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輿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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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視角，含極東，北京樓一會借梗了《細雪》
- 四人的一生、兩對的感情中各有一條白河
二零二四年，英国访日时乘国泰航空在香港中转，恰逢中国正在尖沙咀一带会朋友，两人便抽出时间到维多利亚港的海景餐厅吃了一顿便饭。经历了十几年的衰败期后，港岛早已不比昔日繁华，但一些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与洋式审美倒是历久弥新，只是强行维持的某种不合时宜的格调在如此世道难免显得凄凉了点。墙壁上的影视海报时而出现三五张已在内地近乎无人认识的面孔，一头黑色波浪卷发的女侍者端上价值连城的英式茶具，一切就像停在了九十年代。英国也发觉了，轻叹着说这里事事都没怎么变，只是更旧了，不像杭州或深圳，每次去都比前一次见到的更崭新几分。
中国笑着说，我就当你是恭维了。英国点头称是。
他们上次私下会面是在杭州，G20峰会后在灵隐寺外的山间茶屋品中国放在冰箱保存半年的明前龙井，英国问为何找我，中国说进行如此无趣的老年活动也找不到别人，你看美国，他只想去探查阿里又搞了什么新型“秘密武器”。英国问，日本呢？我知道他也喜欢喝茶。中国说，他性情太独，从不跟我一起喝茶。
总之，茶这回事，说到底还是个人有个人的喝法。英国爱喝红的，用锡兰的叶子和香柠檬皮调制出柑橘香气，中国和日本爱喝绿的，但也有不同——被灾变不断的动荡日子打磨过上百年后，中国对饮茶一事早已不复当年讲究，干渴极的时候，即使对着陶碗一饮而尽被当作粗人也并非不可；日本却无论身在何地都始终坚持一套固定的仪式，昭和参谋本部或京都桂离宫、六本木的高楼大厦或高野山僧庐，对他来说似乎都无甚区别，正如宋朝灭亡多少年了，他还始终保存着他自己都已遗忘的“曜变天目”。
英国咳了一声，将他从思绪中拉回来。中国悠然地望过去，开口道，“你是不是想问问我之前跟美国谈得怎么样了？”
“这倒没有。”英国说，“我只是想问问你跟美国是在哪谈的——当然，我知道，在饭桌上——所以我问你们在哪吃的饭。”
中国答，“纽约Chinatown的金丰酒楼，你说巧不巧，吃的刚好也是粤菜。说来有趣，那小孩很喜欢这家的流沙包和葱姜双龙，告诉我他自己没事时会打车过去吃。”
“这是他的外交辞令吧。”英国沉默了一会儿。“在那种地方谈关税，你们倒不嫌人多耳杂地方破。”
“噢，是谈关税来着——你不提我都忘了。”中国喝干一杯茶，再度笑起来。“你还是不够老，等你到了我的岁数，就会觉得什么关税不关税的，都是白云苍狗，以前没有，以后说不准哪天也没有了，但酒楼总是会一直开下去的。”
英国也笑了，半真半假地道，“想不到王先生骨子里也是个生意人。”
“不。”中国摆摆手，“我做生意，相较你和美国，格局还是小了。我没什么赚大钱的心思，说酒楼要一直开，也无非觉得必须有个能随时吃泡椒凤爪的地方，吃完再逗个猫就更得趣。”
“猫？”英国的面色莫名一僵。
“对。”中国点头，“从第一次见，我就觉得那小孩很像猫。你也像——但你是野外长大的，他是屋里长大的。在屋里玩毛线团，风雨经得少，看上去比你干净讨喜些，可缺失的更多。所以他憧憬你——哪怕在他最想活得不同于你的时候——而你对他……说不清有几成是顾影自怜。”
“王先生。”英国倒也没生气，反而换上一副平和口吻，教人听不出情绪地问，“在你看来，以后的历史书里，会怎么写美国？”
“这话就难讲了。”中国像被问住了似的，有些为难地说，“现在的美国，总让我想起李商隐的《曲江》来。那话怎么说的来着？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这是什么？”英国皱起眉头。
“是讲的安史之乱过后几十年吧。”中国掐指算了一下，“抱歉，人越上年纪，就越爱念叨年轻时的事情。”
“那我先不陪你念叨了。”英国忽然站起身，“三个半小时后的飞机，我得抓紧时间走了——或许能帮你带个话。”
“去东京吗？”中国抬眼问，“旅途顺利，带话就不必了。”
“去大阪。”
