子始终温暖的人。”
阿斯利注视了她一会儿，不知暗中想起了什么，带着一缕怅惘的微笑轻摇了摇头。接着，他把对话移向我们更关注的问题，以一种法官似的审慎开口：“在你们看来，阿米尔·达多的罪孽是否比曾掌控这一带的其他力量更加深重？”
“跟苏联人、美国人，以及塔利班相比？”
“是。”
“你瞧，假如人类都是废料，这取决于你自己被命运扫到了哪一个垃圾堆中。”雅各布先生说，“在原教旨伊斯兰主义者眼中，苏联人自然是最渎神的。我太太小时候喜欢看俄式战斗机，像看外星来的鸟类，收集它们低空爆炸留下的金属残骸，搭建布娃娃屋。她告诉我，那是八十年代女孩当中流行的秘密玩具，一旦被男性长辈发现，她们用树枝做成的“奎妮”或“丽娜”就会消失——如同当局用枪口逼迫女孩上学时，圣战者将所有支持的教师于一夜之间割喉。后来，支援行动的长老和地主基本都被逮捕，然而圣战者隐匿起来，伺机卷土重来。他们中有许多就是我的叔伯或父亲的朋友，因此十几岁时，我常能听见这些反苏游击组织的英勇事迹。奇怪的是，他们手上资金和武器似乎从未断过，直至成功推翻納吉布拉政府，建立伊斯兰国。达多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他曾是一个富有的水果摊贩，靠部落的种植园发家，恰到好处地当上圣战指挥官。刚来这儿时，他坐在一辆皮卡车里，后面跟着十几个武装人员，挺着巨大的肚子在村庄游行，仿佛是总统一样，挨家挨户地索取‘税金’并入室‘搜查’。”
“这是年轻的达多？”
“对，二十年前。”
“然后塔利班出现，他销声匿迹了——如前所述，您的岳父母正是在此时回来。再后来，形势有变，达多卷土重来……”
“正是随着美国人的‘反恐战争’一道。先生们，既然你们有备而来，请不要绕圈子，也不要明知故问。”
“抱歉。”阿斯利说，“据你所知，美国人起了多大作用？”
“噢，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整个北方联盟都是英美的友军，而其前身正是苏占时期的圣战者——也是那时我才明白，美国人以慈悲面目扶植‘本土文明’并代理人不是从二零零一年开始，而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只不过靶子从共产主义变成了恐怖主义——讽刺的是，后来成立卡伊达的那些人正是比谁都激进反共的‘本土文明’卫道士，即当初的‘代理人’。对于他们，苏联和美国是一样的异端恶徒，背弃教典者个个死有余辜，而对于美国，花重金买的打手出于一贯的信仰提刀向自己来了，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报应？美国人却似对此毫无概念一般，继续寄望于那些只想找靠山和摇钱树以作威作福的军阀，美其名曰民主投资，于是很多达多式的‘朋友’乘势而起，这些人要么是欺行霸市的盗匪，要么是贪污犯，要么是远比塔利班更极端的教徒。”
“完全如此。”我忍不住赞成，“这十年，我们的政府一直在阿富汗一厢情愿地干傻事。”
“也许不是傻事，布雷特。”阿斯利不知怎么听懂了这句未经翻译的普什图语，悄声反驳，“只是政治的惯常操作罢了——为了塑造一种举世讨伐的‘恶’，有必要将任何袖手可得的力量捏造为‘善’。共产主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也是‘善’的同盟吗？说是此一时彼一时，但实际上……”
“都是计划内——至少预料内的？”
“是，比谷歌工程师写的程序还精密，变量输入后，不会有其他结果。”
他停顿了一会儿，眼底渗出某种混合着冷漠的忧愁情绪，看不出真诚抑或虚假。昏暗的月光下，仿真生物才有的无机质恐怖再度幽然闪烁在他脸上——短短数天内，这已是我不知第几次感到他在用近乎神的视角评判世界，不是基督那样旨在救赎的神，而是《旧约》中铁面无情的神，只执行一个法则、一种美。我不再猜测他心理模式的成因，也不再猜测他存在的性质，叹了一口气，以耳语确认是否不对这段进行翻译。他难以置信地凝视我，像是刚发现我惊人地愚蠢。“当然不。”他说着，转头对雅各布先生比了个致歉的手势，“布雷特，请转达主人，我们聊了一些由对话衍生出的家事，现在可以回归正题了。”
后续的访谈确认了阿米尔·达多——这个被临时包装出的“朴素的英雄主义者”——在美国人麾下的飞黄腾达：二零零四年，他当上赫尔曼德省的情报主管，他的一个兄弟担任桑吉区的州长，还有一个成为了警察局长。一次，他要求两名青年加入其私人军队，当他们拒绝时，士兵将人打死，还把尸体悬挂在树上。“几名村民去把他们从树上割下来时，发现两人的肚子被剖开了，内脏流了一地。”雅各布太太说，“而在另一个村庄，他的部队挨家挨户收税，处决被怀疑是塔利班成员的人。我伯父说，曾亲眼见到一位从未加入过塔利班的老学者被枪杀。”
“所以CIA鼓励揭发恐怖分子的机制变成了一场半贿赂、半报复的游戏……”我总结道，“达多这样的投机者要么靠检举权捞油水，要么以此胁迫或惩罚不服从他的人。很可能CIA知情，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牵涉的利益太大，管理起来麻烦也太多。”
“显然知情，否则他们都应该由于能力低下被革职了。”阿斯利冷笑了一声，“我不怀疑乔治·W·布什也知情。”
我望向他突然因不悦而绷紧的嘴唇，摊开手：“你也说了，决策层只会将这种实为苟且的合作视为塑造并打击目标敌人的必要之恶。”
“名实错位、黑白颠倒的事情做多了，终将超过‘必要’的限度。”他闭上眼睛，“上帝的标尺可不是谁都能清晰看见的……算了，今天很晚了，先聊到这里吧。”
次日中午上路时，我们带了许多雅各布夫妇给我们的肉干和玉米饼、满满一罐麦茶，并如约带上小向导阿卜杜勒。离开父母的阿卜杜勒显得更加活泼，且毫无成年人的戒备，于是阿斯利提出请他领我们去邻村的埃尔霍纳·斯卡克洛（我回忆半天才记起这就是穆赫塔利夫先生的舅舅的名字）家时，也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两个半小时的旅途中，男孩七次指挥我们绕过“危险地带”。据他所说，这里的忠实真主信徒们试图杀死西方人的私下武装行动从未停止。
“是塔利班的人吗？”我佯作无意地问。
“是各式各样的人。”阿卜杜勒说，“但最主要的还是那些已经一无所有的人——塔利班如今状况越来越好，反倒相对盼望平和。”
“这样吗？”阿斯利若有所思，“按博弈策略看，确实是这么回事。”
他没再展开诠释，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租来的这辆SUV急驰过一块堆满砖块和废弃电缆的河滩。路线已数度更改，周围的景色比起雅各布家一带还要更多些荒凉意味。太阳逐渐下移，灰褐天空中一群不知名的火红鸟类相继掠过不远处清真寺优雅的尖顶——那是一座看起来人迹罕至的空寺，却具有与周遭事物不相称的富丽堂皇：大到仿佛能容纳四五个村子的人，且似乎被用心修缮着，外壁像新漆过，毫无栉风沐雨的痕迹。这让我脑子里无端转过一个吓人的念头：虽然十岁的孩子本身不太可能有什么心机，我们请他带路也纯属偶然，但假如某个冥冥中的力量作祟，这条旨在避免陷阱的路线反而阴差阳错通向了陷阱中，怎么办？
“我记得原本你们的行动代号叫‘无限正义’，而不是‘持久自由’，”阿斯利收回视线，目光的落点转移到他带着枪茧、伤疤和一个浅淡戒圈印痕的瘦长手指上，“后来改名，是因为穆斯林认为唯有真主安拉才能赋予无限的正义。”
“政府总爱在细枝末节上彰显对他人的体谅，然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我倒不这么看。”
“嗯？”
“自由在伦理上是中性的，类似于山火，在风和光照中自然发生。而正义……”他的面庞上浮出一瞬的茫然，“本质是地狱火，代表了伦理秩序中的权威意志对违逆者的惩戒。我们的政府意识到自己尚不具备资格，是相当好的事。”
“你不记得了吗？”我笑起来，“我们的导弹依然叫地狱火。”
“我记得。”他讽刺地耸了耸肩膀，“自知之明总是时断时续的。”
就在这时，我的不祥之感乍然应验了。仿佛在光天化日下反自然地变成实景的海市蜃楼，四辆丰田皮卡从清真寺——因为发生得太快，我没看清是从它的内院还是它背后——极速驶出，包围了我们。我试图避免与从右前方笔直冲来的其中一辆相撞时，一阵枪林弹雨打向车门和挡风玻璃，纷飞的碎片扎进我的额角，血如瀑布般迷住了眼睛。“该死，怎么忘了租一辆有防弹窗的车——”我咒骂着，尽力维持对方向盘的控制，猛踩油门，朝两辆车间时窄时宽的空隙中挤。隔着血幕，我看见阿斯利已掏出枪，几乎没费神瞄准，就把三个狙击手伸出窗外的腕部打断了。
“快离开。”他命令我，“我想他们还有很多人。”
我的车技不错，很快把四辆皮卡甩在身后，身位领先十码开外，且在不断拉大。我刚要松一口气，忽而听见后座传来极痛苦的呻吟声——可能它早已出现，只是由于枪声太向被忽略了。
是阿卜杜勒。我调整了后视镜角度，才看见那个孩子颈部中弹，在座椅上不断挣扎，完全成了血人。阿斯利的脸色变得苍白，频频回头查看情况。然而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显然无法停车为他处理伤势。
