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珠穢雪
- G
- 露視角，大量時事相關
- 惡天候的歷史糾纏
俄罗斯一直记得，弗拉基米尔·普京去世之前一年，曾邀请他前往黑海宫殿小住。那时他在贝加尔湖畔一片雪松林里离群索居、不问政事已久，以至于一时分辨不出这些豪华的私人建筑按当代律法看是否合规，只有种强烈的时空错乱感，仿佛沙皇的时代重又回来了。一切装潢均是阴暗隆重的黑、金或深红，家具连纹理都透出昂贵，而一条条走廊无比静寂，软而厚的地毯踩下去分毫听不见足音，除却偶尔一闪即过的联邦特工的眼睛，空荡得就像座坟墓或死城。他有些奇怪地想，莫非此地的主人已不需要清洁工和看护了吗？
“总统先生？”他走到指定的房间前，刚想敲门，门却自动打开了。那位实际执政已逾二十年的新“皇帝”正坐在一把椅背高得过头的古董椅子上。
“这里曾经很热闹，有很多人会来。我和几位老朋友们每逢不用工作的假日就到楼下那个小剧院看戏，有时也看交响音乐会或芭蕾舞。”
“我刚经过那儿。”他点点头。
“觉得怎么样？”
“您要听实话吗？”他思索了一会儿，“坦白说，这些东西我已经看腻了——您、他们，每个人的趣味都差不多。但正因如此，它令我感到一种亲切，好像世界从没改变过。”
“你说得对。”椅子上的男人身体微微前倾，交叠起双手，注视了他片刻，又将手放在嵌入座椅扶手凹槽的遥控器上，按下一个三角形的键，“刚巧在你来之前，我正在听这个。”
脚边的音箱乍然流淌出一阵恢弘的旋律，是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音量被调得很高，几乎让他怀疑是否面前这个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的老人连听觉都已恶化了。俄罗斯闭上眼睛，感受着隆隆的炮击声在一段扭曲版《马赛曲》的尾音后于震颤的耳膜旁响起——这教他太熟悉了：自从这首曲子于上上世纪末在莫斯科救主大教堂首演，他已在各种场合听过不下千遍，甚至能对每个小节倒背如流，但直至今日，他仍会在每次听到时产生长达数十秒伴着冷汗的心悸。说来有些古怪，这种应激性生理反应的缘由并非是回想起被拿破仑兵临城下的剧痛，而是犹如重历了一遍一八八一年早春初次在音乐家手中看到完整谱子的次日发生的亚历山大二世之死——此刻再看，这位或许是历史上最开明的沙皇在枷锁最松的年代遭遇革命者刺杀恐怕意味着他被赫尔岑与巴枯宁开启那个终将带来尸山血海的潘多拉盒子后失掉了“更改厄运”的最后机会，虽然此事在当时仅教他觉得说不出地骇然，尚未凸显出全部草蛇灰线的恐怖意义。
“你知道吗？这么讲可能有些不敬——我、以及其他几名你大约料想得到名字的将军和顾问，长期以来都认为你的性情相较于使命而言过于软弱了。”椅子上的人换了个姿势，侧头看着他，以一种疲态缓慢蠕动着嘴唇，“你不像个能按我们希望的样子开疆拓土的男性，倒像个感情丰沛得过头的女性——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格露莘卡，从某些时刻神经质似的激动，到小女孩一样甜蜜的嗓音。这一度令我们非常苦恼，但我现在有点明白了：它未必是件坏事。在这片土地上，男性的抱负是显性的，却数度易帜，女性的力量是隐性的，却自古如一，你只有维持这个状态，才能始终作为俄族——而不是任何一个政权——的象征活下来。”
“不，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小姐是位投资理财的高手，而我连私人股票账户都没有。”俄罗斯自嘲地微笑了一下，“至于软弱——总统先生，您不是第一个这么评价我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您和您的先辈在一次次试图构建‘大欧亚’帝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一定要作为海洋文明的对立面存在？”
“你想表达什么？”
“《海权论》是美国人写的，用来分析英国人和未来的他们自己。我看到一代代俄国人一面敌视盎格鲁撒克逊人，一面对他们的理论深信不疑。当然，有时也会相信德国人故弄玄虚的鬼话，为这个框架寻找一些超验的依据；而更早的那会儿，人人崇尚法语……坦白说，我已经受够了。”
“这样吗？我以为你跟贝什米特先生和波诺伏瓦先生私交不错。”