“噢，我也都是去大阪。”中国边买单边说，“大阪可比东京有意思多了。”
送走英国后，中国只身去了九龙一家麻将馆。里面烟雾腾腾，是他相识多年的某位江湖人的藏身之处。但他没提前打招呼，老友今日不在，此地又没有其他人知晓他的身份，他便像普通来客一样开包间与陌生人组局打了几盘，困倦了就在墙边的沙发椅上合衣而睡。途中他被几个赢了钱的赌徒兴奋的吵嚷声闹醒一次，刚要走，忽而听到大堂中的音响放起一首耳熟的曲子。他凝神听了听，恍然意识到那是川井宪次为《叶问》写的原声，由于太过阴郁、隐隐透出诡谲难言的味道，一度令他印象颇深——他曾说，这调子比起《叶问》的配乐，更适宜做一场日本密宗法事的伴奏——放在此情此景下，更是犹如给眼前的荒诞红尘蒙了一层梅雨，映衬得周遭冷意森然，热闹都像鬼宅从记忆虚影里浮出的热闹似的，霎时寂静了下来。
他寻思片刻，按铃叫人送来安神助眠的花茶、一小盅用蛇作引的药酒，外加一份咖喱鱼蛋作夜宵。吃饱喝足后，五脏六腑重新变得温暖，他才为先前的胡思乱想哑然失笑。裹着电热毯再度躺下时，熬不动夜的宾客开始散去，外面的月亮也半落了。他想起白日跟英国的对话，顿感自己所言不虚，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道，的确没有什么事比俗世饮食来得更重要了。
对中国而言，饭桌是个可以谈一切事的地方，无论是公是私，也无论双方是敌是友。一九七二年，他同关系断裂已久的美国言和，就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饭桌上。美国看起来不是食欲重的人，与其说爱吃不如说嗜甜，却也极喜欢那桌饭，想来一者是实在烹饪得精致，二者是那孩子对东方料理恒年不灭的好奇心作祟。但酒过三巡后，美国突然放下筷子，瞥了一眼周围，见宾主相谈正欢、无人对他过多注意，就一颗颗吃起果盘中花花绿绿的糖来，仿佛满眼玉盘珍馐都比不过这些集市中随手就能买到的水果糖吸引他一般。中国见状，知他又犯了甜瘾，当下暗嘱侍者提前端上用作餐后甜品的核桃酪，务必多加勺冰糖和蜂蜜。美国的眼睛瞬间一亮，三下五除二地吃完后，又递纸条问他上次来华吃的江浙名品桂花糯米藕还有没有得吃，中国回道，明天就给你送到下榻处，美国又传来一张：感激不尽，我这一行可谓圆满了。
后来总理先生问他，“当时你跟美国写了些什么悄悄话？”中国笑着说，“不过拿一些好吃的哄孩子罢了——也就是他自小跟着英国长，在这方面匮乏得太厉害，才这么好哄。”
“如此说来，倒有几分可怜了。”总理先生打趣道，略一思索，又说，”不过究竟是真好哄还是假好哄，如今还不得而知。”
“说得也是。”中国叹息了声，很感慨似的道，“你看，做人尚且要戴着面具，做我们这种怪物，就更必须教彼此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你呀，恐怕早就习惯了吧。”
“确实习惯了。”他抬头看着墙壁上挂的字画，陷入回忆里。“日本送我这幅正冈子规题诗的《杜鹃》时，话也讲得相当谦敬动听呢。”
“……是在甲午战争之前？”
“不，那样的话反而好了。”他颇无奈地抬手，打死一只停在卷轴上的蚊子。“是在一九二六——大正末年。”
在他们这些意识体中，本田菊是对自身的存在形式最不明确的一个。原本受神道影响，他一向自认是个与屋角檐下的“九十九发”扫帚或破伞无甚区别的精怪，然而自大政奉还后，神国说的受众愈来愈广，回过神来时，他发觉“日本”竟一夜之间变作个必须被供奉在神社里的尊崇之物了。一九二六年，适逢国民政府北伐，日本在中华乱局泥足深陷，又同英美关系渐趋紧张，他精神不堪重负，便以在东京住不惯、总因怀悼已不存在的江户光景神伤为由，独自迁居关西，捏造了一个幕府时代大阪两替商落魄后代的普通人身份，大隐隐于市。也就是在那段日子，中国对佛教重燃兴致，可惜中原战火流曳、许多经卷都已散轶，便私访东瀛，走熊野古道一路去到高野山，详尽通读了真言宗。下山之后，他住在神户一家名为北京楼的中华饭店十二叠的和室里，老板是他零落天南海北的朋友之一，他便也乐得不付钱，白天帮忙张罗，夜晚品茶撰书。那年九月下旬，秋寒瑟瑟，中秋在即，他归国前两日，恰在此地遇到来和一个女孩子相亲的本田菊。