“告诉他，让他坚持一下。”他声线颤抖，“我们这就去找医院。”
“坚持一下，孩子！”我抹掉沿鼻梁淌下的血，用普什图语喊道，“马上脱险了！ ”
阿卜杜勒没有回答。
这段逃亡之路在感官上极大拉长了时间——围追堵截下，沙尘飞扬的河岸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估计后来又增加了六七辆车，每辆中都坐着至少三个人，因为即使阿斯利已打断十几只持枪的手，对方还是在朝我们源源不断地开火。“这究竟是什么仇？”我听见自己哑着嗓子气喘吁吁地问，“无疑，一个退役军官不值得任何一方势力大动干戈，哪怕是最不可预测的恐怖分子也得计算袭击成本——因此，林登先生，要么是你的调查计划不幸泄露并激怒了什么大人物，要么你自己就是大人物，被发疯的仇家盯着，时刻找防卫薄弱环节致命一击——你还不准备坦白吗？”
“坦白什么？”
他显得心不在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手机屏幕，应是正同谁联络。在他分神之际，我猛地拔枪，让枪口隔着一层微长的金发划过耳廓，紧贴在他的太阳穴上。
他终于抬起头，与我对视。“很好。”他笑了笑，“你开枪吧。”
下一刻，藏红花似的鸟群间闪现出落叶一样的棕绿色斑点，并在不断扩大——是MH-60。
“你的上司。”他扫了一眼天空，语气中听不出情绪，“显然比你更忠诚。”
我还在琢磨这话的意思时，四架MH-60俯冲下来，伴着轰鸣阵阵，射出的炮弹点燃皮卡，后视镜里的道路顷刻被火光和烟尘掩盖。爆炸残酷地杀死了几只鸟，余波教我们的SUV都震颤不已。待河滩再度变得清晰，我发现他已拉了刹车，开门等直升机降落。
“琼斯先生，你太任性。”来人竟是我曾隶属的101空降师的总司令詹姆斯·麦康维尔将军——看到我时，将军皱起下巴，传达出显著的不满，又好像全不意外的样子，“鉴于情况紧急，我不得不向中央司令部汇报，马蒂斯上将可能已经把电话打到白宫了。”
我的雇主眨眨眼，没理会这番责备，径自问：“医生带来了吗？”
“带来了。”麦康维尔将军指向刚停稳的第二架直升机，又上前几步，望向车内，“不过看上去是一场徒劳。”
“怎么？”
“善于制造麻烦的汤普森少校没大碍，你在衬衫上撕下一条布帮他止血都行。至于那个阿富汗孩子——”麦康维尔将军的神色渐转怜悯，“你看不出来吗，琼斯先生？他死了。”
三
那是我退役后第一次造访中央司令部。感谢阿尔弗雷德·F·琼斯——如今我终于知道了他的真实名字——我并未因这次可疑的行动遭到太多非难。我被带到一个办公室简询了几句，包括如何结识琼斯先生、为何出现在这里，然后我发觉，无论我的答案再敷衍（比如删减了他打算和CIA对着干的部分，而把此行描绘成一个无事生非的闲散少爷对战事一时兴起的调研），都没被进一步追究，似乎他们已默认我为无行为能力人，全部责任都在我的雇主身上。司令部与琼斯先生的谈话持续了四小时之久，他出来时已近深夜。我给他拿来一盒之前从食堂打包的简餐，他没动里面的食物，只快速拆开巧克力一口咽了下去，又问我要咖啡——饮料机里的不行，必须现煮，不要糖和奶，加满杯冰。
喝完咖啡，他吁一口气，问我阿卜杜勒被送到哪儿去了。我说最近的战地医院，那里有个停尸间。他点点头，拨电话给马蒂斯上将，温和地要求“探望死者”，他身上那股总在若隐若现的凌厉似乎被倦意和消沉遮盖了。我看得出他仍在为此次事故而责备——甚至憎恶——自己。
他简略讲述了接下来的计划：先去医院，拿到死亡证明后返回雅各布家，说明情况，道歉，赔偿，商议葬礼的事，再到袭击发生地观看我的前同事们收拾残局——据悉，此次行动的策划者的确以那座怪异的清真寺为据点，遗憾的是均已事先撤离，101空降师将那一带控制时只见到一些未及带走的武器装备。不过他又解释，关于那帮人属于什么组织，司令部已大致摸清，参与者的名单也确定了。他们并非本·拉登那样顶级水准的战斗人员，抓捕起来不算困难。
“是什么来头？”
“以村民居多——村民中相对恪守原始教义和封建精神的人。你猜怎么着？我无意在里面瞥见了埃尔霍纳·斯卡克洛的名字，于是这个群体的肖像画有了雏形。”
“这意味着我们无需专程寻找埃尔霍纳·斯卡克洛了？”
“是的。”
“他落网后，也会被关进巴格拉姆监狱？”
“想必如此。”
“这回你倒不担心是冤假错案。”
“假如我对这些事神经过敏的代价是无辜者的死亡，那就是某种力量在警告我停止介入。”他摘下眼镜，用上衣口袋里一块手帕擦拭起来，这让他的眼部轮廓柔和了许多，且透出尚未适应真实视觉的迷茫，“我除了接受别无他法。因此，达多的实际角色是否符合美国人安给他的名头也不必深究了。我得承认——就像某人屡次强调的那样——秩序层次的交接处注定是伦理模糊的，有时不得不从威尔逊主义切换为霍布斯主义，只为把两套迥异的语境衔接起来。”
“某人？”
“我以前的监护人。不必在意。”
“原来你是这么容易被打退的人。”我听见自己的音调带上讥讽，“那么我接下来的任务是？”
“重回桑吉恩谷地这一趟，去不去你随意决定，不会影响我支付的佣金——毕竟处理计划外的事故不在服务项目内，而我知道面对死者父母很难。你不去的话，报酬我现在就付。另外，我可以帮你买明早回纽约的机票，之后你尽可回归日常生活，额外花点功夫打探穆赫塔利夫先生的下落即可——虽然我也不指望有什么新消息。”
“不，我和你不一样。”我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同时示意他递给我一块巧克力——是焦糖海盐味的，里面的榛子和葡萄干尝起来有点发霉朽坏，也不知是否是不祥之兆，“有始无终令我无法忍受。走吧，我现在载你去医院，然后我们立即出发，天亮时大概就已在向那对夫妇请罪了——对了，提前确认一下，我们还有行动自由吧？”
“他们不敢剥夺我的行动自由。”他撇撇嘴，隔空把车钥匙丢给我，“至于你——我为你做了担保。”
“感谢体谅。这为我今后按古地图在中东寻宝的计划也扫清障碍了。”
“豁免有效期可没有那么久，你要效法十九世纪的沙漠探险家，还望在一年内完成。”他稍作迟疑，“你不再问我是谁了？”
“琼斯先生。”我站定，困扰地叹息一声，“坦白说，我有个猜想，但它太诡异，以至于我开始觉得不求证为妙了。”
“嗯？”
“你不是人，对吧？你散发的活人气息只是一种表象——一种模拟。它是空心的。你要么是机器——比如功能先进到超越科学常识的人工智能——要么是鬼神，要么是什么物体的显灵。我想第三个可能性更大，因为你显然有权力，人类不会给他们制造的东西以权力，而你又不像能宣判生死的先验力量一样被扣上崇高的冠冕。那些知晓实情的人待你的方式，很接近非洲部落住民侍奉、宠爱他们养作灵物的蛇。”
“真是败给你了。”我意识到他忽而真的像条蛇一样冷锐地、幽幽地望着我——那时我们已站在停车场清寂的星光下，他看起来遥远，昏暗，带点危险，却不知为何让我体验到一种对“自然本源”的奇妙亲近（后来我屡次想，通过他能窥见史前黑夜、乃至藏匿其中的造物目的的感觉是如何涌现在我脑子里的？）——半晌后，他压低嗓音说，“你的猜测囊括了七八分真相，我之于联邦政府的意义无限雷同于辟邪消灾的护符。上百年来，他们表现得敬重我，可从不把我的看法当一回事，恐怕还暗中厌烦我不安于角色，反倒带了更多邪恶和灾祸来——正如这次。”
“所以你也厌烦他们？”
“可以这么说。”他思考片刻，“房子和管家的合作往往是不愉快的。”
“主人呢？”
他微笑了一下，没回答。
无论如何，经此一番来回暗示，我终于了解了他的性质是什么——虽然还是过分反常识了。我记得曾听在关岛驻军的同事讲，日本宗教中有神国一体论，他们相信与万物皆能长出精怪一样，国家也是众灵之一——这个说法一度为昭和参谋本部所用，增强战争合法性，乃至令国民心甘情愿地殉死。在我们眼中，这无疑是一种危害无穷的政治神秘主义，却不料其并非虚言的证据竟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了。
我忍不住想，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我是第几个以私人身份结识他的？之前那些人最后都怎么样了？
胡思乱想令回赫尔曼省的旅程变得比两日前初次去时沉默许多。他的手指在发梢处无意识地旋绕，时快时慢，似在彰显思考的节奏。过了凌晨两点，他开始看窗外密布的黑云间一动不动的满月——说来奇怪，它几乎没有一瞬被遮蔽，好像那些汹涌的云都刻意绕着它走。月亮通常是阴柔的，可当日那轮却带着一股粗粝野性的炽盛，让人不舒服。我问他，是不是阿尔忒弥斯被宙斯夺舍了？他这才转过眼来，慨叹道，自从一九四五年后就再没见过这样的月亮了。
“用那些文化研究者的话说，这是现代性的附带效果？你知道，工业和消费文明阻隔了人类同自然的联系，诸如此类的。”
“算是吧。人气太旺，宇宙的辐射就被遮蔽了，创世的老家伙们不愿意出来，除了在所谓的未开化地带。”
“那为什么还要去开化？”
“我不知道。”他摇摇头，“我曾以为……”
“嗯？”
“上帝希望人人作出响应感召的自由选择，有一份做到暮年的工作、体面的生活，互信互爱。出现纷争时，就找镇上的牧师和法官——他们未必有博士学位，但是有美德，也懂得怎样稳固居民的美德。人人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去。”
