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法時代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

涼春烏啼

  • G
  • 米視角,分手後清理前男友的舊物(
  • 比較意識流的一篇

或许是心理上一直长不大的缘故,美国每年都会像在校学生一样于三月下旬享受一个春假。这个习惯起始于他在一九九零年代心血来潮去耶鲁大学读JD的那三年同联邦政府订立的一个半正式约定:在这一星期的时间,除非本土遭遇袭击,否则华盛顿不可拿任何理由叨扰他,无论是没完没了的立法辩论、选举事宜,还是名目繁多的公务交际。说来有些匪夷所思,美国骨子里并不热衷社交,相反还有几分拒斥——他虽擅长此道,却不会从中得到任何达成目的的成就感以外的趣味,而在谈笑间无形达成目的总需耗费大量思虑,所以用一段与世隔绝的假期关闭大脑以恢复能量就变得非常必要。圣诞和新年往往排满无法推脱的活动,感恩节属于“家人”,哥伦布日与劳动节又太短,算来算去,能够自由休闲的时光便只剩春假了。

这年春假,美国花费了足足两天来整理他拥有和居住时间最长的东七十三街公寓中许久未动的旧物。他从不否认自己是个恋旧的人,却也时时感到厌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捆缚在“旧”这一概念上的人和事怀有莫名的畏惧心理(在他出于好奇旁听学校里关于弗洛伊德的讲座时,曾想过教自己沉迷又逃避的会不会正是所谓“return of the repressed”?“是的,听上去极有道理,”他在笔记中写,“一些仿佛死者返魂似的、被深深压制的陈年血腥气——备注:也反映在人的诸多颜色中”)。他爱收藏,也爱购物,但面对经年累月积攒的东西,他既不忍丢弃,又不愿再看,唯有一件件地束之高阁,直到房子里再放不下了为止——每到这时候,他就会进行一次“大扫除”,在清理垃圾之余,像搬家一样将超过五年没碰又算不得废品的东西分门别类打包密封,再租辆U-Haul卡车运往前些年在新泽西购置的一幢三层别墅——那是他的私人“贮藏所”之一。这件事他向来都是独自完成,不仅没告诉过英国,连对加拿大也从未讲过。正如他在费城保留下来的那间装满殖民地时期生活用品的仓库,也自始至终是他一个人的秘密,尤其是一九二一年同英国商定“reset”后,他便把仓库钥匙跟其他一些新近积攒的珍贵物件(例如宝石、邮票之类的,还有一封杜波依斯回复他的长信和几份有纪念意义的宪政文稿)一块寄存到了自己在瑞士银行的保险箱,自此一次也未取出来过。

如此说来,近年来同英国彻底分开,也确实到了应当再次“封存历史”的时机。然而公寓里的零碎东西和一整间仓库到底不一样,非但杂乱得难以整理(这是他疏于家务所致),与英国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无从厘清。他很快发觉,光是衣服鞋子饰品,经过英国之手的就数不清有多少——有的是英国本人的,这部分倒是不多,仅够“短期度假”使用,用一只大号行李箱就装得下;有的是英国买给他的,毕竟用美国的话说,对他的穿着打扮进行评点与“教育”是英国四百年来未曾戒除的“家长瘾癖”;有的则发生过一些更偶然、更微妙的牵连——譬如某日他的大衣扣子脱落了一颗,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去楼下的裁缝店花上十美元修理时,他被恰巧来访的英国面带一种堪称怜悯的表情拦下,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从五斗橱拿出一套他此前从未见过的针线驾轻就熟地缝好,针脚比那位专业裁缝还精细。他自然无法单独把这枚扣子扯下来丢掉——那显得太过矫情——也不愿为此废黜整件质地上乘、近乎崭新的衣服,最终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回了衣柜里,打算抽空给相熟的中古店老板打个电话,请对方随便开个价格收购掉。接着他的目光又扫过走廊墙壁上一副约翰·康斯特布尔的油画(是英国某年从一个在美东做生意的伦敦商人手里得到的,因为运输有些麻烦被暂且寄存在他这里,久而久之主人竟忘了要回去,他再提时,英国便说索性送给他装点“欠缺品位”的房子,全然未考虑那根本不是他喜爱的风格),默默为它盘算了一个拍卖行的去处;然后他从书房搬出几摞排列整齐的爱情小说、抒情诗集、色情杂志、曾被自己戏称作“黑魔法读物”的占卜工具书和一只造型复古的烟斗,不加甄别地尽数倒入了本楼层的垃圾滑道中;再然后是那些更不起眼的小件:钢笔、怀表、收据、支票夹、便笺簿——尽管现代社会早在十数年前就实现了95%无纸化办公,在某些方面古板守旧到教人难以理解的英国依然固执地保留了手写的习惯——美国不断翻找着,试图将它们收集在一只将会被永远遗弃在“贮藏所”地下室的大号牛皮纸袋里,直到指尖在书桌抽屉深处碰到了一个小而圆的金属物品,他拿出来一看,是911事件后英国登门造访时默然不语塞进他手心里的六便士硬币。

