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馬修·威廉姆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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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马修·威廉姆斯
按地球上的纪年法，今日是公历二八三四年十一月的最末一个星期四，我正在麦哲伦星云边缘一架私人飞船的书房里给你写这封信。
早晨洗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几颗牙齿变得不牢固了。牙齿松动、脱落对于垂暮之年的人类本是寻常事，只是国家意识体身上竟也会发生与自然生物无异的“机体老化”，难免令我觉得意外。近两世纪间，我常感到自己整个漫长的生命中都从未如眼下般像个普通人——记忆存储不稳定到要靠比你的Memento更强力的“冥想”系统辅助，睡眠需求日益增加，而且许多我历来所摒弃的、具有影响判断力的潜在危险的善感情绪也不断滋长起来。怀念过去时，我总想起以前住在伦敦西敏市那些年，最后一任邻居是位从NHS退休的牙科医生，那人头发雪白蜷曲，戴一副镶金的假牙，每逢周末共饮下午茶的小聚便给我看他怀表中亡妻的照片。他的太太已经去世二十年了——一段对你我而言不过转目即逝的时间，在他眼中却像永别那么久。永别是什么呢？恐怕再没有什么人或类人的存在比我更明白它的滋味了。“你只是晚她一步，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多滞留了一会儿，”于是我这样安慰他，“可你知道这滞留总是有期限的。”自此以后，他便不再提所谓的永别了，而是花了一大笔钱在翻修墓地上。那时我远比现在年轻，年轻便也意味着刻薄——一种英格兰人独有的、怀疑并讥讽一切的刻薄——见他将丧葬事作为对故人爱恋的依托，我心存怀疑地暗想，虽说墓碑象征死亡，但既然也是件“实物”，则与所有活着的有形之物相同，最终连遗迹都不会有，或者哪怕长久矗立在那儿，也无非是块本质与所埋之人无关的石头罢了，何必多费心思呢？当然，即使今日的我已更能体会执著一事的各般不通情理之处，仍旧认为人与人在阴间世界重逢的可能，归根结底是与他们留在尘间世界的纪念符号毫无关系的——不列颠的墓地太多了，单是在西敏市，便密密麻麻地占满了每一寸土，如若灵魂的总量由朽坏的棺椁数所规定，那么便也不会出现我们所说的祛魅时代了。而后来地球上发生的事——所有不可“数据迁移”的文明在旦夕之间的那场倾覆——也不能说不是对我当初悲观预想的印证。
岛上多墓，这似乎是种定数。灾变最严重时，我曾与本田菊通话，他告诉我他一个月前刚穿越全国探望故人，从鹿儿岛的南洲神社，到京都东山，又到东照宫与大猷院，再到箱馆，最后行至鄂霍次克海边——他口中的“北方尽头”。“岂料短短数日之间——”他用一种近乎轻松、平静的语气说，“只有那片海还在了。”这段交谈并未让我们中的任一个感到难过，因为作为“沉没”不离口的“岛国居民”，我们早已将除海之外一无所有当作无可逃脱的天定终局。地上的东西，已毁于一次次“火烧金阁”，包括沉入地中的死亡本身——这是本田在东京大空袭一百五十年悼念仪式上讲的话。那日天气乍阴乍晴，他靠着青山灵园一株枝繁叶茂的老樱树，对来宾慨叹它本是由上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个春天堆积于此的尸体滋养而成，如今花瓣里竟再也不见一度浓郁逼人的血色和鬼气了。但这话不对，我想。至少我是仍能看到血色和鬼气的，在枝干随闪电摇晃时，我差点以为樱影间下一秒就会走出那个遥控着174架轰炸机投下燃烧弹的“罪魁祸首”。现在又七百多年过去，何止是诸多“金阁”，连海都化为乌有，当真应验了《耶利米书》里描述永别的那句“必死于被掳之地，不复睹故土”，然而与往日的切实连接断裂得愈彻底，虚空中泛着凉薄毒意的温情便愈无处不在，这教我终于不免相信了（纵使这份相信不知有多少是出于一些无足挂齿的主观希冀）某位擅写“情痴”的作家的说法：把心爱的人留在世上独自去死的人，会在草叶后面一直注视着那个人的未来。