“听起来像个共和党人兼虔诚的基督徒在说话。”我想了想，“你现在不信了？”
“不信什么？”
“让我猜猜——圣公宗？”
“布雷特，你也在阿富汗待了这么多年了。”他没直接回答，“你还信有唯一的教义、唯一的神吗？《圣经》的悖论在于救赎的概念本身就必然以自由选择的让渡为前提，无论解释者宣称的是哪一种救赎、基于多么充分的自由意志。”
我们的谈话中断在这里，因为发动机的火熄了。雷雨澎湃落下，闪电带着夺命之势狰狞地照亮他藏在阴影处的眼睛，如同在拷问、又如同在制止什么似的。
抵达雅各布家比预计中晚一些，院落大门紧闭，似乎夫妇二人已出去了。赔罪一事悬而未决的感觉很糟糕，但也别无他法，只好拖到晚上。期间我们去袭击发生地和CIA探员接了头，却并未得到有价值的信息，一切与阿尔弗雷德推测得一样，只是本地极端组织对美国人的自发猎杀行为。下午晚些时候，达多也来了，匆忙且一脸歉意，引咎说都怪自己失察，再加上这回组织的根据地偏远，活动也隐蔽，才没将其扑杀在刚起苗头时。令我惊奇地是，阿尔弗雷德——不知怎么已摇身一变成了军队里的高级文官——跟达多谈笑风生，全然看不出前一日流露的对其投机、暴戾行径的嫌恶。我听见他称赞对方做了许多“有益和平的工作”（这和DC那些人的官腔套话没什么区别），又要求这位正等着中饱私囊机会的强盗头目彻查名单上待捕参与者的关系网，发现任何可疑的线头都及时报告予他。
“我明白。”达多用略带谄媚的语气回答，“一旦恐怖分子落网，我保证有办法从他们嘴里套出关联势力的来龙去脉来。”
“那就辛苦你了。”
“对了，先生，我刚才一直怀疑，那个给你们带路的孩子……”
“有道理。”他转身朝向一名探员，“把他父母一并带走，确认无辜再释放。我和汤普森先生作为证人会一道去。”
我有些惊讶地抬起头，他却并不理会，径自上了达多的车。我只好一个人开车跟在后面——这倒给了我空闲深思阿尔弗雷德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诚然，我表现得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不该多问的都不问，但不意味着对越发庞大的谜局视而不见。他想接近达多，不惜教他去逮捕不幸的雅各布夫妇，何事值得如此？莫非亲眼看一遍栽赃构陷的程序能使他快速掌握声称要查明的事实——政府竭力阻碍我们这一“光明” 、“美好”的上帝庇佑之国的象征者接触的雪下秽物？此外——考虑到他命令达多去找牵扯到本次袭击的蛛丝马迹——在他眼中，我们祸端频出的一行里，还有什么尚且未知的势力在作祟吗？
后续的进展证明我的脑子不坏。曝光阿富汗地方豪强恶徒与CIA勾结的黑幕确实是他想方设法插手侦查的目的之一，两年后，他把桑吉恩谷底的状况写成文章，匿名发表在《纽约客》，也算履行了雇佣我时关于工作目标的承诺。同时，他将用隐藏摄像头拍下的拘押处内情——根据对方能否提供贿赂随意删改疑犯列表，以及非人道的审讯过程——寄了一份副本给白宫，要求尽快停止不断自毁信誉的反恐战争，却被两届政府共拖延八年之久，到拜登总统任期间才尘埃落定（这让我再度意识到他在实际决策中权力相当有限，只是个地位特殊的参谋而已）。此外颇令人慰藉的是，雅各布夫妇的事处理得还算圆满，由于很快即被证明与袭击无关，再加上“美国官方人员”过失造成的阿卜杜勒之死，他们当年冬天便在阿尔弗雷德的斡旋下获得了三十万美金的赔偿——这让我不免怀疑他多此一举地让夫妇二人到审讯室走一遭也是合理调高赔偿金的手段。
雅各布先生一度沉湎在丧子之痛里，不过倒没归咎于我们，只感叹命运——他面对赔罪几无回应，不断重复真主会以死亡赐福接近的灵魂。他太太则平静异常，面容柔和地在茶几旁侍弄花草，好像无论那笔钱还是那个孩子的生命都事不关己。我发觉阿尔弗雷德数日来压抑的一股消沉竟被这奇妙的态度一扫而空了。临行前，他突兀地对她道谢，而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会儿，说出一句因果不明的话：
“镇上的毛拉曾讲，心思太多太密，会堕地禁，困囿于万苦中。”
她看出了什么来？想必比我更深。我想起跟阿尔弗雷德关于月亮的那段对话。是的，往往如此，荒蛮地的女人——那些远离尘嚣而切近月亮的人——具有的直觉是准确到令人发指的。
四
阿米尔·达多的办公室紧挨着审讯室。说是审讯室，其实是一个精巧地藏在伪装成民用设施的堡垒里的监狱：走廊尽头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再一扇扣着保险栓的不锈钢门，通往两千平方英尺左右的蜂巢——紧密排列、被墙体分割开的一圈独立房间，每间都有密码锁，由于隔音做得极好，四下一片死寂，内部情况仅能通过摄像头看到。达多并未阻碍我们进入监控区，反而颇带些炫耀的意味，请副手展示“引进了人道技术的刑讯手段”。“这儿已经一年没出过命案——甚至没有致残了，先生们。”留络腮胡的青年指着屏幕上排列的十几个方框中亮着的两个，意有所指地介绍，“情况比巴格拉姆监狱还要好。”
我注意到两名四十岁左右的被拘押者分别在画面上的房间里坐着，一个在床上，一个在金属椅子上，都显得心不在焉。他们的眼神微微涣散，时时在吊灯、墙壁和送食物的入口游弋，很像经过巴普洛夫实验的犬类。
“黑屏的房间是没有在使用吗？”阿尔弗雷德面露疑虑，“空置率看上去与你们报告嫌疑者的频率不符。”
“现在是冷清的季节。”达多解释，“随着越来越多的窝点被斩草除根，塔利班也学会静观其变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迎来了本月头两位新客人。”
又一个方框变得明亮——是三名军官带着雅各布夫妇来了。这是入口处左手边的第一个房间，布置得稍有区别，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桌，问话的的人和被问话的人分别坐在两头。审讯持续了三十分钟，一如达多所说进行得很文明，除了录音笔和语音分析系统没用到什么设备。雅各布夫妇显然与案件无关——这一点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他们起先有些慌乱无助，而后愈发茫然。“猎豹组织？不，村子里有某些组织的成员，这一点谁都清楚。但圣战行动目标要么在欧洲，要么在开设了领馆和外国机构的城市——”我百无聊赖地移开目光，盼望这个荒诞的流程赶紧结束。就在我走神想起某次在昆都士碰见一家中国钢铁公司的工地遭遇枪击时，一名调查员忽然问起我们的身份。“普通学生，和学生气的普通退伍兵，礼貌友善，不过满脑子天马行空的念头。”雅各布太太一边说，一边慢慢皱起眉头，应是觉察到我们出了什么事。我的胸口窒闷了一瞬——这个母亲当时还不知道她的孩子已命丧黄泉。
无需进一步侦查的结论由达多的两名心腹和一位CIA探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作出后，他们被妥帖地送走了。
我准备询问阿尔弗雷德接下来的打算，我的金主却把一根手指抵在唇上，暗示我噤声。这时，我的手机上弹出一条消息，是他发来的指令——“把多余的人引出去。”
达多已经回办公室，还带走了一名随从。因此我只用对付两个人——我盘算道——一个美国人，一个阿富汗人。按理说这任务并不困难，但我不晓得那位姓雷恩的探员是否已对整出戏的意图有了判断。阿尔弗雷德必定是试图用通常路径掌握反恐行动中的灰色地带遭了阻碍才出此下策，这意味着CIA早就在禁止他涉足某些领域。若是如此，我自学的一点特工本领在这个星球最专业的情报机构面前恐怕不够看。
“我的心脏忽然不舒服，一阵阵地疼。”我用起最原始的办法，让自己的呼吸显得薄弱而粗重，对那个阿富汗人露出求助神色，“或许因为遇袭消耗太大，再加上通宵没睡，又开了太久的车。请问有医生吗？”
“我领您去。”对方毫无疑虑，这是个好征兆，“可以自己走吗？”
“恐怕不行。”我痛苦地摇摇头。“阿斯利？”
阿尔弗雷德刚要开口，满屋的灯和电脑屏幕一下子黑了。“停电了？”他怔了怔，音色有些紧张，“雷恩先生，劳烦你协助把布雷特送去安全的地方，并且通知达多，我怕这是又一次袭击——”
他的话音未落，电脑主机就在我们面前应声爆炸了，刺目的光焰窜起来，点燃了阿尔弗雷德的袖子。他痛苦地闷哼一声，攥住我的手。我看见他的左臂正迅速被灼伤，发出一股焦味。
“该死的。”雷恩咕哝道，“你出了问题，我得为失职受罚。”
“你果然有任务。”阿尔弗雷德眯起眼睛，低低地说，“从现在起，无论原本对你发号施令的是谁，你必须听命于我，否则能指控你失职的事可不止这一桩了。”
雷恩脸上闪过一刹的惊怒，但仍点头答了是。
当晚我们在附近城镇的酒店入住时，阿尔弗雷德的左臂仍满缠着绷带，不过手提包里多了一样重要的东西——达多“私狱”的监控电脑硬盘里的数据。雷恩探员被威胁后极为配合，不但趁鉴证科赶来前销毁了电路“故障”的人为痕迹，且于一片混乱的现场为阿尔弗雷德争取到了无人打扰的五分钟。我问他既然原本让我支开旁人，又为何临阵变卦搞出犯罪与流血事件，学恐怖分子？他闻言抿起唇，不快地盯着我，呈现出一种猫回想起午餐食用的发霉罐头的神情。