今日回头再想,那恐怕是英国对他最接近示爱的一次表达[1],虽然也早已了无意义。一九四六年,英国曾送给他更正式的信物,由于戏做得太明显而并未被他当一回事,这枚硬币倒是稍微不同些,至少有几分真心实意、不掺私欲的祝愿在里面——当时英国轻柔地拥抱着他说,“你会幸运的,我的孩子,你总是幸运的那个”,而他不讲话,只是点头,伏在英国肩膀上看着窗外的火红太阳缓慢落下,晕染出一片分明日日如此却莫名在那日显得华丽如末世的、荡漾着晚星倒影的深金色河水,在光阴近乎静止的一瞬,仿佛他们面对尚不可见的命运时正在说和已说过的、聊作宽慰的全部自欺欺人之辞都可以成真。他清楚英国是刻薄傲慢的,所以绝不可能做个通常标准下的体贴情人,但是不知为何,当某些难以言述的、教他隐约觉得灵犀相通的时刻降临,他还是奇妙地感到英国待自己或许比自己待他更好。从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他们这段亲密关系维系得步履维艰,究其根源是双方对彼此深埋的报复心都极重——说是要“reset”,然而清空旧怨谈何容易,美国自问做不到信任,也做不到不在那位前宗主国最难时落井下石,轻则讽刺,重则补刀,他们这种怪物之间假联合之名的博弈不就是如此吗?——他默认英国也持有相同的默认,毕竟正是英国教会了他事关自我防御和尔虞我诈的一切(“你不该期待对手会有任何使投入产出比最大化以外的决策,除非已提前知悉他们足够愚蠢”),因而每当那人的态度中出现了与他脑子里事先演绎的某个代表“英国”的模型作出的反应哪怕一点点不一样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便总是怪异到疑云重重,又强烈到刻骨铭心。

他仍记得,一八九八年缅因号沉没,杜威司令的舰队前去马尼拉湾与西班牙一战前经英国应允在香港加煤补给,次年国务卿约翰·海向各国递交对华门户开放照会,而其内容便是出自正与驻华公使柔克义频繁通信的英国人西皮斯利之手——那些信件中的一部分至今还存放在白宫的档案室里,被策略研究者时时翻看。接下来是动荡不安的新世纪,他在太平洋步步为营,英国则联法抗德,又一手策动日俄战争,同时取道印度去西藏兴风作浪,似乎正筹备着为了什么注定消散的东西孤注一掷。一九零五年春,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日俄前请美国去跟日本密谈、顺便考察远东形势,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同过来教授新盟友建设海军的英国短促地会了一面。明治时代的东京早已不复半世纪前江户污浊破败的样貌,四处漫溢一派充满希望的浮华,彼时正值樱花含苞、薮椿首落,他与断绝私交许久的英国一路无话地走在目黑川旁,途经一座说不清有什么功用的神社时,一位穿带蕾丝装饰的箭羽纹和服的姑娘热情地教他们抽签占命。二人相继把手伸入盖着几朵殷红落椿的竹箱里,美国抽到“吉”,英国抽到“凶”,姑娘连连摇头、用日文说着什么,英国应是听懂了他手上的字寓意不好,却不甚在意,只是将那张纸按当地习俗随意系在树上,在美国犹豫是否应当效仿时说了一句“你的不必”,就对姑娘简单道了谢、继续向前走去。晚上他们与日本在永田町地带一处气派的府邸吃着怀石料理开小会,由于认定英美私下有过交流,日本言谈间暗含一层即便在殷勤礼节下也掩饰不住的保留和防备,太平洋战争的双方十多年后才摆上台面的剑拔弩张似在此时就已埋下伏笔。将日俄议和条约的草稿商定完毕后,日本字斟句酌地开口:“美国所图想必不止菲律宾,而我方所图也不止辽东,眼下的互利合作能融洽维持自然最好,但若不得长久,不知柯克兰先生怎么看?”英国闻言微微一怔,沉默了几秒,倒并未推诿不答,只是在一片乌鸦啼鸣声里简短而明确地说,“盟友跟家人是不能比的。”