所以人世上大抵是没有永别的——想通了这一点，不但我的遗憾得到了缓释，就算在我死后，也不会教你和拉尔夫这些亲人因寂寞而难过。这并不是说我会像个不讨人喜欢的歌剧院幽灵似的时时显现——尽管那不失为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做法——而是我相信自己早已留下了足够你们使用到生命尽头一日的遗产。“自由主义和基于规则的思维”，在过去的时代，我们常这样说，并将其当作在积累财富的无情竞争中制胜的法宝。这套理论在今天固然不再适用了，毕竟人类早在浩瀚的星系间成为尘埃化的个体，既已获取了足以维系每个单一原子的生存条件的强大科技手段，则毋需依赖于任何社群组织的合作式活动。但饶是如此，即便在“万火归一”后，我们曾奉行的智慧也不会有丝毫减损——你必定同我一样明白，当我们声称金钱是自由的、贸易是自由的，并不单单是在谈论一个经济规律而已，它背后更深刻的寓意是：能量是自由的、宇宙是自由的——此为终极的自然之法，正如GOOD既意味着货品，也意味着“善”。
这是我留下的东西——而阿尔弗雷德留下了什么呢？美利坚合众国的遗产是什么？从他离开我们起，我便没有一刻停止思考这个问题。在他的巅峰和后期，他的行事一度很像我——尤其是作为“大陆战争操盘手”的一面，以及于一对一的博弈中始终比对手多看两三步并由此在事态尚未发展完全时将其导向最利于己方的可能性的天赋——这曾让我误以为他本质是我的某种延续，只是进行了适宜于时代的调整，比如更看重量化分析，更在意师出有名。但后来的一件小事转变了我的看法。那是在二零七六年，如果他还活着，便刚好三百岁整了，于是为了这个说不上是纪念日的纪念日，我去费城出席了一个旧日华盛顿建制派精英的后人举办的小型派对。到场的都是阿尔弗雷德一些老相识的孩子，他们中的一部分知道我的身份，甚至知道我与他们的“琼斯先生”有过一段罗曼史，不过默契地为我、也为阿尔弗雷德保守了秘密，只说我是一位“摩根的家族朋友”。派对的内容很寻常，人们在花园里端着纸盘吃自取的烤肉和沙拉，喝苹果酒，闲谈工作、股票和零星爆发的局部战争，唯一的特别之处是八点钟夜幕降临时，有一位六十岁上下的卷发夫人将大家引入草坪那头的别墅里一个黑暗的房间，用一台仿佛从古董店淘来的老式影碟机播放了一张看上去很旧的光盘。影片有三个半小时长，画面是偏黄的黑白色调，呈现出一种安东尼奥尼式的粗糙而雾气朦胧的纪实风格，没有情节，只有漫长的沉默和短促的台词，讲的是四个在Quora认识的社交恐惧症患者（一名在餐厅后厨打工的哥伦比亚非法移民、一名找不到教职的文学博士毕业生、一名难以决定是否做手术的跨性别者、一名参加了“占领国会山”事件的底特律汽车工人）为克服人际障碍而共同租车前往黄石公园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旅行。故事发生在二零二一年秋天，主角的对话中偶尔出现唐纳德·特朗普、伊隆·马斯克等具有鲜明年代特点的名字，还有人提到了约翰尼·德普的离婚案。从头至尾，它都被围困在琐屑至极的细节里——会记录一场刚讲了几个词就哑火的“政治辩论”，也会用长达十数分钟拍摄单一某个给车加油或搭建帐篷的场景——这些东西乍一看是很枯燥的，但其间隐而不发的一种近乎于爱的荒凉莫名把平时只看悬疑与浪漫电影的我强烈地吸引住了。放映结束后，我才知道原因。原来这是阿尔弗雷德的“遗作”——他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尝试导演工作时留下的作品。提供光盘的女士在片尾音乐响起时介绍了它的来历：“琼斯先生消失前把它寄给了我母亲，还特意打电话来说，‘虽然刚剪辑完成，不过取材时间在三十几年前，希望你可以用得上’，因为母亲当时正在筹备一部关于‘撕裂’的历史纪录片。”我悄声问旁边的摩根先生，这位太太的母亲是谁，摩根先生告诉我，是切尔西·克林顿——没错，就是我们所熟识的那一对——比尔和希拉里——的女儿。
那个夜晚我突然了悟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阿尔弗雷德与我是不同的，他的遗产也是与我的不同的。说来或许有些不幸，他对人类这种朝生暮死、残缺不全的生物怀有无法克服的同情，且对方的缺陷越重，他的同情也越深。如此一想，便不会再奇怪为什么他曾像个愚蠢的左派学生一样在一九二零年代从布尔什维克党徒和延安红军身上看到闪光之处，在一九六八年加入反越战游行，日后又屡屡将错误的——堪称优柔寡断与进退失据的——多余慈悲留给一些只配得到厌恶和毁灭的敌人。我并非没有尽力纠正过他这一点——“不可贻误战机”、“不可犯传教士的幼稚病”，这都是我提示过多次的——当我们手上的资源连用来保卫自己和投入到能聚拢更多资源的金融市场都捉襟见肘时，又为什么要浪费在不肯自救的伊斯兰世界上？毫无疑问，正确的做法是像我们的探险家前辈一样守候在草丛里，等那些讲着怪异语言的部族彼此杀戮完毕后，再去捡拾某个死于贪婪的首长从神殿里掘出却无缘再享用的金子。