“你不说我还忘了，怎么会有装病这么蠢的主意？雷恩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怀疑的目光快把你烧穿了——我只好先发制人。”
我笑起来：“他究竟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听你一句话就这么怕？”
“什么也没有。”他撕开绷带，露出烧得干瘪、漆黑的肌肤，示意我帮忙上药——我发现那些被破坏的皮肉组织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可我明白能在这个时候被CIA派来‘秘密保护’我的人真实意图都是掩盖他们和本地军头的勾当，这些勾当的区别只在于是谋财还是害命。假设他参与的是后者，我找出证据来说他们有一套万不得已时对证人灭口的备案，不是轻而易举吗？”
“你的意思是，你设计了这场爆炸，却筹谋罗织到他头上？”
“我什么也没说。”他扫来冷淡的视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卷起的袖子放下，打开手提电脑处理起数据，直至全部十几个房间的录像都在Google play播放起来，“内容相当齐全，还有备忘录和不难破解的加密网络通讯记录，对比我手上的信息，不难确认美方线人有谁。希望雷恩够识时务，在我查清以前……”
“你真的要这么做？”我贸然打断。
“怎么？”
“琼斯先生，你比谁都了解这不单是追究程序正义的破坏者，而是在入侵、瓦解、处决这个程序本身——你本人的合法性赖以存在的程序。”
“那我就该视若无睹？”他突然转头瞪着我，带着似乎压抑已久的偏执、任性和待人待己的严苛厉声说道，“为了不犯间谍罪、泄密罪、叛国罪——或者用一种更抽象的可笑说法，为了让这一套不背弃它所主张的道德就无法运转的价值输出理念在表面上自圆其说下去？该死，要知道，归根结底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理念——民主党或共和党，别看他们为选举争执不休，二十年来一直在此事上团结一致地代言我，声称美国被推广民主或人权一类的蠢事所定义——”
“你认为美国是被什么所定义的？”
“我没法回答。”他微垂下头，一缕别在耳后的刘海落了下来，盖住略为茫然的眼睛，“硬要说的话，大约是……不知死活、妄自尊大、恨着什么时总跟爱情一样强烈吧。”
“噢，”我失笑道，“国会不用同意的。”
“当然。”他的视线回到屏幕上，“我的解释权早就被篡夺了。”
随着漆黑的天幕在窗外垂下，群星闪闪发光，他手臂上那些糜烂的伤口恢复得愈来愈快——就像吸血鬼之类的幽暗生物得到夜神尼克斯的滋养，有机的生长能力被促发，新肉比旧肉更细腻、平整，苍白中透出泛着活力的浅淡血色。这怪异的超自然场景与播放器里的酷刑画面相互映衬，使我生活其中二十几年并习以为常的、合乎原理与规则的世界变得不可见了。我拉了一张椅子在他身旁坐下，喝着冰水，与他一同以四倍速观看那座伪装得如理疗室般洁净的监狱里的可怕秘密：一个儿童在被殴打，世俗打扮的年轻女孩失去了指甲和头发，日复一日在不肯认罪的嫌犯身上执行的水刑……每隔两周，就会有美方的人来检视，扮演彼拉多似的裁决者，带走一部分人，释放另一部分，却从不涉足泥淖——这些探员止步于监控室，快速在报告上签字，记录着密闭房间中不堪之事的摄像画面一次也未曾亮起。
“一百年来……不，或许更久，”他轻笑出声，但那笑声中似乎含有微不可察的自弃意味，“自从合众国决意不再与世隔绝，而要在外界的各种可能性中测试能够变现的力量，再用够格的力量缔结秩序——你的前辈们就渐渐练就了选择性使用视力的本领。我想你一定听过那个丑闻，某位美国记者称颂大饥荒时代的苏联集体农庄是一种田园牧歌，他的普利策奖至今没被撤销。”
“我有印象。”我点点头，“所以那时，你是把苏联看作一股潜在为己所用的力量才蓄意粉饰，还是真的对为理想诉诸血腥手段的做法怀有宽恕与同情？”
“一半一半吧。”他似乎在认真考虑，“一九二零年代，东西海岸稍有政治追求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共产党员。经验告诉我，再聪明的人也很难不被关于新国度的无本万利的许诺吸引。那个时候，共产主义也好，安那其也好，仅是空无一物的图腾，用极乐的海市蜃楼感召追随者对困缚他们的社会系统无限解构。直到旧国度坍塌，沙塔要从头垒起，图腾必须指向现实中对应的内容，情况才变了。”
气氛倏尔宁谧得像大学里的历史课堂——我最喜欢选的那种周四晚课。他谈论抽象概念的语调让我想起人文科系的助理教授们，犹如无所不知，然而实质是对本该付之一笑的事怀着一股太过孩子气的严肃。二十岁时，我常为此昏昏欲睡，耳中接收着学究式的长句，头脑却不觉漫游到由于我在课表特意空出周五而可享受半年的长周末去——我将会用一天买醉，然后到上州的小镇开越野摩托，或者去长岛钓螃蟹，也许途中邂逅哪位美人，春宵一度——这样胡思乱想时，总有或低沉或轻柔的音调惊醒我：“请分析以下……”我灌几口咖啡，低头盯着讲义上的文字，关于一次仿佛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或革命，措辞如此惊心动魄又如此乏味，像在宣告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为之赴死的。
军校不该开这种课，我想。他也不该同任何以为这个国家服务为业的人对话。
“令人遗憾。”我说。
“怎么？”
“关于你刚提到的——”我努力把陷入虚无感的心绪扯回来，“我们的人对苏共和圣战者的类似做法，为了使挑选的枪获得合法性包装厨一些大义名分什么的——没错，出于私欲给恶背书并不新鲜，在华盛顿可谓有百年历史的政治遗产，但如今连动机里的感性都越来越少了，不是吗？说明美国也不年轻了。”
“第一次有人这样跟我说。”
“我还以为这很显然。初见你时，我就感到一股年龄上的不和谐，”我回忆着，“哪个二十岁上下的人会用《福尔摩斯探案集》里带三五个头衔的贵族委托人的口吻请人办事？”
他被我逗笑了——这回是真实的笑意。我忽然想要吻他，但一股奇怪的恐惧止住了我。
那夜睡到一半时，我模模糊糊地感到视网膜上出现了一点光，是令人不安的死白色，与床头灯和落地灯散发的柔和暖晕全然不同。我睁眼坐起来，找到光源——来自盥洗室的门缝——然后走过去检查情况。打开门后，我看见极诡异的一幕：手电筒的照射下，阿尔弗雷德仰卧在浴池中，头比脚低，烧坏的胳膊搭在胸口，脸上盖着一块湿毛巾，似乎在对自己使用水刑。有三五秒，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因为这一举动无疑超过了我的理解范畴——他是要原封不动地承担一遍我们白天见到的囚犯、以及仍关在巴格拉姆和关塔那摩监狱的无数囚犯们被美国加诸于身的痛苦吗？这是自愿的赎罪仪式、被迫接受的刑罚、抑或仅仅追求道德快感的自我折磨？我怔愣之际，那块毛巾径直滑了下来，他睁开眼睛，蓝得不染杂质的瞳孔内漂着封在水箱中的金鱼般的光点，唇齿间溢出近乎求救的、荒凉而微弱的呻吟。这恍若什么噩梦或春梦的场景把我钉在了原地。回过神来时，我发现他彻底昏迷了过去，只好俯下身，小心地将他抱回卧室的床上。他没怎么穿衣服，也没有呼吸，肌肤却仍温软，比清醒的时候更像某种世间尚未理解却实在活着的东西。我无所适从地对着这鬼物，差点被借机把“异类”毁灭的、阴郁狂乱的欲望吞没——这一情形持续到凌晨五点。中午醒来时，我假装不记得此事；日光之下，他已恢复如常。
五
出乎我意料的是，三日之后，他就决定要回美国。机票已购买好，只待启程。我问他案子结束了吗，他说是的，雷恩探员把CIA在水面下的收入交代得很清楚——前一晚他们单独在喀布尔一家桥牌俱乐部会了面，据说这个谨慎的鼹鼠还乔装打扮了一番，化身为一名中年穆斯林——条件是阿尔弗雷德使用他提供的信息时不得透露来源。“但他的上司肯定知道他见过你了吧？”我略感不解，“依这行人的情报敏感度，恐怕不难猜出实情。”“这不重要。”阿尔弗雷德面色厌烦地摇摇头，“实情就是要结束阿富汗这一摊蠢事的是我，雷恩不过是在我罗织能扔给参院老爷们的反战素材时走霉运撞到枪口上来的——换成谁都会作一样的选择，为难一个偶然被我威逼利诱的人毫无意义。对他们而言，不如进一步限制我的行为自由来得高效合理。”他自嘲地笑了一声，又说，“把我禁足在纽约或DC，或者更进一步，关在某间研究反科学物质的实验室，那个以管理我健康为由实施监视的意识体机密委员会担忧的occult authority就永远不会出现了。”
这番难得坦率的埋怨让我惊讶于他真正的处境。随即我不由想到，在这种形式的存在物中，他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其他国家的“人形”正过着怎样的生活？
“阿尔弗雷德——美国，”我提出一个唐突的假设，“倘若人类侵犯了你的太多边界，或许你可以联合遭遇相似的同类……”
“同类？”他不可思议地重复了一遍，“噢，不，且不论我们的交情如何——诚然永生者之间很难没有些许超越国家利益的私人往来——仍放任自己被纠缠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诠释系统的大概只有我了。这是我的错误，而我不认为自己能获得同类的同情。‘我早已告诉过你，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我完全想象得到他们这样说。”
