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松子酒與金髮藍眼（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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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s-1950s，美國往事paro，黑幫au
- 從禁酒令、大蕭條至post-WWII，一切還是要從養貓說起（x
八月伊始，幸运的天平无故向亚瑟倾斜了一点。在罗斯克重新变得笑容可掬的接待下，汽车由29号公路不断驶向加油站，有A型车、敞篷车和饱经风霜的老式皮卡，每辆都带着可观的利润承诺——十二加仑汽油能赚五十美分——若是司机离开时把两瓶走私威士忌用麻布包好放在后备箱中，便再加六到十美元。农场也日渐焕发生机：随着一系列恰到好处的温和降雨挽救了烟草作物，它像个挣脱枷锁、急于偿还债务的人，突然扭亏为盈。汤姆出售了第一批优质干烟叶，拿结余的四百美元修缮仓库和烘干棚，亚瑟则一直在观察，他看到了再次赌博的机会——在更奇怪的东西上。商议一九三三年的资金分配时，亚瑟提议开辟一块试验田，用来种紫锥花、人参和其他所谓的“未来植物”，不为市场或餐桌，而是专供工厂——假设他无意在《克利尔周刊》读到的文章是准确的，它们会在弥漫着冷光灯和消毒水味的车间被压榨、粉碎并密封在棕色玻璃瓶，流入药房和医院，治愈尚未命名的疾病。他同卡罗尔先生花了几个下午勾画北部田地的坡度，挑选品种，计算成本和产量，以掩盖计划的不确定性。当种子从外州运抵，卡罗尔先生手拄拐杖将它们从被潮气洇透的纸袋取出、一点点播撒下去，声音干涩而幽默：“如果什么都没长，可别怪这块地。”此后多年，试验如土壤本身一般静止不动，植物也不比道路两旁的杂草更引人注目。最终，与发生在这个国度其他方面的转机无异，为此地带来繁荣的是战争——卡车开始在尘土飞扬的嘈杂中抵达时，一沓沓合同使农场北坡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可惜那时，卡罗尔先生已经不在了。
不过在一九三二年余下的几个月，即使偶有收到如阿尔弗雷德这样直觉灵敏的“政治预言家”或庄重或戏谑的启示，多数人依然拒绝相信大规模战争正在地平线处隐隐成形。更迫在眉睫的是：选举季来临了，起初很微妙——小册子被塞进杂货店门缝，传单被歪歪扭扭地粘在邮局的公告栏上。接着，广播电台噼里啪啦的电波中传出了各种声音：时而沉稳、有分寸，时而包含批判性的尖锐激昂，把恢弘的口号带入对面包和黄油的论辩中。在诸多话题间，禁酒令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方将其视为节制、纪律的基石，另一方则主张联邦过度限制个人自由的执法已成为百业凋敝的根源——更糟的是，黑帮倒因之适得其反地壮大起来。一次，亚瑟到山上运酒，意外遇上长期不见影子的斯科特带着巴斯小姐一同回来，五人吃饭时顺带听了一场收音机直播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竞选演说。由于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它被帕特里克调成最高音量播放出来——“过去十二年，禁酒令滋生了犯罪和犬儒主义，构想中的清规戒律却化为泡影……复归理性是指，以诚实的监管取代强制的道德。”
“好吧，见鬼，”帕特里克背靠着木桶说，“有道理，不是吗？我自己也说了多年。监管它，征税——我宁可交税，而不是被盘剥走各种名目的罚款、贿赂，以及所有那些威胁性质的——”
“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威廉嘀咕道，“假使他得逞，就再也没有私酒了——我们要失业了。”
“失业？不。”巴斯小姐抽着烟，走到廊檐下——她绑发辫的丝巾在月光中闪动，令人想起深夜的“雪霰”和“冰火”——“没准是变成更有尊严的工作而已，”她说，“无需躲避刀枪就能继续开灯。但愿……今后不必再为斯科特跟复仇者打架的事给他缝指关节了。”
房间里响起一片笑声，就连斯科特也笑了起来。他朝她倾斜了一下帽子，如绅士一般致意，又转向其他人：“伙计们，这就是我平常不和埃莉诺争论的原因。”