但阿尔弗雷德不是这样看问题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时常压根没有在看问题——无论他手下那些分析机构写了多少“进攻现实主义”的文章——在需要看问题时，他总不合时宜地看向使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显得十分虚无的、遥远且不可捉摸的某种伦理观。他从孩童期便是如此，枪法精湛，然而在打猎时看着一片树。纵使这种“出神”的时刻不会太频繁，却足以教一些抓住机会逃逸的恶兽长成再也无法用一颗子弹杀死的庞然巨物了。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我领着尚且年幼的他数度游历非洲和亚洲，在印缅一带，有条因怀孕而被他放过一命的蟒蛇于八年后的旧地重游中袭击了我们借宿的房子——一个万籁俱寂的午夜，它在充满香料和蒿草气味的秋风里将屋主吃掉，又对扒着窗棂望向星空的阿尔弗雷德张开血盆大口，而阿尔弗雷德一眼认出了它的斑纹。“你的孩子们好吗？”他问它，可它只是甩着比人还高的尾巴缠绕过来。事后想来，那是我们最惊险的一次死里逃生——用剑将它击倒后，我骑着一匹快马带他赶往港口，他紧张的呼吸一路隔着衣服若有若无地拍打在我的背上。当时我们不害怕，只觉得揪心和甜蜜，谁都没想过这次的无心之失是对未来诸多更难以收场的无心之失以象征隐喻的形式作出的预演。我记得他从那次旅行中带回了一尊可以挂在脖子上的黄金袖珍观音像，这个吊坠曾被他珍视不已地贴身佩戴，亦曾受他对英属印度印象恶化的影响遭遇束之高阁，最终在近两世纪后（大约是美国急需为了维系亚太霸权与印度结为盟友的关头）作为“见证文明交流的私人藏品”被捐赠给了新德里的国立博物馆，而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的缅甸蟒蛇早已占山为王、泛滥成灾。“这是全球化的微小后果之一。”我在电话里对他打趣道，”以后你去佛州度冬假时总要担心逃亡事件重演了。”他没理我，只是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我晓得他在忙些什么，关于页岩油禁用、控枪、高法改革、关税谈判、西太平洋的AUKUS兵力部署……凡事亲力亲为——在这一刹那，我蓦然觉得他很不容易，于是不再出言打扰，就那样保持着电话连通状态、听着他的键盘声独自喝茶看报。一小时后，我在WSJ读到一篇题为“消失的森林”的文章——内容是关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最为珍爱的自然财宝的枯竭——倏尔又想起他在孩提时代凝望过的那片树来。一个从未对他问出口的问题乍然浮现在我心头：值得吗？
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是的，他必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不管对我抑或对他，在决定作出后再问是否值得都是极为庸俗之举。我们善于计算未发生的价值，但绝不计算已发生的，因为一切绝对的勇气的前提便是时刻清楚自己走在不归路上。而不归路也意味着，他已开启的“另一段旅程”确然再无返还之日——这样想着，我竟渐渐释怀起来，与派对上的陌生人闲聊了一会儿白教堂铸钟厂受注制作自由钟的历史，就告辞离去（其实我一度想询问克林顿女士可否把影片拷贝一份给我，又拿不准若不坦言身份该以什么理由提出这个请求，终究作罢了——或许我心底隐隐感觉，观看它是种“一次便够”的经历，毕竟有些事物愈珍贵，便愈是不可重复），搭Amtrak火车花了一个半小时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然后坐通宵运营的地铁在整个城市里夜游。我回伦敦的航班订在七月六日上午，所以还有足足一天两夜的时间用来无目的地闲逛——就像一百年前怀着戒酒的荒诞愿望从一个酒馆走到另一个酒馆的马修·斯卡德——而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打定主意要仔细看看阿尔弗雷德的“一片树”。从33街乘1号线到125街的高架站台、经直梯返回路面上后，我徒步向北走进据说会让孤身一人的白人男性胆战心惊的哈莱姆区。然而教我意外的是，此地不再有任何危险的氛围，反倒呈现出一种荒芜的和睦，大麻香气若隐若现，街灯暗而温暖，偶尔路过的夜不归宿者——多为黑人瘾君子和流浪汉——甚至友善地同我打招呼，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我在137街找了家简陋的小旅馆，洗漱后睁眼躺在咯吱作响的床上，一边漫不经心地盯着石膏墙面上一道露出内里红砖的狭长裂缝考虑它能否成为一个老套的灵异故事题材，一边抽烟。我想自己大约有几世纪没这么悠闲、无牵无挂地独自在破旧的旅馆里抽烟了——上次是什么时候？似乎是我一直颇为遗憾未能带他去看看的莎士比亚的年代。那时伦敦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脏污且贫穷，人们只会谐谑地戏仿“文明”，却有种更甚于维多利亚治下的自由。我打开床头的黄铜壁灯，灯罩上结的蛛网以放大无数倍的扭歪形状乍然映现在墙面上，墨水瓶翻倒，窗外生锈的排水管里掺泥的雨嘈杂落下，裂缝中一只黑猫的干尸摇摇欲坠……尚未有阿尔弗雷德的世界和阿尔弗雷德已不在的世界在我眼前缓慢重合起来。