“听上去真糟。”我摊开手，“那么，为什么？你确实没必要做到这步。”
“公元前四百年，欧提弗洛准备以虔诚的名义指控自己的父亲谋杀——”他没直接回答，而是绕到一个我从未听闻的典故上，“苏格拉底对他提出要求：‘我想知道虔诚的特征是什么，它使所有的行为都变得虔诚’。这一假设断言存在着一套规则，足以指示我们每一刻如何正义地行为。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这套规则——或者说哲学家构想的全能审判机器——控制了我的思考，教我再也难以忍受误差。我没办法停止。”
“别的国家呢？”我斟酌道，“照我理解，普鲁士在某个阶段必定比你的这种倾向更强烈——”
“不。”他翻开一个空白牛皮纸本子，在上面写写画画起来——棕褐的页面上先出现一个手持托勒密宇宙模型的赫尔墨斯，又出现一行希腊文，“普鲁士对伦理炼金术不感兴趣，他只听命于伦理在更高处运行时自动作出的决断。比方说，俾斯麦死后，他一次也没干涉过威廉二世怎么想、怎么做，哪怕他看得到结果。我想……或许这才是明智的。”
他把那个本子递给我，我不明所以地收进了行李箱。后来我在网上查找到那行希腊文的含义——它出自赫拉克利特的《片段53》，翻译过来是：“战争乃万物之父，万物之王；他让一些人成为神，一些人成为人；他让一些人成为奴隶，一些人获得自由。”
直到近一年后，我才对其他意识体的存在有了直观了解。那时我以为自己跟他的雇佣关系已随着案件翻篇不了了之，不料他突然打电话过来，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一趟沙特阿拉伯。这回他倒没绕弯子，直言是有要事必须同沙特意识体私下谈，市面上的司机和助理虽多，但他不想在随时可能暴露身份的场合带着不明就里的人，所以还是我用起来最趁手。他的开价比上一次更高，再加上先前的阿富汗之旅在我心中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谜团，怀着想从他那儿探出究竟的心思，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他只给了我一个周末准备行装和研究当地情况——甚至不够我紧急记忆几句问路用的阿拉伯语——次周一的晚上，我们已在利雅得金碧辉煌的皇宫外。
“这位先生居然还住宫殿。”我咋舌道，“该不会也要被尊称为——让我想想伊斯兰教中的说法——‘两圣地监护人’？”
“就是如此。”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手上的加密通讯设备，“君主制国家往往以象征王权的灵物自居，当然能合法占据国王的房舍，准确地说，国王反倒是他们的看家人。”
“比如英国和日本？”
“对。”他作出有些嫌弃的样子，又轻微弯起唇角，“这么说来，这二位在其他某些领域的矫情和顽固也得到了解释。”
两名看起来受过特种兵训练的侍卫把我们领进皇宫，绕过无数道走廊后，我们来到东南角处某个面积不大、装潢也颇朴素的房间——方圆五十米开外都是封锁的——门打开时，新月形窗户旁一位外表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回过头来。男人中等身材，在西亚人中算得上健壮，穿白罩袍，戴白头巾，脸被遮住一半，浸没于本就昏暗的夜色而显得面目模糊。阿尔弗雷德问：“不开灯吗？”对方发出古怪的笑声，以不甚标准的英语答道：“我总嫌电子照明器材太刺眼——不过出于待客礼节，今日还是将就一下。”
灯亮了。我看到这位老灵魂有一双棕中掺杂橄榄灰的、锐利而疲乏的眼睛。
“琼斯先生。”男人缓缓说道，“我们早就讲定，政治的东西找王室谈，不是吗？你是仅有会在斋月打扰我的人。”
“抱歉，我没意识到。”阿尔弗雷德眨眨眼，“难怪你把时间定在天黑后——吃过晚餐了？”
“刚吃过。厨房里还有些残羹剩饭，你们要不要也来一点？”
“不用了，”我的雇主用半真半假的口吻说，“我怕你给我下毒。”
“孩子，你过于异想天开了。”男人不认可似的叹了口气，“至少在伊斯兰世界，能毒杀意识体的药物仍未问世，即使笃信有神灵加持的医生们已经像钻研魔法石般尝试了很久——还是说你那块撒旦之土出现了什么技术突破？”
“英国丧失北美统治权后，我就再也不想着暗杀这么阴损的事了。倒是你，拉赫曼先生……”耳畔的嗓音渐渐转低，“去年对我下手是做什么？终于受不了你的王室与我这个异教徒为伍？可惜你的人准头不行，最后还是虔诚的伊斯兰孩子代我吃了枪子。”
“何必为这么点小把戏兴师问罪。”男人好整以暇地微笑起来，“仿佛你真会担忧无关痛痒的枪伤似的——这可比不做安保措施就跑到阿富汗乡下查一些根本没人在乎的诬告案更令我意外。”
“你也很令我意外，拉赫曼先生。从911到现在，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911？”我闻言错愕了一下，想起关于此事尚未解密的报告的流言蜚语，忍不住插话，“莫非幕后黑手真的是……”
“谁都知道本·拉登原本就是沙特人，”阿尔弗雷德面色阴沉地说，“而沙特人中不满意所谓石油美元联盟、暗中支持卡伊达的不在少数——我们面前这位先生就是其中一员。当然，我完全理解，假如你信真主，你也会认为从异教寻求力量维持合法地位是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妥协。王室这么做是怕自己像巴列维王朝一样被颠覆，真正的信徒可不在乎这个。”
“美国，把这些事摊开来谈就无趣了。国和国之间向来是彼此无法忍受又不得不被一些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计算绑在一起的。我常想向你施加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同无法忍受你的根由——我们对正义截然相反的理解——毫无关系，纯粹因为在那些计算里你是更仰赖我的一方，让我有自由空间为所欲为罢了。否则你还能怎么办呢？”男人语带怜悯地问，“重新回到一九七零年代——在无数拿着废纸般的美钞想换回黄金的债主面前无路可退吗？”
“我可以回到更早的、现代以前的生活里。”阿尔弗雷德平静地说，“就像你也可以，并诚挚地希望如此。别忘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你甚至不晓得美国是什么地方。”
“不，你不可以，我也不——没有人可以。退回来路的门仍然开着只是赌徒的一种幻觉而已。国家无一例外全是赌徒。”
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直到沙特阿拉伯化身的年长男子再次开口：“话说回来，美国，我差点忘了问你查到我头上来的路径。”
“要是我把情报渠道告诉你，岂不是连对你的仅存优势都失去了？”
“你还有军事优势——好吧，随你的便。”
然后他们不再谈正事，而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说是闲聊，但主要是沙特在讲，美国在听，主题从女人是否有权开设独立银行账户延伸到针对异见者应采取怎样的遏止手段。对几年后的卡舒吉一案有所了解的人肯定不难想象谈话内容的反人道程度，可异乎寻常的是，美国没作任何伦理评判，完全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仿佛转瞬间变得对“人权”毫不在乎——他甚至稍许表露了自己在杀戮方面的渊博知识以及算不上小的兴趣。“你懂解剖学，是吗？”那位拉赫曼先生问，“还有病毒学？”阿尔弗雷德面带一种混合了莫名其妙的嫌恶看向他——这让我不禁怀疑沙特的言外之意究竟是什么。之前他说科学都是反信仰的，又说科学主义者是研究科学最好的实验标本，生化学家应当献祭自身而不是戕害老鼠之类无辜的动物。“当然。”阿尔弗雷德最终说，“我不喜欢没有技术含量地杀人。”“好的，好的。”对方笑得胡子抖动起来，“上帝会令你满意，聪明的孩子。至少在我这儿，你不会被没有技术含量地杀死。”“你打算借用你反对的技术，拉赫曼先生？”“为什么不？既然我能借用美元。”
走出皇宫时，我仍惊讶于阿尔弗雷德的情绪耐受力。显然他在同类间远不像我以为的那样足以令人忌惮、乃至呼风唤雨。那些家伙们太老练了，而他青涩得犹如在二十一岁生日第一次进赌场就压上全部身家的人。我开始想象那些不停歇的牌局是如何进行的——游戏里不止有沙特、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伊朗，以及更重要的：以色列。美国尝试在中东这块四战之地赢回本息，时而搭建时而拆除一些变幻不定的关系以达成某种平衡，但……
“在想什么？”他柔和而有力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保镖走神是危险的。”