一百多年过去,美国已近乎忘了英国说这话时被透过纸罩的暗淡灯光笼罩的表情,但那夜不绝于耳的乌鸦叫声依旧清晰。眼下他的露天阳台上也有个乌鸦巢穴,住在里面的鸟儿像是已打算长居在此、陪屋主排忧解乏,哪怕在他百病缠身之际也不离不弃,不时在玻璃外发出带着关切意味的“啊啊”声,虽无助益,却也足以教他不再寂寞。他听着这熟稔的声音不觉微笑起来,想起伦敦塔的乌鸦代表国之福祉,又在心底自言自语道,不知自己这只是否也蕴含着相同的意义呢?无论如何,美国都很难不对这位在生命末尾结识的朋友怀有感激,于是他总准备好花生、豆子和清水——有时还有更“奢侈”的蟹肉和鱼粉——在每个黄昏放在阳台上,招呼那位寄居客享用一顿还算体面的晚餐。这天美国也照常喂了乌鸦,乌鸦还颇为眷恋地在他掌心蹭了一会儿羽毛,直到天空变得阴云密布,一阵夹着雨点的风穿过楼前那棵高树新长出的叶子吹来、将地板上乱七八糟堆放的纸箱打湿一片,他才回屋关紧落地门,继续蹲下理他的旧物。在一只历经半世纪都未被打开过的牛皮钱夹里,他找到了当年抽到的那张“吉”签,紧挨着的隔层则放着一张“凶”,是他近来故地重游时在同一个神社里抽出来的——如今他已知道,那神社的主神是弁才天,掌管人的无垢之勇、金钱之运。他冥冥中有种感觉,这张“凶”签的出现并非偶然之事,而是英国过去抽到的那张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传递到了自己手上。他茫然地想,英国给他的东西太沉了,沉到他在最初野心勃勃地想要去拿时尚不明晰这份重量,那不仅仅是在一个星球支配以货币结算的全部交易的权力,更有永远与权力密不可分的恨——既是他人对自己的恨,又是自己对他人的恨,还是自己对自己的恨,三者互成因果,回环往复,是为无穷。他叹了口气,旋即又听到乌鸦在耳畔叫起来,这回的音色被风雨稀释得模糊,却比平日更高亢嘶哑,近乎称得上凄厉了,而记忆深处同时传来一阵阵渺远的导弹轰鸣,英国被炸得支离破碎的身影蓦地在他眼前幽幽晃动。他忽觉胸腔一窒,忍不住咳嗽几声,抬手去捂时已来不及,一些鲜血竟从指缝间流出,滴落在那两张叠放在一起的签上。

乌鸦开始焦虑地拍击雨水漫漶的玻璃,美国只好勉强扶着墙壁站起身,小心地开门把它放进来。它久久地看了美国一眼,然后呼啦一下飞到他怀里,把那两张被洇透成猩红颜色的签衔走了。美国望着它在满天风雨里扑棱着漆黑的翅膀,如遭遇雷暴的飞机般上下震颤,方向似乎是去往几个街区外的教堂墓地。这让美国有点恍惚地意识到,他已经十多年没去过教堂了,乃至无法说清自己是否还有信仰——移民的族群太多了,他们带到这块地方来的、显性或隐性的神则更多,旧神之后又有新神,新神之后又有物极而反的撒旦教,街头广告牌上能看到红白黑青四马奔驰[2],此起彼伏以各语言念出的祈祷和告解声在他脑子里拧成一团,混乱不堪的图景就如一个象征邪灵巫法的乌鸦把来自神道的签衔往十字架前一样怪异。他突然不无讽刺地想,莫非这便是《启示录》中所写的灭世乱象吗?