“我跟琼斯的私交也不错。这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
他停止回忆，把手中沾着露水的明黄康乃馨放在新立的石碑前，慢慢踱步回联邦军人纪念公墓矗立着高耸入云的红灰花岗岩的门口。就在这时，他的终端机响了——他毫不怀疑自己目前的通话内容每分每秒都被监听着，但还是接了起来。来电的人是美国，他众所周知的宿敌，也是那位已故总统口中“令人深恶痛绝、用借刀杀人的阴招将俄国变成眼下这副活死人样子的究极凶手”。刚获得这场后冷战时代最大地缘政治厮杀胜利的年轻男孩似乎相当高兴，却不知为何突然更改了口若悬河的性情，在信号接通后沉默了许久——长达三五分钟的时间内，俄罗斯只能听到电话那头隐没于嘈杂风雨声的平稳呼吸和几声若有若无的模糊轻笑。出于在漫长博弈中为了使双方不致同归于尽而不得不经由屡屡沟通建立起的、说不上是生分还是熟悉的怪异默契，他知道对方此举不单是为了炫耀，那个没日没夜工作了几年只为借所谓“民主合力”把他彻底击垮的小孩子大概在做一件更有仪式感的事情。于是他吁了口气，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在哪儿？”
“和你目前的所在地差不多的地方。”美国人说的是德语——按照惯例，他们在交谈时会随机使用一种两人都熟练掌握的语言——因而显得比平时强硬一些，“阿灵顿国家公墓，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墓前。”
“在告慰他？”
“……是的。”原本干脆的嗓音迟疑了一下，“他把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的决定告诉我，好像还是昨天的事。”
“那你应该在九一年就已经把好消息带给过他一次了？”
“我没有。”朦胧的笑声再度幽幽传来，“我当时就有预感，那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
“现在结束了吗？”
“基本结束了，毕竟不出二十年，你就再也养不起核武了……但还有一件事——算了，先不提这个。”那个人顿了顿，然后似乎蓦地拿远了话筒，压得很低的语调越发不清晰起来，“伊万，你还记不记得这段话？”
下个瞬间，肯尼迪总统如被存放在老旧黑白电影原声带中的就职演说录音以一种振聋发聩的强烈穿透力在死寂的公墓响起：“We shall pay any price, bear any burden, meet any hardship, support any friend, oppose any foe to assure the survival and success of liberty……”
俄罗斯感到一阵蛇一样不断收紧的痉挛向节律紊乱的心室捆缚过来，在视野变得天昏地暗之前，他一语不发地掐断了通话。
自政局陷入失控态势以来，天气也日复一日诡秘不可测。俄罗斯但凡走在离市区稍远些的地方，就仿佛随时都能遭遇雷电劈在枯凉草木上引发的大火。消防队已经许久不能及时出动了，想来是经费被源源不断地投入无底洞似的战场所致，而这场西绪福斯式的悲哀搏斗的最终结果表明，在一位渴望江山永固的“英雄”以难以捉摸的私心点着、由民粹作燃料的吞噬冬妮娅·阿尔洛夫斯卡娅家园的火灾中（“我们只是要复原版图”，他记得电视上一些杜马的御用“思想者”是这么说的——其中不乏在苏联解体前激烈反共、日后又拥戴法西斯主义的人），这个国家无论在外事还是内事上均再次走入了虚无。俄罗斯毫不怀疑美国比他自己更早也更清晰地洞察了这一点——他在与乌克兰的战事发生之前就读过一篇兰德智库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如何利用普京总统对权力旁落的焦虑促使其作出耗尽俄国最大弱项以彰显强项的决定：就像饮鸩止渴的瘾君子般，拿岌岌可危、只靠油气出口维系的经济去供养日以亿计的军事支出，最终造成结构失衡、强项瓦解以及全盘连锁崩溃，只因过往一两次成功的领土扩张曾让那人尝到在赌桌上拿小小的筹码赢了大钱的滋味。报告写得很精细，长达三百余页，评估了美国可以在诸多领域采取的措施，这些手段大都看起来微不足道，有几条甚至似乎与俄罗斯的政局毫无关系（提升本国能源产量、增加海军的出现频率等），但无一不在反复拨弄一个风烛残年的独裁者濒临崩断的多疑神经。这令他想起冷战快结束的年代，同一家机构也曾提出通过情绪操纵把全面竞争变成令美国得以以长击短的局部竞争的方案——例如著名的星球大战——好像早已对斯拉夫人头脑中理性部门的不时失灵了如指掌。