次日雨还在下，我叫了辆计程车，走马观花地游览了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傍晚时分于曼哈顿的东河边下来——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过去每个独立日此处都有大型焰火表演——随即在通往罗斯福岛的缆车站旁遇到了一个卖伞的男孩。那个男孩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学生，读电子工程，靠帮家里做零售赚学费，真实兴趣却是文学和艺术史，为每个花十美金（这里为什么仍在使用美金？）购入应急雨伞的顾客准备了一张印着索福克罗斯诗文的明信片做赠品，倘若有人看得懂希腊文，他就同对方侃侃而谈。我拿到一段讲述律法的《安提戈涅》，而后跟他聊了一小时左右，话题涉及戏剧形式、音韵、修辞，以及神的彼此厮杀和神性的先验正义是否构成悖论。期间又有几个过路者参与进来，说到当代“对邪恶的遗忘”，把这场讨论演变成了一个热烈的小型课堂。（“是的，神性的善恶是均等的，那么人性作为‘容器’便也是，”一个自称在社区图书馆兼职管理员的清洁工人说，“可是民主所依赖的人道主义假设常使我们认为对抗邪恶是残酷且无必要的——乃至不需要国家。”）我久未调动的思辨欲望被激发起来，听得兴味盎然，偶尔提些简短问题，竟被他们称作“能言善辩的律师”。入夜后人流散去，我在雾蒙蒙的河边撑伞走着，见到一幢突兀地挂着星条旗的年久失修的教堂上倾落下石块，紧跟着一个奇异的念头转过我的脑海：阿尔弗雷德是否恰是因为“残酷且无必要”地对抗邪恶后失去信仰而死的？是谁在广阔的天幕背后宣判了他的宿命呢？人类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是否是对第一个民主城邦的历史的某种重复——被公民所恨，如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政治，被外界所恨，如雅典政治死于斯巴达？众所周知，曾有个流行的说法是美国传承了罗马，但那一日我终究认识到他骨子里更像雅典。罗马是极长寿的，雅典则相反，前者能活在架空了元老院的皇帝的马鞭与利剑下，后者却只能活在街头游荡的无数快乐且无所事事的诗人、论辩者和亚西比德那样的美少年的梦里。
他的“一片树”便长在街头。正是这些纯真而不切实际的东西导致他重复了提洛同盟的失败。不过这不重要——事隔多年，我终于能对他决定了自己厄运的种种选择说出“这不重要”了——只要他相信他的一生是自洽的。此事说来轻松，执行却不易，因为自洽指的并非一个空泛的状态，而是一种诺言，要求人为背叛自己的信仰付出代价，哪怕这背叛只是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即我们所谓的For the Greater Good。考虑到这一层，我就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业”对我和他有截然相反的影响：饿死数十万印度人后，我愈加精神充沛地与上议院容光焕发的老爷们谈笑风生，而造成中东民不聊生的绵延战事和对委内瑞拉之类敌国敲骨吸髓的制裁却使阿尔弗雷德日益百病缠身。我想其根源在于，他和他的国安团队在地图室夜以继日进行的那些不可告人的策划——宛如搭建理想的物理模型一样搭建“适度地缘冲突下的再平衡”，并极现实地将牵涉其中的人统统当作不值一分怜悯的无机物看待——令他再也没法回到街头的人群中去了，可他是属于那里的。帝国主义的批评者总说美国暗地里杀人如麻，这是实话，但他们从不也永不会知道阿尔弗雷德为了做到这一点克服了什么、又想借此以达到什么。二十二世纪的某日，我在阿富汗走出古老的政治资料馆——那里存放有许多关于早期的恐怖组织是如何接受美国资助、扶植的信息，也记录着后来他为了清除它们而做的一轮轮轰炸——走过一个遍布警察的传统街区后，我在苍白的阳光下看到一家新得过头的露天咖啡馆，里面坐着一群年轻人，大都是十八九到二十五六岁的年龄，有的在对着电脑远程工作，有的在跟同伴谈论教会活动，俱是一副从未经历贫病或灾祸的样子，面容祥和，似已对现状完全满足，只是戴头巾的女孩平稳的举手投足间仍流露出长期压抑下的谨小慎微。那一刻我恍惚地想：哪里错了？仿佛为了回答我似的，阿尔弗雷德的眼睛在一片不存在的硝烟后闪烁起来，不似历史档案中那样刻毒阴狠，而是完全宁静的，就像早已与什么事情和解了，就像经过彻底的“还债”之后，他决意不再保有任何反覆无常的妄念，竟倒成为一个可以站在更抽离的位置上反过来安慰我的人了。
