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A
- G
- 想像中Ellery的結局，也是《遺塵》為不可靠敘述假設下的true ending。
- 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
将生命诗歌的绝对核心从自身躯体残忍剖下足以食用一千年。
——艾伦·金斯伯格《嚎叫》
一
西八十七街的那栋房子屹立在百老汇与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褐砂石墙面，算上地下室共六层高，围著黑漆雕花栏杆的狭窄门面带有曼哈顿街区的典型特征：瘦削的建筑物紧密相连，如拥挤书架上的一列书脊般绵延不绝。迪居那走出1号线地铁站，穿过人行道，双手插在厚呢大衣口袋里——哈德逊百货的标签仍缝在衣领内侧——望向他十二岁至二十二岁的居住地。二十七年过去，这一带既变了，又未曾改变。裁缝、鞋匠、报童消逝在了高耸著镀铬尾翼的福特Fairlane与雪佛兰Bel Air里，而芬克尔斯坦熟食店仍倚在街角，每当门扉开启，酸黄瓜与烟熏肉的气息便温暖地飘散而出。毗邻的义大利杂货店自战前经营至今——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第二次——纵使搭起了红白条纹相间、散发汽油味的新遮阳篷，檐下依旧摆满装蔬菜的木箱，有茴香、菊苣和他一直叫不出名字的深色苦叶菜，抬头即见悬挂在天花板上、包裹稻草套的胖肚细颈红酒瓶。再往西走半分钟是一家咖啡馆，橱窗上印著镀金字体：The Konditorei，创立于1903年。
他这次是一个人来的。没有玛格丽特清脆、快节奏的嗓音陪伴左右，那栋房子愈发像是孩子会恐惧的冒险故事里无端来去的幽灵居所。坦白说，近年迪居那开始怀疑少年岁月是否确切存在过——自从他发现1938年市税务局把不动产地籍统一化后，地图上已不再有212A这个门牌号——虽然无非是行政记录的细节，却足以令他产生诸多不安的感觉，仿佛自己是内斯比特笔下的主角，误闯了什么魔法城堡或花园，无法分辨门槛两侧何者为真，何者仅是绝望想像的幻术。这份疑虑使他始终远离纽约。
上周五晚上，他在中央车站附近的酒吧读到讣闻。当时，玛格丽特坐在他身旁破裂的皮革高脚凳上，同他商量感恩节菜单，并好奇询问他此行要见的“养父”是什么样子——原本两人只是想小酌几杯，在去旅馆前缓解长途劳顿的疲惫，不料吧台上一张不知谁遗落的《纽约时报》映入眼帘，右下角的黑框中简明扼要地写著：理查德·奎因，八十六岁，前纽约市警局督察；葬礼定于11月10日在西九十街的圣格雷戈里教堂举行。之前，从底特律出发的列车消耗了一日夜。普尔曼车厢弥漫著香烟、奶酪与混著雪水和灰尘的旧衣物味，还有循环风特有的腐气。玛格丽特头靠他肩膀沉睡，他则观察著黑暗中掠过的宾州——小镇灯火，稀疏的星辰，空旷清寂、枯草摇曳的路段重叠灰濛濛的玻璃，往不断倒退的景色上映出他一动不动的脸庞。1932年一月他离开东岸时，仅有五百美元和装在一只皮箱里的全部家当，与此同时，身边的整个世界正分崩离析：货架上的面包愈来愈薄，死的人愈老愈多，要查的案子却减少了，埃勒里·奎因因此尝试另谋生计——常去洛杉矶消磨数月——回家写作时也常一脸失落地突然停下，呢喃著对父亲和迪居那说自己时而憎恶人群，时而害怕籍籍无名。此刻迪居那踏上西八十七街，同推著购物车、戴手套的雍容妇人问了好，绕过两名男孩将斯伯丁球砸向墙面的地方，小心得就似怕什么人或非人的灾厄重新回来。台阶。他缓缓攀上。左膝在瑟瑟秋寒里硬得发痛——自冲绳战役后便是如此，自关岛野战医院取出那枚弹片后便如此。四十九岁。他能感觉到腿脚、背脊的沉重，能感觉到心跳声不再像从前那么干净利落。
楼梯扶手被反复涂刷的漆面已磨失原貌，变得润泽而又含糊，似乎蕴含有某种奇异的、柔软且不可靠的特质。注意到这一点时，迪居那讶异了一瞬，因为寓所如今唯一的主人留在他脑海中的印象几乎是同样的。
“你来了。”一阵脚步声后，埃勒里·奎因出现了——倚在不再有门牌、古怪地裸露著一副空螺孔的门上——很瘦，以至于看起来薄得像纸。与之违和的是，他的容貌丝毫未见衰老，只是色泽黯淡了些，可双眸倒因而显得更大、更明亮。他身穿白衬衫和米灰开襟毛衣，未系领带，长裤松垮地从腰际垂下，姿态却依然保有优雅、从容的自持。“我料想你会来。”