晚些时候，亚瑟和斯科特来到糖化间检查机器。炉火熏蒸出发酵醪的酸味和金属味，与铜制蒸馏器运转产生的油污混合在一起，又被窗口扑入的树叶香气稀释成未熟酒似的甜涩，几乎让人感到腻味。斯科特俯身检查一个阀门，用指节轻敲管道——蒸汽从中逸散，发出轻微的嘶嘶声。“没有泄露，”他拿废纸擦干手，在一块充当椅子的石头上坐下，帽子压得很低，完全遮住了脸，“运行相当稳定。”
亚瑟双臂交叉，倚靠在工作台上，轻声说道：“这样的夜晚并不多见。每个人都放松下来，不再谈论麻烦。仿佛一切依然很正常。”
“说到麻烦，“斯科特随手打开一瓶酒，凝视着缓慢沉下去的酵母和谷壳残渣，“你一直想问雷夫的事，对吗？”
“没错，这个人消失了几个月，沉寂得好似从来没有存在过，再出现时——用你的话说，‘满面笑容，握手言欢’——我们孜孜以求的君子协定竟然轻易达成了。其中的转折是什么？”
“噢，没什么大不了的。”斯科特不以为然地笑了，“根据道听途说，雷夫被追杀了一阵子——弗吉尼亚州盘根错节的各方势力间一些陈年恩怨，牵扯到背后更大的玩家。我猜，他原本应效忠什么人，但这份忠心被怀疑了，与之相比跟我们这点过节简直不足挂齿。所以为了保持精力集中，他得尽快解决它……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上个月，他骑着一头跛脚的骡子来到山区，打扮得像个传教士而非终生经营赌场和折断脖子的人，用前所未有的客气态度同我寒暄，解释今年年头家宅失了火、欠了债，还有一个女人永远离开了他。‘让我们像文明人一样坐下来，就这一次。’他说。很快，我们商定出了一个双方眼中合理的价格。”
“多少？”亚瑟皱起眉，“去年谈崩时，他开的条件是拿走每瓶酒利润的四成。”
“如今只要两成。”斯科特耸了耸肩，“而且仅限于在弗吉尼亚销售的份额。”
“你信他会遵守承诺？”
“与信任无关。他没有筹码了——至少现在。”
“等他度过难关之后呢？”
“谁也没法担保以后的事，亚瑟。”斯科特略带忧愁地盯着头顶嗡嗡作响的吊扇，“我们都活在借来的时间里。”
这句话堵住了他即将脱口而出的疑虑——原本他有许多更实际的问题想问：未来有了正规酒厂竞争，他们必然失去主流市场以及因货物稀缺而正当化的暴利，是继续把廉价的泔水卖给那些连两美元一瓶都难以凑齐的边缘人，还是考虑更大的、合法的事？他能想象出斯科特的回应，这个剑走偏锋、浪荡惯了的独行客必然忍受不了税府的枷锁——即便代价是每时每刻为山头斗争、利益分歧、乃至仅关乎所谓侠义名节的口头冲突遭遇端着猎枪冲上来寻仇的人。他略带自嘲地想，莫非他也在阿尔弗雷德的感染下变得想寻求一条阳关大道了？眼前，斯科特心不在焉地搓着指关节，似乎那场殴打的记忆仍在他的手骨里挥之不去——亚瑟知道他们都不愿瞻前顾后地匍匐在地，虽然是在不同意义上。他扣紧工作台上一把刃缘卷起的开瓶刀，踩着地面粘着的麦芽残留物烦乱地踱步了一会儿，直到斯科特再次开口：“那个小男孩，你打算怎么办？”
亚瑟的手指停在铜缸壁细微的裂痕里，“琼斯家的小少爷？”
“是的。你没跟我提过他，对吧？像把什么紧要的东西藏在箱底。别误会，我不想追问你的事，但你明白，有些债总要有人去还——假如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债，就不太公平。”
“埃莉诺呢？”
“她不一样——她有选择。那个孩子呢？他甚至连被拉进来的理由都说不清。”
“未必。”亚瑟想了想，“也许他比我们都清楚——清楚得令人不安。”
“你没那么喜欢他？”
“我不知道。”亚瑟低叹道，“毕竟匪徒的天性不过如此：追逐金银、孔雀、奇珍异宝。”
斯科特没再说话。他靠在墙上，指节在膝盖敲击几下，又放下来，似乎在竭力捕捉远处的声音。宴会的篝火偶尔映进窗缝，使他的身形格外刺眼。一只萤火虫在屋梁下盘旋，幽微的光点似心跳上下起伏，然后一闪即逝，消失在机器后参差的暗影中。亚瑟看着他的兄长，发觉斯科特的眸光里有什么落寞与不甘铸成的激情也在此刻黯淡了下去。下意识地，他将这个画面刻入了记忆——后来他想，大约他已预感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长谈。
三周后，他又去诺克斯维尔，向亨利道谢。这次不再有案件的重压，话题展开得更加随意，如雪松和皮革的香气在晚风习习的书房悠然蔓延。他们先聊起了阿里洛克·温斯洛——亨利回忆起阿里洛克当年便有用不显山露水的言辞将质疑转化为钦佩的天赋，而这一本领在罗利烟雾缭绕的议会大厦锻炼得愈发敏锐了。紧接着，他又提及这位故友确实跟马德莱娜关系匪浅，为筹备一场帮助大烟山区灾后重建的募资活动，她甚至引荐了纽约的银行业名流，近期也打算亲自来兰斯洛特镇考察情况。亚瑟并未多想，只建议他们尽快跟阿里洛克见面，因为阿里洛克必然深涉政治活动，若能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关于局势的准确信息，则对自己多事之秋的生意大有裨益。亨利恰巧也计划前往罗利处理一场涉及铁路工会的诉讼，两人很快敲定了十月十六号，哥伦布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工会怎么样了？”亚瑟问。