然而说到底，俄美两国从未正面拼杀过，你死我活的空间全在幕后，只是美国格外劳心劳神地穷极了这个空间的每一寸而已。美国爱避锋芒，以退为进，思路婉转，辅以电脑程序般无微不至的海量计算，总想以振翅带来暴雨，用中国的话说，“上兵伐谋，就算要脏手也教别人去脏，锦衣玉食饲养出的名贵鸟儿自然与你我这些野山雀不同，可这种鸟生而有限，要离开自己的金囚笼也很难”——照这么说，俄罗斯想，或许他的老对头英国才是那个没有“限”的、真正的历史主人。和美国相比，英国当年几乎是直白的，需要刀兵相搏、焦土溉血时绝不含糊，虽然无形处更精巧的阴谋诡计也一刻不停——忆及一八五三年英国随口几句暧昧语言便教自己相信他默许尼古拉一世入侵奥斯曼土耳其一事，俄罗斯不禁感叹，美国能有今天，其种种布局的底层逻辑不知道是偷师了英国多少去的。
逻辑是他最匮乏的东西，俄罗斯从不曾否认这一点——一二百年过去，屡屡为此吃尽苦头，被迫在败者席位上观摩英国与美国步步为营地行事，他逐渐看懂了不少，却究竟没学来一分。思及此处，他蓦然想起，亚历山大二世在阻止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与爱丁堡公爵的婚事时，曾堪称置气地对那个他视若掌上明珠的小女儿说：“我们与他们是不同的。”这个判断无论对于整个俄罗斯的历史还是公主未来的一生而言都不可谓不准确，但坠入爱河的少女只是任性地反问：“您年轻时不也同维多利亚女王相恋过？”父女二人沉默良久，不欢而散，终未达成任何妥协——甚至沙皇提出的让女婿入赘一事都被公主不置可否——不久后婚事到底成行，贵为女大公的玛丽亚在冬宫婚礼后执意随丈夫远走，此生再未同父亲见过。后来玛丽亚果然在英国过得事事不顺，一度写家书回来抱怨女王刻薄古板、规矩繁多、对她处处针对，沙皇放下信，大笑了一阵，又当即铺开一张新的信纸，直接写予已是亲家母的初恋情人，用严肃而愤慨的笔调要求对方善待女儿。此时是克里米亚战争二十年后，这对曾像寻常少年眷侣一般浪漫的帝王之间最后一丝感情早已不存，又过五年，沙皇身死，故未得见俄国在英国一手策划的满洲乱局中遭遇日本重创，乃至不得不背着巨额债务忍辱再度与后者结盟，直到那场毁天灭地的革命为俄国人提前终止了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八年，布拉金斯基在一阵阵伤魂烂骨的剧痛中随白军颠沛流离，夏末忽然收到亚瑟·柯克兰用秘密渠道送来的外务信函，说爱丁堡公爵夫人病重，渴望在临终前与他再见一面。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只身一人穿越布尔什维克党的封锁和大半个战火纷飞的东欧入境法国、又马不停蹄地乘船前往不列颠。年过六旬、白发苍苍的玛丽亚公主在克拉伦斯府的花园坐着轮椅接待了他，这位罗曼诺夫家族的著名美人五官虽还能看出青春时代的容色，言谈却丝毫不见当初为所欲为的骄慢了——大厦已倾的悲哀像渐起的瑟瑟秋寒般笼罩了她泛着淡银色的眼睛。他们没话找话地寒暄了一会儿，公主语带仓皇地问起几个去向不明的亲眷下落，布拉金斯基方才恍然，得益于四十多年前那场算不得幸福的婚事，她现下得以平安终老他乡，只因如此便成为亚历山大二世唯一留存在世的血脉。而正当他讷讷不知从何言起之际，西敏市突然风雨大作，温存的暖白色日光顷刻消失不见，柯克兰恰于此时在一片将其衬得与阴间厉鬼无异的电闪雷鸣间走了进来。向公爵夫人欠身问候后，英国意识体把他带到了詹姆士宫的一间书房谈话。接下来他们便站在有火焰式窗花格的高脚柜旁、昏暗的煤气灯下，他茫然地注视着英国人从上锁的抽屉取出三份文件、一一摊放在面前的书桌上——一份是《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一份是军情六处出具的证实邓尼金将军下令屠杀犹太人的报告，一份是英法联军准备登陆新罗西斯克、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作战安排。“这像什么话？”他记得英国人留着尖锐指甲的右手以一种差点刺破纸面的力量划过条约上关于将爱沙尼亚等地割予德意志和奥匈帝国的款项，“因为你那些不时引发癫狂的劣质基因——你把一切都搞砸了。”“你没资格找我兴师问罪。”他看到自己冷笑道，“你跟法国什么时候把我当作过同类？既然如此，又怎么算得上同盟？连玛丽亚都发觉了……”“她发觉了什么？”“女王看着她时，就像在看‘动物性尚存的不完全人。’”“哪年说的？”“她爸爸还活着的时候。“现在连她弟弟和她弟弟的孩子都死了。”英国人仿佛在故意激怒他一样漠然回应，“而这是有必然原因的——与外界无关的原因，布拉金斯基。”