“我来看看葬礼有没有哪里是我能帮上忙的。”
“嗯。”埃勒里退后一步，“进来吧，外面很冷——玛格丽特呢？”
“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店。她妹妹的预产期快到了，明早她要赶回密西根。我们本来只打算待三天。”
“我明白了。”埃勒里点点头，“喝咖啡吗？厨房的保温壶里留了一些。昨天和今天一直有客人来，不过比我预期的少。父亲的同僚、朋友多半先他而去。”
“维利警官还活著吗？”
“还活著，但行动不太便利了。”
他们进入起居室——迪居那曾在此度过无数夜晚，尤其没案件时，他会在壁炉边的茶几前埋头浏览《纽约世界报》上的百老汇剧目排期，理查德吸著鼻烟听新闻，埃勒里要么读书，要么将自己关在书房一连几小时敲击打字机。三人共处的静谧光阴给予了迪居那最初的家庭概念，仿佛一生仅此而已。眼下，室内的摆设如故：切斯特菲尔德沙发，理查德惯坐的绿丝绒扶手椅，带郁金香形灯罩的青铜吊灯，壁炉上的挂剑，用罩面蒙住的硕大收音机，塞满警务手册、侦探小说和从各地搜寻来的奇珍异玩的落地柜——甚至埃勒里手上仍戴著二十年代在佛罗伦萨旅行时花五里拉买的戒指——然而万物均已凋零、萎缩，埋没于看不见的灰烬。迪居那不自在地坐下，又望了一眼埃勒里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想道，或许时间终将焚毁作为现实的皮肉，却仁慈地留下最后的必要之物。
“我该早些回来的。”他说。
埃勒里走到窗边，背对房间凝视街景。午后的光线使他的形体不太清楚，恍若只由骨骼与阴影组成。“是吗？”
“他也是我的父亲。以他的方式。”
“以他的方式。”埃勒里重复道，“是的。他偶尔会提起你，揣测你落脚何方，做了什么工作……我想他会欣慰的。工程事业，合伙人身份。他总说你有一双灵巧、无所不能的好手。”
“他写过信给我，是1942年，我入伍那年。”
“我知道。他珍藏著你的回信，以你为荣。而且说到这个——”埃勒里沉默片刻，“你活了下来，不是谁都能做到。对了，你记得二楼的罗培兹太太吗？她不久前才提到过你——‘那个替我修好留声机的漂亮男孩’——过一会儿，她会来布置灵桌。”
“我算不上英俊。”
“对她来说你是的。”
“葬礼定在周二早晨？”
“对，贝特兰神父主礼。考虑到父亲是寿终正寝，他们准备办一场尽可能平静的仪式。随后他会被安葬在皇后区的加尔瓦略墓园，我母亲旁边。”
外面飘起了雨。雨势轻柔，天色却阴沉沉地压得人喘不过气。埃勒里将双手插进口袋，走到暖气片前，背脊紧贴哗哗作响的金属管身。
迪居那突然问，“什么时候生病的？”
“病？父亲没生病。他的心脏只是在睡梦中停止了——以这个年纪而言，再平常不过。”
“我问的是你。”
“原来如此。”埃勒里盯著他，微微笑起来，“玛格丽特注意到了。”
“不，是我注意到的。”
“你看见了什么？”
“一个垂死之人。”
“噢，一如既往地聪慧、机敏、直言不讳，名侦探的完美学生，嗯？”眼前的人又笑了，声调中不乏畅快的意思，“胃癌，无法手术——医生说还有六个月，至多一年。父亲不知道。我没告诉他，不想让他末尾的日子蒙上阴影。”
“我很遗憾。”
“不必。其实挺方便的，不是吗？我指，他选择的时机——省去我解释的麻烦。你会留下吗，迪居那？参加葬礼，然后等考德威尔先生知会遗嘱条款？”
“会。”
“很好，他一定希望如此。”埃勒里转身离开起居室，先是影子掠过磨损的地毯，继而身形跟上。在厅口他停住脚步，单手扶上墙缘。“我先休息一下。回头见。”
二
那一天是1959年11月8日，星期日。后来，这个日期再涌现于他的记忆时，总犹如挂在空荡走廊中摇摇欲坠的昏暗灯泡。