说来也不怕被你笑话，每当在诸如此类的时刻若有若无地见到他的眼睛，我便发觉自己舌底压着不少先前从未觉察的忏悔之辞。曾经我总以为自己是个绝无可能后悔的人，可如今看来大概只是未到适于后悔的年纪而已。这让我不禁产生了几分想在离世前仔细分析一番我与他的私人感情中种种错处的念头，不止如此，还要擅自借你的一双耳朵。不过事先要说明，我无意于把接下来要谈及的内容写成忏悔录，一来你不是牧师，二来我也不爱毫无保留地剖白心迹，哪怕倾诉对象是我最信任、亲密的孩子。另外，坦而言之，此事实在令一个长辈在晚辈面前难于启齿，只是我思来想去，认为有义务在尚能执笔时简略讲一些你理应知情的部分——在说这话时，我不是作为你的父亲，而是作为一个你弟弟的“加害者”。背后的逻辑是：逝者已矣，但若其人仍有亲属在世，“加害者”便无权让自己的行为成为只需被上帝审判的秘密。
这几乎是个纯粹伦理的陈述了——我这一生里从未按过如此坚固的伦理准则行事，目前还是第一回。如你所知，我与他那段称得上是乱伦的关系十分不堪，而这必须归咎于我在接受一个孩童最稚拙无暇的爱时未尝感到受之有愧、更未尝有出于道德自省的约束。是的，他从一开始就很爱我——那时他甚至可能还没有记忆——我回想起初遇时他的表现，他茫然不解又坚定不移地朝浑身是血的我伸手的动作，仍能感到简直如同一块小小的灵魂碎片专程为寻找它所属于的灵魂而生。我本以为这是出于血缘，后来才明白不尽然——或许血缘因素占了一半，但更重要的是某种我们先验地带到世上的、极相似的孤寂。现今的史学家大概可以说，真正的帝国都是孤寂的，然而在十六世纪，谁能料到一个野小子样的海盗和一个纤弱得仿佛绣球花瓣的小男孩日后会在一段“天命”赠予的时间里——即使只是昙花一现的时间——变作统治七海的帝国？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无非是同类间相依为命式的彼此怜惜——不知为何，无论我或他，都长久被一种与他人难以协调、总要以毫不松懈的敌对姿态应对外界的乖戾困扰，我自幼便如此，他稍迟才显露，不过他的乖戾也是与生俱来的，只是起初被过分温柔的性情掩盖了。
忘记因何缘由而起，我们开始拿这份乖戾互相伤害。一七七六年，他离开我，这诚然是理智的选择，也诚然用某种称得上斩草除根的方式保护了他的情感（我一度拿他的情感当武器来惩罚他的反叛，并且觉得相当称手，因为我不必花费力气便总能看出他在期待些什么，所要做的无非是仅仅让这种期待落空，装作无心造成的偶然——觉察到这件事后，他就着意掩饰起那些期待，纵使他实在称不上高明的演技往往是不奏效的），可是没人知道，重塑一个“自由人格”的过程中脱胎换骨的痛苦亦曾使他非理性地放大本就远强于常人的自毁欲望、隐秘地寻求一场终结在我手上的“寂灭”。整个十九世纪，我们几乎没有语言交流的几次性爱都让我感到他在失去了“家”后激烈地想用一种肉体的皈依“找回家来”——虽然他从不说，只是那样异常安静地望着我，好像他不再恨我，而是恨他通过恨我才艰难得来的自由。我当然笃信他没有一秒钟为那个决定真实地遗憾过，但大约爱欲的奇妙便是如此，它教人渴望成为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以短暂摆脱独自求生的疲劳。一八八九年，我偶遇他在阿尔卑斯山麓一辆与小说中的“东方快车”无异的豪华列车上，那段时间我正在南欧休假，他看起来也清闲无事，于是我们不谈过去也不谈未来，只躲在包厢里荒唐了整整五天。床笫之事缠绵炽烈，然而或许因为我们从未正式言归于好，气氛始终是黏滞阴冷的。最后那个下小雪的清晨，车即将到站，晦暗的星星把他的面孔照得凉薄而疲惫，我叫侍应生送来一套带蜡烛炉的茶具，点起温茶的火来给房间增加一点热意。他披着珠光色的丝绸衬衫坐起来，为我倒了一杯茶，又忽而伸出手指碰着那些火，没来由地提起一八一二战争——“我有些怕火，”他闪烁其词地说，“它让我发现我越被你害得一无所有时越离不开你。”“为什么？”我问。“兴许是失掉希望后，反倒能不顾一切地释放为了那‘一切’而封闭起来的东西了，”他略带紧张地坐在一只手上、微微晃动身体，“比如其实我很羡慕——”“谁？”“太多人和物了。”他说到这里，就不肯再说，于是我把他无端送给我的主动权接过来，摸着他后背上比以前坚硬得多的脊骨，一面估量他近些年各方面实力的增长，一面问他，“你寻求实现所谓的理想乐土，选择从给了你生命的父亲那里叛逃，理应再不被准许和家族有任何关系，可你又非要做父亲心中最特殊的那个，不觉得自己太贪婪了吗？”他闻言笑了，拿出一把磨得发亮的柯尔特SAA放在桌上，毫不迟疑地说，“你不愿意，就随时把这条命拿回去好了——做不到的话，换其他人来也行。”彼时我只当那是孩子气的任性胡言，如今再想，却不可谓不是一语成谶。