诸如此类的刻薄与冷遇遭受得太多，他逐渐放弃了藉由抑制野性来寻求认可，乃至在见证自己潜意识中深埋的疯狂于那些“了不起的领袖”身上发作时，愈发觉得倦怠。今日他已知道，无论事情的走向再荒唐，自己到底无法苛责他们，因为是他们被卷入了他的宿命里，而不是反之——作为会在每年冬季最漆黑、最漫长的雪夜走进荒郊茅屋的地下室反锁上门饮甲醇取暖的疯子，他比谁都明白没有谁是生来愿意发疯的。一九四八年二月末，普鲁士灭亡一周年整的纪念日，吉尔伯特·贝什米特来到过他的地下室——那可能是他唯一一次在这个最私密的栖居地接待外人——他们在一尊落满冷红烛辉的圣母像下站了很久。入夜之后，他们开始聊天，他突然问他，“你是不是不死之身？”贝什米特笑着答，“或许是。”他又问，“为什么？”白发红瞳的男人用某种好像不属于尘间的语气说，“因为我是所有发疯的‘集合’里最理性的那个。”“理性又是什么？”俄罗斯猛地困惑起来了，“英国和美国似乎是理性的，法兰西也总用理性主义定义自己——”这一次他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普鲁士望了一会儿发霉开裂的木制天花板，慢慢张口对他谈起了黑格尔，像个哲学家一样作了一段冗长的演讲。半个钟头的时间里，那些形而上的概念在暗淡的微光中飘荡着：“精神”、“形式”、“正负转化”……直至这位临时客串的“讲师”终于说到黑格尔之死。俄罗斯听到“肉身溃烂”一词略一恍惚，半浮于空的意识这才被拉回现实，神圣同盟陨灭前的往事以蒙太奇式的画面在脑海回放，出现了血、火、马粪、死尸、响个不停的葬仪钟声、他与身边这人握着权杖交叠在一起的……是了，那是一八三一年的柏林霍乱。
“看，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普鲁士最后说，“你如果去问弗朗西斯，他会告诉你理性是res cogitans[1]，和我讲的东西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英国和美国的理性却是另一码事——他们早已放弃追溯任何永恒实体，将演绎法全然变作世俗领域的武器，具体来说，变得只跟银行账户里的钱有关系。”
“新教徒的堕落。”俄罗斯无奈地笑了，“不过一点都不教人惊奇。坐拥无尽石油和黄金的资本国王，又何必再关心灵魂呢？”
“大概会关心钱里长出的某种新灵魂。”普鲁士思索了一下，“但今天谁都未曾见过。那是未来才会有的东西……在人类对物的意识被物对人类的意识淹没的那一天。”
兴许是一语成谶，后来俄罗斯在一个据说是民主文明最鼎盛的时代开始见证起美国的衰弱。这种变化起先是隐性的，是被股市中以万亿计的现金流精巧地遮掩住的，直到价值的失落和工业的荒芜终于体现在意识体的躯壳上——美国的眼神愈发频繁地失焦，嗓音中的情绪愈来愈少，可奇妙的是，就算发生魂魄出窍似的短暂抽离，他手上的工作还能不停下，仿佛阿尔弗雷德·F·琼斯已变作了他创造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科技产品自动进行数据连接的一个容器。俄罗斯疑心过这是否是冷战后遗症的一种，毕竟美国给予他致命一击的终极武器是全球化，而全球化也如抽干巨木躯干的、以吸取宿主养分寻求生长的寄生植物般逐步掏空了美国自身——三十余年过去，他年少的敌手曾汩汩奔流过不尽能量的血管无一不堵满了锈迹。俄罗斯想起莫斯科某位国际政治研究员曾怜悯而不屑地说，“谁能料到美国也成了个无法自己生产的被倾销地？更何况它用以购买的钞票全靠透支信誉的滥发。这昭示我们消解自由主义神话的时机到了——”紧跟着便是无数经由Twitter、Facebook被精确投放到与整个第二产业一道在这个国度失去位置的底层极右选民眼前的阴谋论。那一阵子美国病得很重，几乎因宪政的动摇一病不起，虽说一度枯树逢春，可丧失自足能力的祸根一旦埋下，即使最好的日子也总显得风雨飘摇。如此想来，便不奇怪美国为何会紧紧攥着仅剩在他手里的那条绳索——货币霸权及其辐射到外交场上的政治地位——又像逃避着什么似的深居简出，躲在大学图书馆里写一些复杂得不可思议且无甚用处的end to end人工智能代码，同时花大价钱投资制作越发趋向神秘主义的科幻游戏和电影，让那些象征着新大陆断落在十九世纪的希望与生命力的陈旧铁轨在充满吱吱老鼠声的故事里无序生成能和来自某个遥远星球的更高等生命对话的、超脱于人类理解力的秘密语音。