五点一刻，罗培兹太太抵达了。她手上提著一个购物袋，里面是蜡烛、念珠和装裱好的米迦勒天使像。迪居那默不作声地协助她一件件取出东西，把桃花心木边桌移向房间中央——理查德的棺木将于次日下午由道尔顿殡仪馆送至此处——铺上印有四叶纹的亚麻桌布，抚平皱褶并调整垂边至匀称，接著挪开沙发，以预留足够空间供吊唁者绕行。布置桌面时，罗培兹太太将米迦勒像摆了上来：大天使脚踏巨蛇，高举长剑，鎏金羽翼焕发出一种堪称残酷的纯洁。两支高耸的白色蜡烛被置于黄铜烛台上，前方立起十字架，周围环绕玫瑰念珠、一浅碗圣水、一本《为亡者祈祷文》，以及迪居那去楼下现买的一束新鲜的白花。最后，她打开抽屉，放入圣经、公祷书与数张圣像卡——圣若瑟、圣母玛利亚、圣安多尼。这方空间由此化作一处闸门之地，既非尘世，亦非彼岸，而是悬停于两界的间隙。埃勒里全程出现过两次，第一次一语不发，只在厅外的走廊一面若有所思地看著他们，一面抽烟；第二次则拿托盘端来面包、冷切肉和两杯咖啡，亲自用打火机点起蜡烛，又在炽烈得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辉下伫立片刻，说了一句“谢谢”。
迪居那近十点才回到时代广场附近的旅馆。玛格丽特正倚在床头阅读，长发散落，敞开的行李箱放在地上。他简短地转述了埃勒里的状况——尤其是癌症的事——说明自己不得不多留一段时日。一如既往地，他的未婚妻完全理解。说来奇妙，她是那种很早就尝过苦头，因此明白人生不会停下来等人解释的人，而这为他们几乎可以形容为日暮相逢的结合增添了说不清是慰藉还是苍凉的质地。
玛格丽特早年是旧金山航运世家的千金，在米尔斯学院读书时，她爱上一名已婚的犹太学者。三十年代末，这等同于毁灭，而毁灭迅速降临。父亲察觉后，随即以处理帐目般的冷静果断将她送走。某个春夏交界的傍晚，她离开了加州，从此再未回头。后来，战争让她的才能与尊严得以安放，她幸运地在华盛顿谋得了一份生产委员会的职务，由此学会数字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将庞杂的资源调度得井井有条。1946年，玛格丽特移居底特律，又十年后，她在工地遇见迪居那——那时他的公司受聘为她所在的汽车制造商的办公大楼修复下沉的地基。莫名其妙地，他以一种混合粗粝与细腻、在她所熟悉的世界里堪称异数的恒定感吸引了她。四个月间，他们并肩工作，共享咖啡与沉默，在彼此身上看到惊人的生命力，终于慢慢意识到：最坏的时光已经过去了。1959年春天，他们订了婚，带著几分迟来的羞怯。朋友们戏称他们更像战友而非爱侣，而事实也许的确如此。
“没关系，”她说，“我能照顾好妹妹。而且你也有别的事要处理，对吗？不只是葬礼和遗嘱。”
“是的，布鲁姆街有家公司在钢铁合约上用低价抢标。既然都来这儿了，不如去看看他们的货源。”
“好。确定你什么时候回来就打电话给我。”
“会的。”
她放下书本，略一歪头的姿势唤醒了他的记忆。第一次约会时，她点的是黑咖啡，他看到她不假思索地加了两块方糖，冒昧地说：“你在办公室待太久了。”她显得有些意外。他对她解释，体力劳动者通常先尝味道再调整，但整天伏案的人会养成习惯，重复那些微小的仪式，因为工作本身从不发生变化。接著他注意到她手指关节处覆著浅淡、闪出珍珠光泽的白色印痕，猜测她的家族曾拥有旧钱财。他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可她微笑道：“继续说。”于是他解释，那看起来像是长期上骑马或击剑课留下的疤。
“你怎么学会的这些？”
“有人教过我，”他回答，“多年前的事了。”
她几分钟后便沉沉睡去。他辗转难眠，半梦半醒地聆听雨和车流的声音。与初见时一样，这座城市宛若活物，正呼吸著，永不停歇地将人们的生命如衣服般披挂在身，又吞噬其内里的悲欢于腹中。
三
圣格雷戈里教堂内寒气逼人，长椅上零星散坐著约莫三十位宾客——多是老人——在这些白发苍苍的佝偻身影间，埃勒里年轻得触目惊心。他的双颊比昨日更红润，似乎是喝过酒才来的；当他上前向神父问候，举手投足透著反常、几近漂浮的轻盈，嗓音一落下便被周遭人群的低语和窸窣脚步盖了过去。迪居那记起，茶几上的木匣里放著止痛剂。很可能是硫酸吗啡，他想——当初在太平洋的运输舰上，弹片伤口感染引起高烧时，海军医务兵给他注射的正是这种药。白色结晶粉末溶于液体， 与中枢神经系统的μ-鸦片类受体结合——说明书上那样写著——催生出并非源于愉悦、而是暂时湮灭肉体的知觉所产生的特殊欣快感，一种令油尽灯枯的魂灵语调如少年般的失重体验。药效通常持续两至四小时，所以埃勒里应当在仪式前约一小时服下了它。这个认知教迪居那不由感到几分难以置信的痛苦。