如此说来，一句话的真伪总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看得透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我们比他刚独立那会儿更欠缺条件进行情感表达，正值既要互相利用又要互相防范的关头，一言一辞都可能是精心设计的口蜜腹剑，故而他于那个火车缓缓驶出雪雾弥漫的山谷的清晨手按枪柄留下的、在一个多世纪的忤逆后迟来地宣誓对我永久持有无条件从属关系的“诺言”，就像失去下文的断落线索一样埋没在了扑朔迷离的战略博弈里，直至一百五十年后才被我重新捡拾。这一百五十年里，他花费了前一半的时间做和他所许诺的完全相反的事——把我变作一个在实力上不得不依附于他的国家——又消耗了后一半的时间重蹈我孤身应付所有对外施加的压力反作用于自身的老路。殚精竭虑于“不朽地位”是我和他共患的疾病，以至于在爱里——无论是父子之爱，抑或是“夫妇”之爱——埋暗桩和毒刺成为了我们对彼此的行为模式毋需证明的推定。那是一段极微妙的时期，我为维系英语霸权有求于他，他为顺利上位有求于我，与此同时，零和思维的怪兽在我们背后的暗影里蠢蠢欲动。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前四个月，他不断通过国务院向我递交限制海军军备的草案，而我尚在为爱尔兰独立运动忙得焦头烂额，与共和军签完休战协议去法国散心时，一场未经预报的大雨使我们在老鸽巢剧院门口的不期而遇。此前我们已互不直接联系十七年之久——最近一次是他来函同我议定针对日俄战争的最佳调停方案——见到他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双方脑子里都飞速运转着各种考量：仍处于进行中的帝国会议将为是否续约英日同盟作出最后的论断，国联谈判桌上摆着势必影响未来国际体系安全的德波领土争端，等等，等等。不过谁都没提及这些事，他抬头看着我，有些惊讶，我也只是看着他——他没带伞，为避雨躲在电话亭里，样子漂亮、清瘦而落寞——我问他是否愿意被我载一程，之后发生的事不言而喻：我把他送到他不知何时买在城郊的一幢二手别墅，临告别时又被他的眼神牵绊住，一如既往地一夜风流。那晚他的姿态温婉、热忱得有点异乎寻常，与会议室中渐具压迫感的冷锐形象相比简直换了一个人，仿佛又是我私藏在汉普顿宫的一个什么“秘密姬妾”了，更美妙的是，还带着一种涉世未深的年轻显贵身上独有的矜持和脆弱（恕我不能在这里描述细节，想必你也不愿看到），乃至我鬼使神差般地对他说：“你会弄坏自己的，交给我吧。”事后我意识到，这话实则是句双关语，于是我凝神审视着他，拂开挡住他眼睛的头发，联想起刚于几日前去世的詹妮·杰罗姆小姐携百万美金与伦道夫·丘吉尔联姻的往事，顺势提出一个更严肃、大胆的建议：把过往那摊让我们互相折磨至今的烂账一笔勾销，重置私人关系，不再做敌人，也不再做只在床帷里重温鸳梦的陌路人，而是恢复二百年前没有任何他者可以介入的亲密，看能否当真正意义上的眷侣。阿尔弗雷德再度笑了起来，先靠在我肩上，又伏在我胸口，笑声急促——听起来就跟他才是那个肺不好的病人似的——十分钟后，他平复下略显仓皇的喘息，把我压在床头，先给了我一个或许是我们之间最深的吻，而后条分缕析地道：“你瞧，如今恰好到了那么一种历史阶段，你我都怕对方成为自己的特洛伊木马，不过upper hand在我这边，所以你想出这么个私器公用的办法、不惜回过头对你早已厌烦透顶的不肖子假意求爱……不，柯克兰，我不会中计，但我不排斥和你进入一段开放关系，做一位好情人的同时保持自由。”看，现在我们又回到那个“真伪难辨”的命题上来了，毋庸置疑，这狡猾的孩子为佐证他所提到的upper hand对我讲了一句貌似肺腑之言的谎话，他想制造一种错觉，让我以为鉴于他手上握有的优势已足够掣肘我，需要fidelity的并不是他。然而事实上呢？事实上他有过哪怕一秒钟从那个形单影只地守候在流着奶和蜜的新大陆上的小男孩事关庞贝的噩梦留下的后遗症——“笃信自己所拥有的定会毁于一旦所以宁可什么也不得到”——里面挣脱吗？