送走女孩子时，日本认出了在楼梯口抽烟管的中国。中国遇上旧识也高兴，两人便让老板摆上酒和茶，又加了几道小菜，在包间里长聊起来。中国调侃道，你这普通人的生活过得可真不亦乐乎，莫非入戏太深，打算置办家业、娶妻生子了？日本连忙解释道，是身边总有好事者，见他年纪轻轻孤身一人便来介绍，热心得教人拂不开面子。中国了然地点头，又状似不经意地问，那你准备在这儿躲到什么时候？日本说，躲到躲不下去了为止吧，最好是在我的末日到来、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他们推杯换盏，喝得半醉，日本又邀他去家中小坐，临别献宝似的送给他两幅字画作礼，一幅正冈子规，一幅夏目漱石。后者在数十年的颠沛流离中被他弄丢了，前者则至今挂在他在北京私宅的书房墙壁上。夜间秋风萧索，秋雨凄清，日本从庭院的落叶堆中捡起一枚蝉蜕，感伤地叹道，人间五十年，不过如此。中国闻言笑起来，说，也不知你从哪里沾染了这些虚无的脾性，我看不止如此。日本问，那是什么呢？中国想了想，答道，这个空蝉，翻译回汉语，大抵是红尘吧。在红尘里酒肉穿肠，玩遍了乐遍了，才懂得空寂。
他曾以为如此便是了结，然而一九三七年的南京，距日本在他面前声称自己宁可避世至死才过去十一年，那个当初穿着一身麻布浴衣打扫院子的文静青年竟如嗜血罗刹般军装肃整，闯入他家徒四壁的藏身处拔出长刀，面容讥诮地诵了一遍《曲江》，最后一个吐字标准的音落下后，又唱起《桃花扇》——不过由于这戏太长，想来他记不全词，唱了一会儿便无下文，只翻来覆去地重复那句“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若是教不知他真实身份的人见了，恐怕还以为是哪个患了失心疯的艺伎。中国听得胃中翻江倒海，端起教训不肖子孙的架势给了一耳光出去，日本方才止住。他没说话，日本自觉无趣，终是悻悻退了出来。
他翻过身，看着已移到地平线处的如钩月亮，竟错觉那缕银白也带上了猩红的血色。但药酒和安神茶许是起了作用，温热的四肢百骸愈来愈舒畅，他脑海昏然，饶是心下如被砂纸刮擦一样不痛快，也慢慢沉入了水月镜花的长梦中。他想起近十年前应美国邀请去大都会博物馆看过一场中国特展，从东亚馆的门一进去是一尊巨大的石雕佛像，下一个房间用占据整面墙的投影屏一遍遍播放《末代皇帝》的结尾，再下一个房间有排玻璃展柜封印着与洛阳古墓博物馆里的仿品一模一样的十二生肖陶像，再下一个房间中央突兀地摆了一件造型华丽的红木雕花衣橱，放在极昏暗的光线下竟无一不有种极恐怖的不祥意味。他又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去扬州度假，原本惬意地住在卢氏古宅赏鱼逗鸟，日本不知怎的找了过来，身穿黑纹付羽织袴、撑一把朱红的伞在淋漓大雨中站了一天一夜。他一直说不见，最后还是拗不过，随意披上件外套出来见了他一面——那是他们在战后初次独处，他带日本去东关街吃了蟹粉狮子头，然后两人一路无话地走去京杭大运河散步。两千多年后旧地重游，曾盛极一时的大运河早与一条普通河沟无异，日本驻足在河边，仰首望向云破月出的天空，大约也想到了差不多的事，莫名其妙地对他说道，从前有个江户人去京都，说自己在睡着时渡了一条河，但其实那河是不存在的。
“我好像听过这个。”中国想了想，“是你们那儿的典故吗？”
“是。”日本点点头。
“原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您不记得吗？”
“我忽然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日本没再说话，留他径自陷入沉思。记忆中似乎缠着一团雾，使近在眼前的东西都变得模糊不清起来。他想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个词呢？似乎才过去没多久——噢，是了，是在东京审判前的一次准备会议，美国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一边烦躁地抓着头发，为英国的缺席而对秘书小声发火，一边拿起一本日语词典百无聊赖地翻看。中国从背后经过时，越过美国的肩膀，瞥见了纸页间的四个汉字。美国感知到他的目光，回过头来说，王先生你看，日本人用的汉字，比中国人用的还更漂亮些——你知不知道这词怎么读？以前都是英国教我，这次他说在柏林有事，没有来。
他便微微一笑，一字一顿地教美国念：白河夜船。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