贝特兰神父以拉丁语开启仪式，众人起身、坐下、跪拜的节奏如编排好的舞蹈。迪居那迷惘地出神了一会儿——自1921年一段灾难式的天主教学校经历后，他再未参与过弥撒。棺木静卧于祭坛前的灵柩架，覆盖著绣有金十字的帷幔。维利中士坐在前排长椅，胡须蓬乱，魁梧的躯干倚著拐杖，连相隔几排座位都能听见他喘息的嘶嘶声。一位迪居那不认识的女子坐在他身边，或许是女儿，不时弯腰去扶稳老人的手臂。在赞颂奉献精神与忠义品格的悼词之间，他注意到神父并未提及理查德真实的生活——他如何每日清晨去厨房将面包边搓碎、留给飞来窗台的麻雀，如何在观看埃勒里做报纸填字游戏时发出低沉浑厚的笑声。死亡便是如是，他想。它降临于所有人，却又从未真正降临于你所认识的人。
正午，棺木被抬上灵车，运往加尔瓦略公墓。行驶途中，一个被称作博、却带著和名字截然相反的草根气质的男人和埃勒里低声聊了几句，忧虑地责备他不知保重。下车后，众人撑著黑色雨伞找到一座石碑，上面镌刻著：伊莉莎白·奎因，1880-1906。继而，坟冢被打开了，理查德最终容身的安息之所沉入土下。有人递给埃勒里一把小银铲，他缓慢地将泥土撒向棺盖——一次、两次、三次——随后把铲子转交迪居那。他重复了一遍相同的动作。
再回到212A时，天已经黑了。经过人来人往的又一个小时，四处总算安静下来。
“你该吃点东西。”迪居那严肃地开口。
“为什么，孩子？”埃勒里偏头望向他，单手托起下颌，目光在刹那间略带俏皮——让迪居那回忆起那个人二十馀岁时哪怕被自己屡次叨念也总坚持睡至中午的顽固神气。然而对方立刻垂下眼睫，面具重新覆上。“永远的务实派。好吧。厨房里有昨晚剩的蛤蜊巧达汤。你能帮我热一下吗？”
“不。”
埃勒里眨眨眼，“不？”
迪居那走入厨房，看见灶台上放著一口珐琅铸铁锅——浓汤静静躺在里面，色泽灰败，边缘结著硬皮——“这至少反复加热过三四天了。”他又检查了冰箱和橱柜，统共只发现罐头、一盒义大利面、盐、胡椒和几颗软塌的洋葱。“你该吃点像样的东西。”
埃勒里摊开手，像在说“我没有办法。”许久，他才郑重地解释道：“这些天无事可做，我本来想学习烹饪，于是购买了最好的炊具。不过显而易见，我并不是这块料子。因此还要仰仗你⋯⋯”他顿了顿，“我能否邀请你搬回212A？如果可能的话，今晚就搬。住旅馆既贵又没必要。”
“我负担得起。”迪居那叹口气，“事实上，我刚加付了半月的房费。”
“考德威尔先生打算明天下午两点在办公室宣读遗嘱。”埃勒里却自顾自地说了下去，“父亲的遗产很简单——储蓄、退休金、一点股票、乡下的两间房子——不包括这间。它是租来的，租了六十年，是不是很荒诞？”他在西装口袋摸索片刻，掏出香烟，熟练地点燃，“无论如何，你过去的卧室保持原样——我们没动任何东西——你必定会从中找到让你不虚此行的一两件。此外，这几周我也需要有人作伴。我之前雇了一名钟点工，但她会六点离开，而夜晚总是⋯⋯”他抿起唇，搜寻著合适的词汇，“漫长。”
“先吃饭。”迪居那语带滞涩地说。
未等埃勒里回应，他便从对方身旁擦肩而过，在玄关处的衣橱取出外套，披在身上。“我要到芬克尔斯坦那儿，再去其他两家店——大约花费一小时。晚餐后，我回旅馆取行李。”
沁凉的夜幕中，他又在楼下的街道遇见了上周日抛球的那两名男孩。这回他们蹲在墙角，将皮球丢在一边，兴致盎然地窃窃私语，指头拨弄著排水沟里的什么——也许是蚯蚓或蜗牛，也许是一些更小的、已在雨水中死去的生命，迪居那的视角下看不清楚——他思忖道，孩童总能于世间的缝隙觅得重大神秘的差事，他被理查德按纽约州《教育法》的规定送去P.S. 9上学的那几年便如此，想必埃勒里就读于九十一街那所著名的三一学校时也如此。芬克尔斯坦的门铃一如当初般叮当作响，柜台后的男子却已从老芬克尔斯坦换成他发福的儿子，那人腰上系著条沾染油渍的围裙，以面对陌生来客的得体笑容接待他。迪居那点了面包和两份犹太丸子汤，在冷柜取出一夸脱牛奶、一打鸡蛋和一盒茅屋奶酪，付款后谨慎地包好。接下来，他去默里鱼铺选了一条白鱼，又就近找到一家连锁超市采购杂货：鸡脯、牛腩、马铃薯、米、燕麦、用来做点心的苹果酱、连藤番茄、黄桃罐头、一串熟得恰到好处的香蕉、几味调料。
他提著沉甸甸的袋子回来，将眼下不用的食材一样样放进冰箱。埃勒里站在厨房门口看著他。