“抱歉，不过我记得你之前说无需我做保镖的。”我观察了一下周围——夜色已深，建筑物外表上蓝绿灯饰的冷光散落在无人的街道上，显得这座富丽、玄秘的城市有些空幻，不过倒没有不安定的迹象，“你落进这种境地多久了？”
“什么？”
“不得不跟很多想要你命的人虚与委蛇。”
“我还真不记得多久了。”他理了理头发，把鬓边散落的一缕拨回耳后，“小时候，除了美洲，我只知道欧洲，或者说西欧。西欧人并不想要我的命，除非我在某些事项上激怒他们太甚——也可能因为当时我弱得构不成威胁，又实实在在有价值可取用。那些自认兼备武力和文明的长者像待宠物一样待我，给予主人的宽容，这意味着我不必隐瞒反叛乃至报复的心思，只需在偶尔大祸临头时适当讨巧取怜就够了。独立战争后，事态改变了，美国人陷入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漫长幻觉中，并推己及人，日益觉得发生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革命都跟自己有关系。十九世纪，随着联邦政府半买半打地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手里又拿到几块地盘，普世主义激进派们开始想，其他‘被征服者’也该如此！不止如此，还有民族自决、主权平等、公海航行自由……就是后来被写进《大西洋宪章》里的那些。曾经我也是发出这种声音的人中的一个，或者说，充当过他们的话筒。一战前那三十年，怀着愚蠢的传教士念头，我独自去了很多地方，从非洲到东亚——连清帝国都信过我能帮他拿回因‘外面的历史走得太快’流失到他人手中的东西。而也正是那时我初次看见了隐匿在西欧人构建的、巴比伦花园似的秩序下的另一个世界……像现今的阿富汗农村或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一样教任何体面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血肉狼藉的世界。花了又三十年我才明白，真正想要我的命的人其实在那个世界里。”
他停下来，用一种仿佛事不关己又充满感伤的眼神注视着我。他说了太长，太推心置腹，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听懂了。
“这倒可以理解。”我说，“你的身世就足以令人嫉妒了——在多数人眼中，你不是巴比伦花园的颠覆者，而是继承者。你还比前辈们爱讲动听的话，显得更加像一个怪物。”
“你说得对。”他把手插进衣袋里。“这都是我自作自受而已。”
“那么，”我接着问，“你来到了中东——根据我的印象，大约在一九五零年代。这时你已心知肚明自己的出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接替英国人实施统辖的新宗主。你预料到会收获反感、拒斥乃至憎恨，但你还是来了，带着你的金钱、武力以及从过往经验中磨练出的、图穷匕见之际仍能谈笑风生的社交技巧，以为能控制局势，在同为了争夺圣城打了几千年圣战的族群的交道中取得和英国人不一样的结果——是这样吗？”
“不完全是。”他点起一支烟，却没抽，只让昏昧的尼古丁气味飘散在空气里，这教他的表情显得越发迷离不明，“既然说起英国——我忽然想到，英国也爱抽这烟。古巴雪茄是我与他极少的共同爱好之一。上次来这儿时，他跟我一起，临走前我们在街头散步，他点了一支El Rey Del Mundo，意为‘世界之王’。我问他特意拿这个牌子有没有什么用意？他说没有，作为帝国，他早就对我缴械投降了。我说我不信这花言巧语，他说不信也没办法。我又问他重游许多过去或形式或实质属于不列颠的‘故地’时是否会怀念十九世纪？这回他倒坦然，直言他在想奥克兰勋爵，一八三八年那位印度总督决定出兵阿富汗以对抗亲俄的波斯时，用的也是帮本地民众建立合法政府的名头，就跟现在我做的毫无区别。我对英国说，世界就像一个闹鬼的大房子，一样的演员不断重复上演一样的剧情，只有道具的材质稍微换了，有时是布、有时是纸、有时是塑料。可怕的是，主角全都无知无觉——就像他们在每次剧终前的大火里的死亡都是真实的，而转世轮回不会携带记忆。这多荒诞！上帝在他导演的傀儡戏中居然不曾感到倦怠。他闻言有点诧异地笑了，说他很高兴我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指，我跟他被分配的角色是同一个。他补充道，火灾在烧到他时出现了一点意外，所以他侥幸死里逃生，得以和我同时存在，并置身事外地观察概念上的‘下一世’怎么把再熟悉不过的剧重演一遍——这是他如今为数不多的快乐来源。”
“听起来好像《土拨鼠日》。”
“是啊。”他歪了歪头，终于吸一口烟，很久才缓缓吐出来，“一遍、一遍、又一遍——我常想，伊朗是怎么忍受的、叙利亚又是怎么忍受的？这个该死的时空迷宫有没有出口呢？我厌烦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于是指望一些同类能给我答案，然而迄今都是失败的。”
“比如英国？”
“他是其中一个。”
“话说回来，你会跟英国聊这些还挺令人惊奇的。”
“为什么？”
“你说曾经想用暗杀的法子对付他。后来和解了吗？”
“噢——是，那时候我太小了。小孩子的爱恨做不得数。”他他拂开挡住眼睛的头发，用稀松平常的口吻说，“我一度必须仰赖他生活、乃至存在，即使独立后也不得不祈求他的荫蔽，这令我产生了一种粗暴的直线思维：如果他死了，我也能解脱。但解脱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八一二年战争前的我完全没想过的。因一盏灯而有了温度和光亮、生成所谓意识的镜子自然想象不到灯灭后的黑暗是什么模样，里面蛰伏着嗜血的怪物还是救赎的神明，抑或就是意识的结束本身。我只晓得无论哪种可能，都比照原样过下去好，于是一头扎进未知里面了——然后我碰见了‘他们’，那些我以为能帮我忘记父亲的伟大形象的人。西欧国家个个有足以把英格兰当作乡巴佬嘲笑的风雅品位与高尚的文武习俗，这不必说；亚非和南美也布满践行着各色远古先知恒言的人类社群，彰显出跟宇宙不证自明的亲密。一九零零年，我对英国说，谁的宝箱里都有比你的有更漂亮的金币，哪怕那些被你称为蛮族并征服、改造的人。他未予置评，仅轻描淡写地断言我终究会回去。他是对的，付了足够代价后，我认识到我只能回去——在所有经历了悠久时间的意识体中，他是唯一能真正与我交流的，也是唯一能跟我一同受过的。”
“占星术说的家族业力指的便是这个吧。”我思索了一会儿，“你和英国最后选的做法都是像调配化学试剂比例一样控制群体和群体间的恨——可能这已是避免大范围毁灭的最好法子？”
“我们在名义上当然会这么说。”他转头看着我，眼底一些锈迹般的血丝在灯光下突兀地显露出来，“但实际上，不，他们真的会毁灭吗？阿拉伯世界生生不息地延续几千年了，相互仇杀只是净化信仰的方式而已。”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
“也许是……用这些恨造一个金字塔，以花最少力气控制底部每一块砖和每一粒砂子。”他温雅地笑了笑，“你看，阿富汗的实例已说明，某些地方是无法被一个现代西式政府直接治理的，90%的人都会将这样的政府看作自己的背弃者，倒向更极端、更充满仇恨的力量以寻求报复。这意味必须保留每个社群本身的法理风俗，无论其中的逻辑在我们看来多不可理喻——这也是为什么当初英国只派几个人的殖民方式比法国事事亲力亲为有效得多。伊斯兰人需要塔利班、哈马斯、真主党、穆斯林兄弟会、哈梅内伊，不需要美国人；因此美国如要插手，必须使用间接的手段——间接不是指这二十年来成本极高且注定失败的傀儡扶植策略，而是拿原本就厌恶美国又足以压制多数同类的势力做棋子——只有他们才能得到同类的信赖。”
“所以沙特就是这样一枚棋子？”我乍然明白了，“他一面假意与你合作，一面给多个恐怖组织做金主、养寇自重，以为你佯作不知是有求于他而被迫忍耐，其实都是你构想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是啊。”美国摊开手，“不是谁都是日本——对于更复杂的形势，总要用更因地制宜的眼光找代理人。而且这点不止适用于中东，”他顿了顿，“为什么我甚至联合过一些共产党？击垮苏联之类的理由都是谎话而已。”
“通过共产党控制你想控制的？”
“对。”他换上玩笑语气，“世界上没有谁比共产党更有钱、也更舍得在我这儿花钱了。”
“……这可太邪恶了。”
“布雷特，我一直知道我是要下地狱的。那么——怎么样，虽然绕了一个大圈子，我解释清楚你那个关于虚与委蛇的问题了吗？”
“嗯。”我思考着整个逻辑脉络，“真正想杀死你的人才能统治那些有同样心意的人，为了使触角伸向理论上最广的范围，你必须懂得如何操纵他们，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消灭或换掉。”
“很不错。”他像听见正确答案的老师一样满意地点头，旋即话锋一转：“少校，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注视着他，不动声色。