“法庭上我们赢了不少案子，但厂主总有办法拖延执行。他们的策略是耗垮工人，不行就直接雇人威胁领袖。”
“需要什么来解决？”
“保护人手、维持罢工期间基本生存条件的资源，诸如此类的——尤其是粮食和医药品。”
“没准我能帮上忙。”亚瑟苦笑道，“既然我和我的伙计明年十有八九要失业，做物流和安保倒是不错的出路。”
“到时一定联络你。”亨利拿起亚瑟带来的威士忌，倒出两杯，“或者也不必等明年——你有没有想过，比起被动挨打，激流勇退是个更好的办法？”
“想过，然而很难。出售家当是第一步，必须四个人全同意才行。”
“这是实话。”
他们配着培根和干面包喝完了酒，期间亨利用审慎的乐观主义腔调对上季度流产的南方织工跨州联合计划发表了看法，屡叹可惜——“搭得偏斜脚手架必然倒塌”，他说。然后不明缘由地，亚瑟的思绪不着边际地漂到了德怀特·布朗的案子上。忘记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认为这个拒绝松开的结有更深刻的寓意——毕竟自那以后，似乎再没有一起死亡是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都像打入荒原的铆钉，带着徒然的损耗意味。
“对了，有个问题。”他不太确定地说，“去年，兰斯洛特镇一位人人憎恨的警官被杀了——是布朗警长，我记得你也同他打过交道。对于这件事，我有些想不通的地方。”
“我有耳闻。”亨利头也不抬地擦着杯子，“枪击，在教堂边的树林，据传希望他离开的人太多，以至于连嫌犯都找不到……当然，杀人过程也是个谜。”
“对，不过尸体被发现得很迅速，当时血迹仍然新鲜。某个住在教堂附近的人看见后立刻拉响了警报，不出半小时，警察把现场封锁得水泄不通，凶器却已不翼而飞。”
亨利的手停顿了一下，微微抬眼，示意亚瑟讲下去。
“目击尸体的人有一位亲属跟我很熟悉，他是隔日赶到的。”亚瑟含糊其辞地说，“他曾经告诉我，因为和对方约定逛礼拜日的早市，那人没来，他才特地去教堂找他。乍听合情合理，逻辑通顺。”
“但是呢？”
“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其实早在礼拜六晚上就出现在教堂附近了——算来是警察出动后不久。”亚瑟慢慢地回忆着，目光徘徊在壁炉中一缕逐渐消泯的红光上，“换作别人，我大概不会在意。可是这个人……不像记错了。他的叙述方式轻巧得有点刻意，像事先排练好的，似乎在赌我不会深究。”
“为什么是你？”
“嗯？”
“假设如你所想，他试图隐瞒什么与谋杀相关的真相，那么肯定有远比你更重要的对象需要欺骗。”
“是的，”他说，“或许。”
亚瑟无法解释。他明白亨利是对的：倘若这是个骗局，阿尔弗雷德应首先去误导那些牧师、执事，甚至雷古拉斯·威廉姆斯，而不是他。除非他不经意掌握了比其他人手中更多的线索——但这个线索又是什么呢？他怎么都想不出所以然。两人继续讨论了一阵，直至黄昏的星星开始像收获季节的小虫子一样盘旋，引得他心头响起模糊似怀疑的嗡嗡声。最后这怪异的声音化为乌有，仅留下一团被叮咬得疏松的棉花。“没有任何结论。”他摊开手，沮丧地说。
那一晚他留宿在亨利的公寓，辗转难眠，也反常地做起了梦。梦境大多一触即散，唯有醒来前的一瞬深刻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那是一节没头没尾的片段：他看见了盈满暮春花卉的森林，漆黑、暗香浮动的轮廓于残月照耀下颤抖着。阿尔弗雷德——也可能是与其长相一样的人——如石头般岿然矗立在那里，手中握着他送给他的左轮手枪，枪管在夜色中波光闪闪，宛若一片冰。枪影划过少年的脸，把细骨伶仃的身形分成两半，一半隐藏起来，一半显露出来。扇动的翅膀盖住月亮时，亚瑟才意识到那个人正仰头跟一只猫头鹰说话。过了许久，对方转头朝向他，神色充满教他惶惑的控诉和怨憎。他想走近去触碰乃至吻他，倾诉这些年的坎坷、失败和宿醉，却动弹不得。一时间，他分不清此处究竟是否是现世，因为整个林间静得只能听到猫头鹰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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