“坐。”他说。
埃勒里坐下。
迪居那点著炉子，把丸子汤倒进一口铜锅里——锅近乎崭新，内壁平滑如镜——接著切面包，切得很厚，六片，抹满奶酪和蛋液，摆上烤盘。主菜是洋葱蕃茄炖牛腩，只加了橄榄油、盐、胡椒、蜂蜜和百里香，用的是那口精致得不合时宜、他费了一番功夫才刷干净的珐琅铸铁锅。蒸汽很快为窗户蒙上一层白雾。
埃勒里百无聊赖地浏览著《纽约先驱论坛报》国际新闻和周日书评版。壁灯使他的脸泛出黄色。
迪居那先将汤和面包端了上来。丸子饱满松软，蛋黄鲜亮，味道绝佳。埃勒里动作极慢地一口口咽下，像个遗忘了进食方式、正重新适应的人。
“再来点牛肉？”
“嗯。”
埃勒里仔细地咀嚼，吃得非常干净，最后还喝了一杯热红酒——双手微颤，不过到底喝完了。
差一刻钟十点时，迪居那看了看表，走到电话旁，“我现在叫车。”
“开我的车吧。”埃勒里说，“钥匙在鞋柜右边的钩子上挂著。”
迪居那同意了。
打开地下车库的铁门时，他脑海中闪过某辆车的影子：三十年前被他的主人在小说中浓墨重彩描绘过的、几乎烧毁后又修好的二手杜森伯格。然而眼前只是一辆福特——1956或57年的款式，毫无特别之处。
他钻进驾驶座，发动引擎。雨刮器来回摇摆，霓虹灯在沿玻璃滑下的涓涓细流里迷失了方向。几分钟后，他忽而发现前方的交通拥塞得不太正常，原来七十六街附近出了事故——一辆纳什侧翻在消防栓旁，水柱喷向滂沱大雨，对面横瘫著车头溃烂的别克，穿长雨衣的警察们像在急匆匆寻找什么人，却没有一个人在那儿。不知怎的，即便迪居那对类似场景司空见惯，此刻仍有一丝畏怖之情油然而生。趁身后尚未被封堵，他立刻打方向盘朝西，上了哈德逊河边的高速。河面宽阔平坦，零星的拖船在浓雾间航行——迪居那有些不可思议地意识到，这其实是他十岁来到纽约后熟悉的第一样事物——莫名清晰地，他想起那一年如何睡甲板和货舱、为集装箱打绳结、偶尔在码头行窃时对路过的警察说谎；每当船随波漂流，他便希望可以一直开下去，永不停歇；清晨从睡梦中睁开眼，总有两种景象同时映入视野：周身的黑暗和远方某处的明亮。
退房办理得很顺利。他仅有一只箱子，装了半满，别的行头都被玛格丽特带走了。前台原封不动地返还了预付款的支票，祝他旅途愉快，什么也没问。
再次踏入奎因公寓时，他看到室内没有留灯，以为埃勒里回房睡下了，然而蓦地瞥见客厅里的人影。埃勒里一动不动地坐在绿丝绒扶手椅上，面朝灵桌。蜡烛早已燃尽，那些白花——菊与百合——也彻底枯萎了。它们干瘪发褐，就似死亡发生了数日乃至数周，而非几小时前仍旧鲜活。他究竟出门了多久呢？迪居那茫然地想著，迟迟不敢出声——而埃勒里静止的面容洁净似雪，近乎透著微光，恍若从花里汲取了某种东西——它们舍弃的生机。当迪居那踏入时他未曾转头，半晌后却开口了。
“你相信吗？我害怕这样与他共处——与父亲。但我认为我应当如此。”
迪居那没接话。
于是埃勒里用一种客观、疏离、近乎盖棺定论的语气继续讲了下去：“他是个正义又温情的人。报纸、神父、属下、邻里、吊唁的政客⋯⋯每个人都这么说。他也是——必然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对我抱有来源于血肉连结和共同度过的一生时间的亲密无间。可他竟从不知道，自己为之骄傲的怪胎从四十年代或更早的时候起就跟那些犯下谋杀罪的凶手——其形式上的敌人、本质上的同流者——不再有区别。我与你是在1922年圣诞节认识的，还记得吗，迪居那？那天有人被杀了，似乎是个意外。每起因贪婪、恶意或过多的自我保护冲动出现的血光之灾似乎都是意外。我曾笃信这点，直到七年后的1929年，依然是圣诞节，我在阿德伍德遇见一位不断寄出嘉年华魔术道具般的礼物作为的凶手，纵使尚且看不清其间关窍，一种美——罗马史学家称为‘夜之国度，德行在黑暗中交换’的狂欢——从此被植入我心里，教我像个误闯进前生或来世、从中流连忘返的小男孩一样著迷了。它并未因堕落而形神溃散，反倒内核精确、光滑，是祭坛上的金偶，同时外观单纯、孩子气得仿佛上帝开的玩笑。后来我也学著用同样的伎俩，使案件按我预设的轨迹发展。有一次，我用爱丽丝故事的元素制作了恐吓信——鞋、船、腊、甘蓝菜、国王——伪装成死者亡魂所为，引出一个打开镜子、见证复活奇迹的答案。