在fidelity的问题上，意识体这种自认为在诸多方面均已超脱于常人的生物面临的困境实与患得患失的普通夫妇无异。说来大约没人会信，当他干脆利落地提出开放关系时，我曾有一瞬的失落——后来我多憾恨自己刻意忽视了那失落——却仍理所当然地想着，没错，谁都怕被伴侣背叛，同时谁都希望保有背叛伴侣的主动权的一方是自己，故此预先用契约把“背叛”在概念意味上消除是合理的，这是精于风控的商人最爱做的事情。我同意了，他也没再为难我，就这样走一步看一步地——他一面制定和完善着他以不得不应对又一场英军入侵为前提的“红色战争计划”，一面用从我这儿偷师的离岸平衡手法暗中豢养纳粹德国——我们度过了相濡以沫又箭在弦上的又一个十七年。诚然，一九三零年代中后期希特勒的疯狂举动彻底解决了英美之间紧绷的杀意，但我跟他发乎本能的权力斗争就像一场永无尽头的拉锯战，在骨髓深处烧起厉火造兵器，伤己伤人，至死不可遏止。一个精疲力竭的残秋，正值双方暴乱不断、病如山倒，我们像突然在一起一样突然分开，自此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在最初就拒绝了开放关系的要求，结果会不会不一样？还是说其实他并未心口不一、对他而言伴侣能否占有彼此的全部真的不重要，为此疑虑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庸人自扰？再往后的数个世纪——天晓得我用了多久来排出血管里那些过期兵器的残渣酿成的余毒——我逐步明白自己有太多因疏漏或胆怯没能及时面对的事实，而其中最关键、也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决定了我们之间结果的是他从未信任过我，我也从未付出货真价实的努力来让他信任我——宛若怀着某种默契似的，我们对此类话题避而不谈，不愿去戳破。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更残酷的可能：我从一开始就是明白的，只是为了不失去使他痛苦的手段佯作不明白。
眼下我大可像个伪君子一样陈述：但凡他在我最后一次从那间狭小窒闷、位于某幢一九零零年建成的上东区老楼的两室公寓推门而出前讲过一句让我留下来，我就会留下来。可我确曾主动做过什么有效的事以让一个在预期下能够带来“挽回”的时刻——他愿意无所顾忌地对我显露弱点的时刻——顺畅到来吗？不可否认，退居幕后的九十多年间，我给了他诸多关爱，却也始终在潜意识里享受他独独因我产生的无数痛苦。你可能想象这种情绪有多卑劣？举个例子来说，二零一八年在布鲁塞尔例行举办的北约峰会期间，我跟一位后来当选世界小姐的应召女郎在酒店房间里云雨，当晚十点左右，我听到脚步声靠近、停顿、又离开——我知道那是他，想必他是打算跟我讨论如何在后续的辩论环节迫使德国增加军费——次日早餐时面对他看似若无其事的不悦神情，我竟感到难以名状的快感。“你和别人上过床吗？”我问。“美国纳税榜前十的富豪排着队跟我上床。”他边往一碗与斋戒食物无疑的燕麦里加牛奶边说，还体贴地帮我点了一份配果酱的松饼。“原来如此。”我说，“原来如此。”
二十七世纪，在虚拟世界度过的某个夏秋之交，我又回想起此事。当时我住在一处仿照布伦海姆宫“建造”的宅邸，每个下午对着窗外渐生荒草的玫瑰园和不间断的雷鸣电闪记录、整理往昔旧事——自上回在太阳系外的空间站与你分别后，我便开始用“冥想”系统阻止自己与日俱增的遗忘，并在设置外接数据库时借鉴了你保存档案的方法——或许得益于诚挚努力，也或许得益于他那次大发慈悲的“探望”，逝去的情人一度溃散的形象又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起来。偶尔我会像个自言自语的孤独症人般同他对话——幸而周围的家丁都是没有任何真正意识的仿生数据——仿佛他无非是跟童年时一样因赌气躲在了某个衣柜里，而我只需有足够时间翻遍一个个房间来找他。风雨大作，晚餐钟响起，管家和仆人来去匆匆，煤气灯影危危晃晃。“你知道你的把戏有多幼稚吗？”我耐心地问他，实际上只是教声音在薄雾缭绕的走廊里回荡，“你为了让天平稍微向你那边倾斜一点、为了扳回一局，假装有很多地方可去似的——”话音未落，我手边的书架上一块木隔板掉了下来，烛台翻倒，火在被几名提着水桶赶来的女佣扑灭前烧坏了十几本书。那个夜晚，我逐一修复了那些书——难以置信对计算机语言构建起的“伪物质”，古老的手工作业竟也有切实的效力——其中包括一些劳伦斯·布洛克和雷蒙德·钱德勒的推理小说、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科迪的幻想》以及罗伯特·弗兰克的摄影集《美国人》。我翻看着，在影像和文字里重温冷战期间的美国，似乎有什么朝生暮死的意味透露在每一张或沉默寡言或纵声欢笑的面孔上，繁荣、自由、肃冷又充满幻灭。