春假结束前一日,他在公寓楼下捡到了那只乌鸦的尸体——这时他已把旧物朝新泽西的“贮藏所”搬运完毕,在空荡整洁了许多的房子里打着游戏吃了五天的汉堡外卖——乌鸦颈部嵌着一颗子弹,想来是哪个心性恶劣的持枪者所为。即使隔了几码远,他仍能闻见乌鸦的血肉在寒风凛冽、花香磅礴的空气中散发的令人厌恶的淡淡腐臭。他快速坐电梯上楼,去工具间拿了一柄花铲和一瓶空气清新剂,花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给乌鸦立了一个小坟,又将周围都喷过一遍,仿若在清除自己溃烂的内脏的具现。做完这些后,他用口袋中随身携带的消毒湿巾细细擦了手,又回家倒掉积攒的快餐盒子,换上西装,叫了一辆Uber准备出门。这是他放假后第一次穿正装出门——晚上有个和朋友的私人饭局约在布莱恩特公园附近,对方是他读耶鲁法学院时的同学,现已年近七旬、在佛罗里达养老,退休前做了大半生的民权律师,此行来纽约是由于新近查出癌症、想赶在“入土前”与美国再见一面。美国早已经历过无数次亲近的人的死,最令他痛苦的一回是一九四五年失去富兰克林·罗斯福,自那以后他对类似的事基本能泰然处之,但吉米——这是他对那位詹姆斯·卡罗尔先生的昵称——到底还是经验匮乏,邮件中的不舍之意溢于言表。吉米在邮件末尾问他,在对自己而言不过一瞬的时间里看着曾经的“同龄人”飞速老去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美国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答,最终敲下一段近乎冷酷无情的回复:“我的看法不重要——我虽然外观像人,本质还是一种物,你会思考一幢古屋、一块石头怎么看待你的衰老吗?别傻了,吉米——多愁善感不适合你。AFJ。”

不过纵使嘴上说得通达,美国心底也不可能全无感伤,他特地带上了自己刚从新泽西的“贮藏所”取回的、签第十五道宪法修正案时用过的钢笔作为给故友的临别赠礼,又比预定时间早到了餐厅一小时,打算去旁边新落成的百货商场为对方出生不久的外孙选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料一进门,他就被祖马龙的BA叫住了,柜台后穿燕尾服、戴领结的机器人男士递给他一张试香纸,堪称殷勤地恭维他的气质很“British”,问他是否愿意了解一下“经久不衰”的London Rain系列香水。美国不觉哑然失笑,一方面困惑自己哪里“British”——要是一世纪前他去百老汇看戏会戴丝绒礼帽、满纽约的富商和律师都拿着手杖去社交场合的那会儿,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倒可以理解——一方面又心想自己分手不久的那位最正宗的“British”从来不用祖马龙,还挑剔地评论过这个品牌香材廉价、明显是针对一知半解的外行人,而他前些天从公寓清掉的香水只有那人钟爱的潘海利根——在兽首系列新推出的那几年,英国一度无限回购过“乔治勋爵的悲剧”。但美国辨不出香水的好坏,又被莫名的叛逆心理驱使,竟驻足停下,在BA的推荐下开始一支支试香。他几乎立刻发现,自己对London Rain系列毫无兴趣,倒是被随手拿起的另外一瓶中散发的脂粉气很重的阴柔味道吸引——他看了眼标牌,叫Peony & Blush Suede,喷了一点在手腕上,还是觉得喜欢。“这是我们留香最长的一支”,电子合成的嗓音已经敬业地解说起来,“牡丹与地藓,带轻微皮革调,纸醉金迷,雍容华贵,也确实与先生这样的blonde相得益彰。”

美国听到这些久违的形容词先是愣了片刻,然后从钱夹里拿出在技术上早已不再需要却因银行业坚持某种“仪式感”被保留至今的信用卡,带着几分说不出的怀念毫不犹豫地买下。半小时后他拎着大包小包来到餐厅,吉米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问,你这种连洗护用品都只买超市货的人怎么转性用起沙龙香水了?

“英国品牌,”美国一本正经地说,“追缅我的英国男友。”

“怎么听起来好像他死了一样。”吉米像他们当年坐在学院拱门前的石阶上聊天时那样大笑起来,“不过提到这个,你还没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分手——总不会为了国事吧?”

“不是。”美国摇摇头。

“那就是他出轨了?”吉米的面色变得严肃,“你瞧,我不是做离婚诉讼的,但我有不少同事做这个,假使你有需要的话——”

“噢,根本不存在这种事——”美国抿了一下唇,“我们是开放关系。”

“这么说我也有机会了?”

“理论上是这样。”美国来回打量着他的老友沧桑消瘦了很多但依然神采奕奕的脸,“如果你年轻四十岁,我会认真考虑。”

“真可惜,”吉米叹息一声,“我年轻时没看出来你有这么漂亮。”