“这对他不公平。”俄罗斯不会忘记自己在一九四六年秋天的一场私会中这样对英国说，“你把我跟你的恩怨转嫁到了一个两手清白的孩子身上。”可英国只是微笑着反问：“这个孩子趁火打劫夺家业时对我又是否公平？”俄罗斯闻言有些错愕，一时竟分不清那对父子之间的斤斤计较和生死相依哪个是真实、哪个是演戏了。八十年后的今天，他又旧事重提，坐在波士顿港口的希尔顿花园酒店一层的酒吧里对美国说了一遍同样的话，“这对你不公平——我指，全盘接下来自他的‘对立者’的一次次挑战和复仇，替他完成清除他们的使命。”“喔，这没什么不公平的。”美国在光芒柔和的吊灯下悠悠眨着眼睛，深吸一口玻璃杯里淡桃色的鸡尾酒，低声说道，“我对他做的事，和收购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无异——拿到了所属权，自然也必须承担债务。”
“你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是这样看待家庭关系的？”俄罗斯不禁莞尔，“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你们是怎样的？”美国佯作好奇地问，“在自己有难时为了活下去将亲人拆吃入腹——使其尸骨无存吗？”
“……一部分是。然而这是我们之间的联系更紧密造成的。”
“听起来有一定道理。”美国点点头，然后在一只充满学生气的棕色剑桥包里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本书来，翻到某个折角的页面，“最近我在读亚历山大·杜金先生的……地缘政治学说。这张图表你有没有看过？实在太有趣了。”
“嗯？”俄罗斯接过书，扫了一眼，随即又合上了。“他们不知道让我看了多少遍了。”
“‘世界历史的二元对立’、‘土地——水’、‘陆地——海洋’、‘中心地带——世界岛’、‘空间——时间’、‘英雄——商人’……”美国闭着眼复述表格上的内容，“你们究竟想对我们做什么？或者换个更深层的问题——陆权对海权的刻骨执念是打哪来的？”
“你邀请我到这里跟你吃饭，就是为了闲谈邪道国师的形而上学？”
“你以为呢？”
“我以为至少该聊聊我今后的出路——比如，最现实的一项：那些制裁要施加到什么时候。”
“到这些危险的、企图重置历史的法西斯主义宿命论再不可能死灰复燃为止。”美国迅速而笃定地说，那语气在一瞬间甚至令俄罗斯感到了几分英国式的严厉，“虽然天定命运原本是美国人创始的说法……可那只是关于‘完成自己的任务’，你明白吗？不是发自对外界的仇视。总之，无论如何——”他挑了一下眉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既然这一切都是Больша́я игра́[2]的延续——你恨他？还是想得到他？”
“曾经是。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俄罗斯边回忆边缓缓说道，“想听真话吗？从一九六零年代起，我更想得到的就是你。”
“……这倒是教我惊讶极了。”美国握着杯子的手一僵，“我总觉得我们毫不熟悉。”
“你有NASA，这是我熟悉的。”
“你也喜欢星星？”
“对，眼下我就很希望到某颗星星——或许是某颗已被吸入黑洞的星星——上面去。去找纳塔莎。”
“纳塔莎不见了？”
“我们永久结合以后，她就生了病，今年年初起变得奄奄一息，昨天突然消失了。怪事一桩，对吧？那么多国家自愿或被迫并入别的国家，却也安然无恙地存在着。”
“冬妮娅还好吗？”
“托你的福，她很好。”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呢？”
“下个月吧。要不是飞行器还在调试，我很想今晚就走——‘绝不可以失去’，这也是斯拉夫人家庭关系的一部分。”
“……虽然不太能够共情，”美国默然凝望着他，目光带上几缕困扰，这让眼前这位可以轻而易举杀人活人的世界霸主忽而显现出某种与身份地位不符的纯稚，“但作为朋友，道别之前，还是诚挚地祝你好运吧。”
fin.
[1]让内·笛卡儿本体论中的“思维物”，与“广延物”对立。
[2]英俄大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