我想起苏伊士运河事件后、古巴导弹危机前，我一度感到我们的心灵从未相距如此遥远，一九六零年，事态才稍有好转，英国军方凭来自美国的技术转让建造了第一艘核潜艇，作为“回报”，麦克米伦首相发表认可非洲民族独立的演讲“Wind of Change”，以防范殖民地可能的赤化。那年年末的冬天，我在曼哈顿第二十三街和十一大道一带偶然碰到喝得半醉且明显吸了许多大麻或LSD的阿尔弗雷德——不知为何，他看起来更年轻了，身穿牛仔夹克，戴猩红棒球帽，被一群学生模样的男女架着走向计程车，对他们俏皮地微笑。我拦下了他，以陌生人的身份同他谈那种“生意”，随后在一处他临时落脚的“巢穴”，我们照例上了床，结合紧密得像怕分离片刻，却无话可说。我很想告诉他，就在不久前，首相询问我是否要给“无畏”号写封遗书、留下关于这艘潜舰在英国被核毁灭的境况下如何自处的命令，我不假思索地写下一行“Put yourself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US, if it is still there”——但有必要告诉他吗？不，就像类似的事他也不必告诉我。我的心如坠冰窟，而被火灾损坏过的室内情景此时突然变得完好如初了，掺杂草木腐气的夜风从窗帘外温和地吹来，再度亮起的烛光含着一股凄凉的暖意洒在随机掀开的书页上。那页印着一首诗，似乎在昭示我们的命运不过如此：
无人愿意为我一掷千金
无人愿意与我共结连理
无人愿意救我一命
之后我又在这幢古宅住了一百余年，直到不愿再继续逃避漂泊在荒芜宇宙的现实。负责用代码构造这片领地的工程师是名数字艺术家，极擅“复原”人类历史影像中的各类情境，并将它们光怪陆离地搭建在一起。在他持续的工作下，我很快在庄园外拥有了一座城市——那里旧象牙色、带外置逃生楼梯的狭长高楼林立，铜制雕像与墙壁装饰物都呈现出锈蚀后的蓝，污水坑中有遗落的金币，天空常年布满鱼鳞样的青灰阴云，橱窗里的反季花卉艳若死物——我怀疑某个时代的伦敦和纽约在此处交错重叠了，却心知肚明这是我从未到过的另一个地方。有时，我会在一条暗巷、一间废屋或一家散发出香甜气息却无人经营的糖果店感觉到阿尔弗雷德的灵魂，可每当我定睛去看，他便隐没在幕布似的昏沉风雨和憧憧的人流里了。他在那个时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显形发生在我离开的前夜。那段时间，我对他的感觉已经非常稀薄了，所以并未想到他会亲自“出来”同我道别——说来毫无浪漫色彩，地点是在一家精神病院，很像“Sleep No More”里麦克白夫人发疯后被幽禁的场所，有环生的竹林、排列整齐的苍白铁床和浓得散不开的福尔马林味。数月沉溺烟酒的生活后，我意识混沌地穿过竹林走到这里，先在入口处的病例本上见到了他的名字，又掀开一张床单——
是的，他就在里面。我问他爱不爱我。他煞有介事地反问是哪种爱。他说希腊人的哲学里有七种爱，他最熟悉的是agápē[1]。我想答当然是érōs[2]——我们之间压根不可能是别的，哪怕一点点别的成分都没有，甚至storgē[3]也不是——但觉得再追究下去就俗气了。他平和地看着我，没有吻我，也不让我吻他。然后他形状美妙的眼睛里的光就被腐烂吞没了。
你看，到最后一刻，他仍倔强地不肯让我赢。
马修，我没经历过比这更类似于永别的瞬间了——我不知道你与他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如果有，你又是如何克服的。总而言之，从那以后，所谓的“罗曼史”就告一段落了，我把跟他的恩怨纠葛暂且搁置一边，着手处理起自己的后事。在今日的状态下，我们早已没有万贯家财可为之劳神，我身边仅有的资产是用一只小号行李箱从地球带来的两本影集，一本记录着联合王国末代王室的生老病死，一本是我独自旅行时随手拍下的美国。我想它们对你的收藏都有益处，但相隔亿万光年，我也只能用数据传输的方式将扫描版本转手予你，任由原本散轶在拉尔夫上次和我们聊天时说过的“时间之海”——每个个体意识终极的来处和去处——中了。即使并非没有不舍之情，转念想到自然之法本就如此，竟生出久违的如释重负。毕竟我平生听过的最能道破物之自由的至理名言，大抵便是关于其终将从承载意义的功能中解脱：“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此时合该有一支烟——可惜我至今抽不惯电子烟。 那么，马修，再会。感恩节快乐。在这次入睡前，我希望听见你和他一同祝我好梦。
你诚挚的
亚瑟·柯克兰
fin.
[1]对世人之爱。
[2]对情人之爱。
[3]对家人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