“你是出于什么理由、动机或目的把我们在桑吉恩谷地的行程提供给‘神父Z’的？”
下一瞬，他的枪口带着一阵尖锐的凉意抵上了我的下颌骨。
六
最终他没有要我的命，而是在被我猛地攥住手腕时——如今想来，这个举动可谓相当不怕死——将枪丢在脚下拂袖而去了。至此，我必须向读者道歉：倘若这是一篇推理小说，那么无疑使用了最有违公正的叙述性诡计，从头到尾都有大量信息被刻意隐瞒着，而第一人称的心理活动也不乏蹩脚的虚构。事实上，美国化身与我的关联并非自二零一一年曼哈顿上东区咖啡馆的那次“初遇”起始，早在“持久自由”行动尚未更名时，我就隔着战地浓重的灰白色硝烟和数百码距离见过他身影灵活地跳进一幢大楼里拆弹，而更久远的童年时代，他曾出现在我从舅妈书房找到的一张一九六零年代的小型话剧的海报上——我仍记得那部剧名叫《丝绒杀手》，地点位于西十四街的一家会员制俱乐部——虽然直到结识他本人后，我才发觉记忆中这些气质极相似的朦胧形象拥有同一张脸。
协助我确认这一点的正是他所说的“神父Z”。“神父Z”不是一个人，而是由一群撒旦信徒组成的神秘学协会，像正经学术组织一样定期聚集，倒置十字架、反念《圣经》并饮酒，讨论一些散佚的宗教文本和未解的灵异现象。刚退伍时，我对基督的信仰一度动摇，并在前任女友影响下参加了一次“神父Z”的聚会——那是在一家禁酒令时代的黑店风格的隐蔽酒吧，老板本人就是主持者。当时我们一起朗读了一首题为《绝望者的魔咒》的诗，据说是那位发明共产主义的德国人写的：
“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
我莫名其妙就想起了我们的国家。这多讽刺——我对爱丽丝说——诗人想必希望自己创立的党派具备如此颠倒善恶的力量，不料这个命运落到了他的敌人头上。
老板听见这话后端着一杯金酒走了过来，对我和爱丽丝提到不少撒旦教的人都觉察到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对截然对立的概念的相通之处——“前者是后者存在的条件，”他说，“先格式化一种文明，才能拆解它，而美国做的正是……”“制造虚无？”我问。“对，所以那些虚无的虚无必须寄生在他身上。”他答得语焉不详，“寄生虫的全部养分来自宿主，在幻梦里扮演的角色也不过是宿主身份的种种变形而已。”
过了四个月，阿尔弗雷德·F·琼斯带着穆赫塔利夫的案子聘任了我。如今回想起来，他找到我究竟是因缘巧合还是有意做的局，实在是不得而知：显而易见他与“神父Z”一直在彼此监视，“神父Z”认为他们能借我透露的情报除掉他——这是酒吧老板后来告诉我的，一开始，与我对接的成员只说希望获得更多关于超自然存在的一手资料——恐怕是出于人类原始的驱魔本能，否则美国化身既然被看成可对耶和华取而代之的强大妖鬼，分明是使他们的信仰得以成立的证据，该被推崇备至才对；阿尔弗雷德作为被动一方则更令人捉摸不透，他被人类剧烈的敬爱或憎恶当靶子太久了，理应见怪不怪，按我的猜想，他对这个小众组织的关注大致只是“棱镜”一类无孔不入的监视网络的一小部分，动机是控制癖而非对安全的真实担忧，至多因为撒旦教背后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扯上了关系为其增添一道危害度检测……也就是说，他没必要为调查“神父Z”接近我，除非他神机妙算到将后续所有进展——我会答应库尔·约根通风报信的事、我们的行程被几经辗转送到利雅得的事、那位敌友莫辨的沙特意识体遥控暗线爪牙策划袭击的事、桑吉恩谷地中的遇袭使他刚好有机会揭开阿富汗诸多黑幕的事——全都预先判断出来。
若是如此，有人恨之欲其死，也并非不可理喻了。
库尔·约根——那家店的酒保，也是一名精通密码学的电子工程师，同时担任伯根社区学院的兼职神学教授——在我二零一一年出发去喀布尔前请我“做客”时，给我展示了一本特殊的影集，里面有各个时代的阿尔弗雷德，我记得最清晰的一张是在一幢仿佛惊悚悬疑电影里会出现的乡间别墅，他的脸浮现在一排排死人眼睛似的窗户中的一个，由于四下漆黑，唯有他背后的房间亮着橙黄灯火，金发蓝眼鲜明到诡异，犹如掉进地狱还没朽坏、反倒放射出更多声色能量的水母和珊瑚，显得惊心动魄。我问约根先生这幅照片拍摄于哪一年？他说一九九四，洛杉矶，刚好是《肖申克的救赎》上映、迈克尔·康奈利出版《混凝土里的金发美人》的那一年——一位“神父Z”成员已故的岳父当时是个渴望进军好莱坞的无名广告导演，筹备自己的第一部短片时四处寻找演员担任被年长情人杀害的少年主角，某夜喝得酩酊大醉后途经别墅前的公路并拍下照片，次日依记忆找回来时，已经人去楼空了。
“然后你们慢慢发觉，”我咽了一口唾沫，“他屡次出现在不同人的镜头下，相貌从没变过。你们便着手调查起背后的原因？”
“准确地说，我们最初除了做做黑弥撒外，只是偶尔随性地闲聊一些被正教认为是亵渎的东西。发现这个案例纯属偶然——其实原本也无非当作怪谈里常见的几种永葆青春的生灵之一。随着搜集的资料越来越多，我们才逐步确认他是……”
“他是谁？”我屏住了呼吸。
“你马上就有近距离观察的机会了。”对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们随时互通有无，好吗？相信你会干得不错。”
利雅得一别两年后，我才鼓起勇气把这些荒唐的前情写信告诉了阿尔弗雷德——讽刺的是，我并不知晓他的电子邮箱，倒精确记得他当初带我去的住所地址，于是打印成纸质文本寄送给他，使此举增添了一层如若矫饰的庄重——详细说明我绝无伤害他的意思，恳请一个当面赔罪的机会。等了四五天，他的回信就来了，是用些微潦草的钢笔字手写的，只有一行半：“我之后两周不在市里，要到上州去。方便的话，星期天上午十一点来波灵，我在车站等你。AFJ。”
我不假思索地买火车票赴了约。那天是初秋，从凌晨起就风雨不断，一路的山景都充满阴森压抑的味道。到站时是十点三十七分，他已经在那儿了，穿着牛仔短外套，撑一把灰伞，看起来仍年轻得吓人。见我下来，他点头稍作致意，但没说话。
“没开车吗？“我在荒寂的站台上张望了一下，“那只好就近找家随便什么能坐一会儿的店躲躲雨。”
“我有幢房子，就在旁边。”他终于开口了，“午餐也做得差不多——虽然没什么好东西吃。”
“有什么？”
“汉堡，意面，沙拉。”他想了想，“超市买的半成品，简单加工来果腹的。”
“不错了。”我笑了，“一个人住时，我通常只吃披萨或炸鸡外卖。”
“我也差不多，有客人才多花点力气。”
这种漫无边际的交流方式让我生出几分异样的不安感觉，好像比过去更熟稔，又像隔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戒备，取决于将一路的沉默不语和迟迟不切入正题的对话理解成亲近的松弛还是疏离的寒暄客套。他的手艺比我想象中好不少，并不是把食材做熟了就满意，连柠檬汁和香料的用量都恰到好处。我吃过饭，喝了咖啡，又跟他一起看了场橄榄球赛，他才决定让那柄空中悬置的锤子落下来——“少校，”他温和、平缓地说，“我知道你怀疑我将计就计、自导自演，但我没有。坦白说，我的确猜到身边会有眼线，也的确将自己置身危险以引蛇出洞——就像很多阴谋论家眼中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件中所做的那样——然而事发后清查泄密原因时，我甚至首先考虑了仅收到我一封简短邮件通知她我会去找她丈夫的舅舅的穆赫塔利夫太太，而不是你……当然，我实在没必要向你解释什么。”
“是的，你没必要。”我表示同意，“该解释的是我。”
“你已经解释过了。”
“你没接受——我清楚你没接受。”我叹息道，“你就是那样的人，对背叛深恶痛绝，被谁辜负过一次信任，对方在你心里就永世不得超生了。”
“你从哪里得出的结论？”
“历史书、时政新闻，诸如此类的。”
“噢，难怪。”他起身走到窗边，看了一会儿外面愈演愈烈的雨，“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抱歉。”我说，“穆赫塔利夫太太好吗？她先生有没有新消息？”
阿尔弗雷德惆怅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详细叙说起其间始末：如我所知，埃尔霍纳·斯卡克洛因参与针对我们的恐怖行动被捕，也意味着他与他的儿子在巴格拉姆监狱间接团聚了（纵然“圣战”大约只是所有不堪忍受现状又有一定英雄气概的当地人都会做的事）；而在穆赫塔利夫先生与舅舅一家的关系上，也有充足依据证明移民法庭没弄错，这位以进步派面貌示人的阿拉伯难民骨子里仍是个伊斯兰狂徒。“但他不是来策应另一场911的，以他拥有的资源、能量也做不到。”我的主顾目光中显现出一丝迷惑，随之解释自己用一点黑客技术非法潜入了他的电脑，“只花费约五分钟，我就意识到整件事何其无趣。这不是国家机器爱渲染成威胁的那种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也不是左派总施以同情的、在权力话语中被瓦解了身份合法性的可怜人，不过是最常见的那类投机主义者罢了。什么环境有利于发达，这些人就去哪儿，什么立场能带来好处，他们就说什么话，同时恪守着某些‘生存策略’无法动摇的前现代理念，比如教派、宗族的荣耀。真不敢相信我为他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我可以想象，”我说，“美国是这种人的乐园，不是吗？所以移民局直觉虽准，与其依法行事，倒不如放他进来——他最后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墨西哥毒枭的巢穴。”阿尔弗雷德淡淡地叹了一口气，“那是一整个系统，业务范围从走私军火涵盖到向徒步北上的非法移民收保护费。他在一次作案时杀了人，被警察击毙，我至今没敢告诉他太太。”