罪犯当场就崩溃了！我甚至伪造过受害者的遗书，逼迫靠心理操纵杀人的人认输。为保护至亲的名誉，他离开212A后不久便自尽了——我理应心生内疚，但我没有。1949年，又有一位手不沾血的玩家来到我身边，他寄送包裹的手法与我的爱丽丝信件如出一辙，每封都附带一个概念，并以粗糙笨拙的日常物品作象征。我感觉我们彼此灵犀相通、心心相印。父亲从未想像到这些事。我怎么能告诉他呢？他半个世纪来认同是非对错如日出日落般明了，然而某个时刻，我已不再信奉这套。凶手与侦探的界线太过混沌，毕竟二者俱是谜题的创造者——证据、供词、高度景观化的死亡的创造者。两年前，我迟到地破解了阿特伍德案，却不愿向父亲全盘托出，哪怕他坚持要听，我也仅概述了让我陷入盲人摸象境地的诡计——一个游戏，用演绎法本身的原理攻击它——却未提及那尊金偶，以及它的触角如何在我主动或被动构建的长久经验里连成一张网。不洁之事该隐藏，我当时想，某些手段最好深埋长夜。其实，我偶尔会怀疑他隐约察觉了什么、只不过为了不伤害我不明说——若是这样，这份煎熬会不会是带走他生命的刽子手呢？无论如何，父亲不在了，我也时日无多，万事皆无意义——除了我从来不明白自己是谁。是否是除最初的杀人行为外，在所有层面均成为凶手的人？我突然前所未有地希望能向他诚挚揭示一切。”
这番自白太长了。埃勒里打住后，剧烈地喘息起来。
迪居那递去一杯水，“癌症和这个有关系吗？”
“很可能有。”埃勒里笑了，端起杯子，一饮而尽，“你被喂饲了某样东西，器官试图分解它，却无法做到。于是它滞留体内，不断堆积，蜕变为其他东西。”他语速急迫，笑意忽而敛去，换成自我厌僧的神色。
“这么说来，病灶来得为时过早了。”迪居那想了想，“曾经有一场晚宴，发生在衣服反穿的人死在密室后不久。你把红酒洒在某人的外套上，帮他清理污渍时，从他口袋里抽出一封信。”
“是吗？”
“你对父亲说过，我听见了。你看，他一直心知肚明⋯⋯”
“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阿特伍德一案之前的事，你似乎都快忘干净了。”迪居那皱起眉头，“这很糟糕。”
“浪荡子为虚掷光阴领受的责罚！”埃勒里叹息道，声音却莫名变得像那个他度过了青春的、珠光宝气的年代一样热烈，“遗憾的是，大萧条的第三个圣诞节后，你也走了。我始终不知道你后来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你后来怎么样了。”
埃勒里盯著枯萎的花，“今年我们可以再一起过圣诞节。”
“好。”
“假使我还在这儿的话。”
“你会的。”
四
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位于莱辛顿大道一栋商务建筑的七楼，电梯是需要操作员手动拉闸门的老式款。迪居那与埃勒里并肩站立，在上升过程中百无聊赖地注视著自己映在镀铜内壁上、扭曲拉长的影像。埃勒里今天看起来好一些——穿戴特地熨烫过的深灰西装和海军蓝领带——但迪居那注意到他左手插在口袋里，指节几不可查地用力，透露出某种焦虑。
进入接待室后，一位疲惫却专注的秘书放下钢笔、颔首致意，领他们穿过走廊。考德威尔先生的办公室有一扇在纽约少见的落地窗，呈现出雾霭沈沈、万木飘零的寒凉景象，橡木书桌后方是一副占据半面墙壁、描绘某一不存在于现实的海港城市的地图。
“奎因先生，”律师从椅子上站起，手按在一只牛皮纸信封上，“还有⋯⋯”他望向迪居那。
“迪居那，”埃勒里简短地介绍，“我父亲的养子，非正式的。”
“啊，是的。”律师伸出手，“理查德提过你。”
他们在桌前供客人使用的两张单人沙发落座。
“理查德·奎因先生的遗嘱初订立于1943年8月，在1956年4月进行了最近一次更新。”律师掏出手帕擦了一下掌心，用裁纸刀打开信封，抽出一份打字机打印、带见证人签名的文件，“内容相当简明。首先，不动产：位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避暑小屋及其附属土地，以及长岛奥伊斯特湾的一处海滨物业，悉数由埃勒里·奎因先生继承。其次，储蓄帐户、退休金及股票投资组合——总计约九万八千美元——其中三分之二归埃勒里先生所有，三分之一归迪居那先生所有。此外，”考德威尔先生的语速放慢了一点，“位于第五大道551号大通银行分行的一个保险箱——编号2847——其钥匙及使用权转交迪居那先生。保险箱内容物未在遗嘱中列明。”