气氛在你来我往的玩笑中变得热络,没人知道这是两个重症不治之人拖着残躯病体用仅余的一丝健康和精力试图重燃断落在遥远昔日的青春时代。美国那天喝了数不清的酒,乃至不得不几次借口去洗手间和着血一起往外吐,结账时已近凌晨一点,他在第六大道和四十街的交叉口同吉米道别,头晕目眩地搭乘除了零星几个打鼾的流浪汉外再无一人的夜班地铁回到家,明明浑身沉重得像是即刻就会昏死过去,却抱着枕头躺了两三个钟头都全无困意。他的失眠症由来已久,小时候是生性好动、能量太充沛故而不肯安分,近年来则由于压力过大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状态难以松弛——在与英国的关系结束前,他一度每逢相聚便依赖激烈的性爱入睡,仿佛唯有在脖子被以劫夺生命之势紧紧扼住的窒息快感下达到高潮才能让他胸腔中积压的郁气暂时消散,后来连这个途径也丧失后,他只能一次次增加安眠药的克数,直至超过医生警告的安全剂量上限——他翻了个身,睁眼看了看终端机上显示的时间,六点半,闹铃马上就要响了。他想起上午八点钟有个和白宫的视频通话,干脆放弃了今日份的睡眠,披上夹克下床后简单洗漱了一下,就端着一杯速溶咖啡坐在通往阳台的落地门前,一边回复堆积如山的邮件,一边看着外面晨光熹微的早春天空一点点明亮起来。

温度仍然很低,树上的花却已纷纷开了,鹅黄蕊心在冷雾间渲染出微弱的暖意,似在与他手腕上残留的香水尾调互相应和。枝杈间的麻雀和草地上的鸽子叫个不停,搭配年轻人在河边晨跑跟小孩子们背着书包赶校车的场景颇为热闹,只是再也听不见那只乌鸦了——想到这里,美国起身打开门,将阳台上的巢穴取了出来,看也不看就扔到垃圾桶中,然后仓促地用香水除灭了最后的气味。接着他坐回原处,百无聊赖地摆弄起那只绑着黑色蝴蝶结的包装纸盒来——先撕下缎带、把盒子拆成一个平面,又心血来潮地往上面如涂鸦似的写写画画。几分钟后,纸盒的空白内面上已然出现了两张歪歪扭扭、精细程度还不及卡通片的面孔——是吉米和戴维,他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朋友。他们的脸都遍布皱纹,一个欢快,一个安详,似乎均未把死亡当作憾事。他凝视了一会儿这两张暮年人像,蓦地没来由地想道,英国的躯壳是否也会在哪天老化到同样的程度呢?如果会的话,那又该是什么样子?他很难不对此感到好奇,可惜——他带着一点说不上来的惆怅想——恐怕他没有机会见到了。

昨晚他没回答吉米关于“分手原因”的询问,但这个从未透露给任何人的答案其实简单得出奇:他想试试看能否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英国一次。这种无私的念头在美国向来凉薄的价值观里是全然陌生的,可偏偏让他产生了强烈得前所未有的执行意志。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经无数次回忆和翻看资料后确认,如果说每个帝国在成为帝国前都有段上升期,那英国无疑在他的上升期以某种在战略上不同寻常、对那人一贯的性情而言更是极为罕见的仁慈保护过他——况且那时他几乎是明目张胆冲着海权而去,丝毫不惮于触英国的逆鳞。他想,既然英国能因血缘纽带破例,他总没有不加回报的道理——就像他曾一件件把英国对他作的恶报复了回去,对这为数不多的善自然也不能视而不见。如此一来,便能终于两清,而且幸运的话——假设他在眼下的宪政动荡引发的内外连锁危机里逃过一劫(这是一种最乐观的、微乎其微的可能)——未来还有那么长的历史,再“reset”一次也不迟。

这样胡思乱想着,他已于不知不觉间把脑子里描摹的英国老去后的形象画了下来。随即他有点好笑地觉察到,自己过去调侃英国时常说的“阿兹海默”诅咒也被注入到了画面中——那些崎岖的黑线勾勒出的是个看起来会失忆的男人。认识到这一点令美国在笑过之后感到一阵惧怕,为了压制这惧怕,他开始不知所措地推演一个荒诞的“算式”——

“如果他不爱我,那根本没必要记得我。如果他爱我,”写到这里,美国停顿了一下,仿佛对笔下的内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似的,不过他很快皱皱眉,以潦草的笔触干脆利落地完成了这句话,“那更是最好忘了我。”

他把卡纸折回原样,在本来属于蝴蝶结的位置画了一枚六便士,用掷可乐罐练出的精确弧线将整只盒子丢进了垃圾桶底的乌鸦巢里。

fin.

[1]六便士不止寓意幸运,还是传统英式婚礼必备物品之一:“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borrowed, something blue, and a silver sixpence in her shoe.”

[2]天启四骑士,通常被解释为象征瘟疫、战争、饥荒、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