面对这说不清是太悲惨还是太寻常的事，我沉默许久，最终问：“是美国的警察吗？”
“是。”他简短地答道，“梅里达倡议后，我们逐步往南部邻居派去大批缉毒警察。短短四年，不少杀了人，不少被杀了。”
“人真的很容易死。”
“这是我时不时羡慕人的原因。”
我们没再继续交谈，因为窗外忽然传来一阵猛烈的雷鸣。那一瞬恰有蓝紫色的闪电映在他的脸颊和鼻梁上，值他原本柔和的面容乍现凄厉狰狞之感，似乎之前手臂烧伤留下的疤痕如恶魔般覆盖了这具躯壳各处。想到这层，我有点着迷，又有点嫌恶，心头不知怎的还冒出几分了无遗憾的意思，仿佛刚看完一出《最后的晚宴》或《圣母升天》。我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便站起身，对他说我要走了。
“几点的火车？”他随手把空餐盘丢进洗碗机，拿起仍湿漉漉的雨伞来，“波灵太偏僻，我记得隔两三小时才有一班。”
“四点半。”我翻出时刻表，“还有三十五分钟。”
“从这里走去车站，七八分钟够了。”
“先去外面转转吧，屋子里有点闷。而且——”我拿不准该不该讲某个刚钻进脑子的念头，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坦言，“来时似乎看到一片墓地，碑前稀稀落落挂着星条旗，像老兵公墓。考虑到我今后也有不小的概率埋在这里，不如做一番先期考察。”
“老兵公墓全国都是，你这么快就决定是这里了？”
“对。”我迅速答道，并奇怪地感到适才还很强烈的、期盼立刻远离他的意志消失了，“你不怕鬼的话，跟我一道去祭悼一下同事？”
“好啊。”他莞尔，“不过我得说，我相当怕鬼，他们不是罢了。”
“他们是什么？”
他抿了抿唇，无端陷入沉默。
我没想到那天在暴雨倾盆的阴晦墓园间他才让我知道其实他从未原谅我——直到多年后我仍愕然于自己毫无道理的乐观与迟钝。他看起来体谅、从容、有良好的风度与教养，但被伤一分便要回馈三分的执著从未有片刻消失过，无非鹰隼爱在人迹罕至处出没而已：随着山野在汹涌雨势覆盖下逐渐暗得像夜，而前后左右都已布满插向浓云的石碑，人间表里翻转过来，他的情绪也愈发不对劲了，混杂着慈悲与狠意的微火烧起在蓝得发黑的眼睛里。他再度提起“忠诚”那个词，而我的心被恍如隔世的震怖攥住了。“这儿的每一位都比你忠诚。”他说。有那么一刹那我几乎笃信自己在跟带走死灵的赫尔墨斯或地狱入口的米诺斯说话。我感到他坚硬、纤细的手隔着雨水扼住我的脖子，比断头台更无法逃脱——
两日后我在重症监护室醒来，据医生说头骨碎裂了几块，应是撞击在了什么尖锐的物品上。他又补充，我的心肺功能一度停止了，又不知道被谁做了复苏。我问我是怎么来的？他说一位叫阿斯利·林登的青年叫了救护车，还留下地址和电话，要求把账单寄过去——如果有保险支付不了的部分，林登先生会支付。我无法形容自己听了这话的感受是荒唐还是愤怒：按理说，及时发现第一现场的目击者也最易被猜测为作案者，而他就如此堂而皇之地自报身份，全不在乎嫌疑？事实也的确没有，没有报警、没有立案——这真是一桩怪事。纽约州的司法系统失灵了。
出院后，我过回了以往的生活，在酒精、娱乐和性上放纵，偶尔缺钱了就帮人查些杂案维生。某一回，我在替一位遭遇勒索却不便报警的客户调查背后的人是什么来头时，再度与阿尔弗雷德产生交集。这时是二零一八年，我三十七岁了，而他看起来仍不过二十来岁。他突兀地打了我的电话，让我带着已掌握的信息去三十九街一家叫Raines Law Room的酒吧见他，声音含混不清。昏暗的壁灯与嘈杂的音乐下，他低低地说了两个词——“新右翼、共产党”——然后是一串名字，既有美国人，也有东欧人、土耳其人、沙特人、以色列人、中国人。他告诉我世事变了，能把金钱和武力挥霍在改良伊斯兰的时代不复存在，山雨欲来，许多手上不干净的议员、联邦雇员和科技公司高层正在被胁迫提供机密情报，正如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人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音箱恰巧播放起Placebo的《Song to Say Goodbye》：“You are one of God’s mistakes……”
“我厌倦了。”我突然说，“我想回阿富汗了。”
“也好。”他似乎毫不诧异，“我给你钱——房租、生活开销，以及你打算做的任何事所需要的经费。我们犯了太多错误，能弥补多少就弥补多少，无论是记录，还是救人。”
“你的钱我可不敢要了。”我叹息道，“或许——方便的话，给我个正式职位吧。”
“在什么机构？”
“Resolute Support，或者随便哪个NGO。”
“好。”他点点头，“虽然现在说早了点——safe travels。”
回去的路上，我们共乘了一段4号线。不知是否是喝多了酒，他说了几句意味不明的话，比如每次坐地铁时都像变成内窥镜来到了自己的肠胃里。
*
我再一次也是此后唯一一次见到他是在二零二一年的喀布尔。烈日炎炎的八月，上任半年的约瑟夫·拜登按唐纳德·特朗普达成的协议，在九月十一日之前全面撤军。由于塔利班攻势日益迅猛，再加上国防部在政府换届的种种动荡间或许有些准备不利，整个过程匆促、草率、兵荒马乱。许多曾为我们工作的本地人被封锁在去机场的路上，许多刚离开巴格拉姆监狱的囚犯在美军最后的军事行动中被有意无意地炸死。随着回国期限临近，我的胸腔被前所未有的虚无感充斥了。我想起二十年前初次来这里时，曾以为事情会越来越好，现实中却越来越糟了。这场战争的命运就像被内置程序设定好轨迹的车，无论再怎样打方向盘也逃脱不了等待在路尽头的那个空洞。这三年来，我眼见着一切事与愿违——愈演愈烈的腐败、更频繁的空袭、终究司空见惯的平民死亡。阿米尔·达多那样的人层出不穷，为赏金报上的假名单永无止境；前副总统杜斯塔姆麾下民兵以村民支持塔利班为由对多座普什图村庄发动无差别攻击；二零一六至二零二零年间，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在造成的伤亡中百分之四十是儿童——一度超过了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的“战绩”。他会怎么看这个结果？我一边翻阅电脑里的工作札记一边想。或许这全部是在他的预料内的，毕竟经过越战和韩战的挫败，他早已不该再对这一类“价值传播”战争抱有什么幻想，或者说，所谓的幻想也不过是制造合理性的一条依据——
Resolute Support的几乎所有同事都走了，整幢楼空空如也，大约不止因为战火，还因为病毒。走出办公室时，我看见阿尔弗雷德·F·琼斯倚墙站在无人的走廊里，抬头盯着天花板上散射出苍白光线的灯，不知在想些什么。
“林登先生。”我礼貌地叫了他的假名，“最近好吗？”
“不能再好了。”他如同反讽般说，“我来看一眼撤退进行得怎么样了——你哪天回去？”
“不确定。也许我不回去了。”
“噢。”他打量了我一会儿，“也不意外。”
这时他的手机忽然响了。iPhone的默认铃声很平和，却在当前情境下显得刺耳。他皱着眉，任那段音乐仿佛无休无止地播放了数遍，才接起来。我听见听筒内隐约传来一个男人低沉而焦急的声音——说自己已抵达喀布尔，批评撤军的无序、美军不跟盟友协调只顾“落荒而逃”、以及阿尔弗雷德三天不接电话。“你从来不说你需要我。”那个人以这句话结束了漫长的责备。阿尔弗雷德沉默许久，最终冷漠地回答：“我想我确实不需要。”然后通话被他毫不留情地切断了。
“是谁？”我问。
“英国。”他漫不经心地说，“就像他是我的老板似的……”
“老板不会这么操心。”我笑起来，“有时也该对父亲好一些——你瞧，现在我也是做青少年的父亲的年龄了，虽然还不是，但大致能理解。”
“说到这个，”他停顿了一下，“你有成家的打算吗？”
“有——事实上，婚礼本来预定在下个月。”
“恭喜，还有……抱歉。”
“没关系。”
他没继续询问详情，比如变更后的计划或新娘的身份，只是沉默地跟我一道听了几分钟外面的隆隆作响声——几架轰炸机刚过去，可能还有地面部队。他打开Gmail app，迅速回了一封邮件，接着又仿佛想起了方才中断的话题，轻声说：“留个安全的地址，回头我把礼物寄给你们。以及，这真是个俗气的结局。”
“谢谢。生活总比想象中俗气得多，一场受洗、一场婚礼再加一场葬礼，不是吗？”我看着正爬过地板缝隙的一只甲虫答道，“发张电子贺卡就好。此外，再过几十年，别忘了把我埋在波灵。”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