迪居那愣住了，埃勒里却早有所料似的，轻轻点了一下头。
律师继续念道：“遗嘱的最后部分涉及一些小额遗赠——给教堂、学校，以及慈善基金会——这些都已列明。”他放下文件，“两位先生如有疑问，我很乐意进一步解释。”
“没有，”埃勒里答道，“一切都很清楚。”
迪居那想说些什么，却被一股不明根由的慌乱止住了。
下楼后，他们面前的天空刹那晴了，但湿冷的梧桐黄叶仍纷坠如雨，有几片漫无方向地回旋著，被楼宇间的风吹到了埃勒里松散的发间。迪居那借著一瞬的亮光发觉丝缎般的乌漆里透出了几缕银灰的颜色。他移开视线，不自在地问：“你知道保险箱里有什么？”
“大致知道。”埃勒里从口袋掏出一支香烟，轻巧地拿打火机点起，却没有吸，而是默默看著它燃烧，“我想，和你母亲有关系。”
“我母亲?”
“是的。恐怕父亲认为对她有所亏欠。”埃勒里慢慢回忆道，“1916年秋天，曼哈顿发生了一起针对罗姆人营地的袭击——报纸称之为‘吉普赛人’，你明白的。凶案发生在布朗克斯南部，东河和哈莱姆河的交汇处的草地上。有人放火烧了几辆大篷车，三个人死了，其中两个是孩子。父亲当时是经手此案的巡警，他很快发现这不是普通的暴力或仇恨犯罪。因为——前些年，我请消息灵通的朋友兼同行鲁梅尔先生帮忙调查到——火灾发生前的六个月里，营地里有四个孩子失踪了。谁都没报案，毕竟他们的家庭不信任警察。然而有些迹象表明，你母亲一直在关注这件事。”
“失踪?”
“在因白喉就医后。”埃勒里的声音充满嫌恶，“诊所的主人是霍勒斯·惠特莫尔医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专攻传染病学，二十年代的明星学者，东岸进步改革圈的宠儿。他写过无数关于儿童健康和公共卫生的文章，在《大西洋月刊》和《新共和》上发表评论，呼吁加强对‘劣等群体’的医学监管。”
“那年我六岁⋯⋯”迪居那说，“你十一岁。你记得多少？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关于母亲、关于童年住过的房子，但凡一想，脑子里就空白一片。”
“我不确定——如你所知，比起记忆，我获取信息往往更仰赖推断——尽管如此，一些片段累积在我不断发酵出幻觉、想象与被迫重温过去的梦境的脑细胞里：父亲晨出夜归，头发白得很快，一度担忧自己会失业，空闲时总在阅读优生学文献。而后来，当我对你的身世发生兴趣，心怀可鄙的好奇想回头寻觅相关踪迹时，拼凑出事情的全貌并不难。我确信1917年初，父亲在局长和市政府的压力下停止了追究你母亲的死因和那些孩子的去向。1919年，他升任督查。1922年，他在货船上调查一幢走私犯罪时凑巧碰到你，将你带回了家。”
迪居那的思维滞涩起来。这些信息如洪水中沉淀的藻荇一样被席卷到他心头，纠结、湿重、晦暗。他试图将其变成可以握住的东西——一个序列——可它不断瓦解，转眼便被吞噬了。营地。诊所。母亲的拥抱。他毫无印象的脸。火。逃亡。理查德的沉默。他盯著自己的双手，发现它们很稳定，这让他感到惊讶。
“她叫什么名字?”他小心地问，“我母亲。”
埃勒里的表情变得谨慎起来，“迪居那原本是她的名字。父亲收养你时把它给了你。”
“那之前呢?”
“船舶名册上记录著你的另一个名字。据说船员发不出那个音，就把它缩短了。父亲没告诉过我那是什么。”
“迪居那。”他重复了一遍，“是什么意思?”
“有数不清的可能。我在图书馆查过资料，认为它源于巴尔干半岛——‘Dunja’，一个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系的女名，与‘木瓜’同音，表示美誉或明智的判断。而这个词本身借自阿拉伯语的‘Dunya’，意为‘世界’——相当诗意。或者，”他带著一丝学究般的精确补充道，“还有一种更平实、美国化的猜测：也许它根本就是由‘Junior’——‘晚辈’、‘小家伙’——演化来的。名字跨越边界时会改变，失去一部分，并获得新的内容。”埃勒里吸了一口烟，又悠然吐出来，“重要吗?”
“很重要。”
“那去银行吧。”
“现在？”
“在我改主意之前。”埃勒里看了一眼手表，“距大通银行关门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回车上。”
雨再度下起来。迪居那望著埃勒里扣上钮扣——驼毛质地，工艺精美，却看上去很薄，锐挺的西装领下只露出一件衬衫。他迟疑著问，“冷吗？”
“我现在总是冷。药物影响了血液循环，或者纯粹是病症所致。不管怎样，多穿一件也没用。”他转过头，看到了迪居那不悦的神色，“好吧，我下次记得戴围巾。这是否令你满意？”
“不。”
“嗯。”埃勒理低声笑了，“依然很诚实。”
银行坐落在1927年竣工的弗雷德·F·弗兰奇大厦。建筑内部富丽堂皇，彰显出一种古典的庄严。一位经理核验了遗嘱副本和身份证件，将迪居那领下楼梯，穿过一道厚重的钢门，来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埃勒里等候在大厅里。
2847号箱子是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盒，漆成铅灰色。它被放在桌上后，经理便出去了，留迪居那独自用钥匙打开它。
箱子中只有一只牛皮纸袋，拆开后露出两本笔记和一叠照片。笔记显然是理查德的工作日志——第一本的期从1916年10月开始，到1917年3月终止，开头用钜细靡遗的篇幅记录了火灾案的出警时间、走访对象和现场勘查结果，紧接著从与幸存者的谈话引向了儿童失踪案。第二本更厚，包含许多无关的案件，一直延续到1919年。最后几页写著一些人名和地址，似乎是对惠特莫尔医生私下调查的后续，大部分被横线划去。与文字相比，照片直观得更加触目惊心：烧焦的车架，塌陷的帐篷，被粗呢毯子覆盖的担架，半融化的兵人。营地过往完好时被一名记者无意捕捉下的光景。残阳下的一群人，围成半弧形站在铁桶做的炉灶旁，背景是一面爬满牵牛花的仓库砖墙——迪居那盯著外侧一个让他本能地熟悉的女人看了很久。她穿深色长裙，头上系著印花头巾，双手交叠在腰前，表情严肃。但是太模糊了。
他再见到埃勒里时，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返程途中，他们一路无话。回家后，埃勒里径直走到餐边柜旁倒了一杯白兰地，加入冰块，将杯壁贴在脸颊上，陷入沉思。过了约十分钟，他放下酒杯，修长苍白的双手垂落膝头，又拉开茶几抽屉，取出一个用手帕包裹的小包，递给迪居那。“既然揭开了伤疤，不妨看看底下的骨头。”他说。
摊开的织物上放著一条吊坠呈镂空星形、悬挂红色小珠的项链和一只首饰盒样的木匣，匣上刻有某种鸟或植物的变形。看尺寸，项链理应是被收进匣子里的，却不知为何没有。匣子里有别的东西——迪居那移开滑盖，几粒褐色种子在眼前滚动著。
“上个月收到你说要来访的信，我去了一趟扬克斯。那儿住著一位罗姆老妇人，是营地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我提到‘迪居那’，她把这些赠予了我。”他惆怅地说，“你母亲的遗物。我猜，星星意味著你姐姐——她叫Luminita，小小的光——其实，她正是死在火灾的两个孩子之一。而木匣，由于上面的图案是‘生命树’——枝桠似翅膀，根须似利爪，罗姆人用来祝愿新生儿自由、幸运——大概是为你祈福的。”
“我有姐姐？”
“嗯。父亲留下的手记里肯定写了这部分——或许你还没来得及读到。”
“请简单地跟我说说吧。”
“坦白说，我对此知之甚少。虽然到市政府借阅过一零年代的档案，我至今所了解的情况仅限于验尸报告——迪居那·科斯塔切，30岁，卢米妮塔·科斯塔切，11岁，伊昂·拉杜，8岁，死因均为吸入性窒息——以及后续另一起自杀事件的记录。伊昂·拉杜的父亲卡萨诺·杜拉是一名乐师——一名音乐家。案发前一周，他随剧团去费城巡演，因为妻子刚于年初病故，便把伊昂托付给你母亲照料。当他回来发现发生了什么事，在桥上吊死了自己。”
冰冷、无形的手攥住了迪居那的心。他蓦地想到，在他与身旁这个男人共处的所有岁月里，生死对他而言一如街心公园的旋转木马，缤纷的坐骑在乐声和柔光里起伏，即便是谋财害命的暴行也因属于那个明亮、闪烁的幻泡而显得极为绮丽，乃至渗出甜意。如今，生死倏尔意味著别的事物了。仿佛一个宇宙停转了，仅剩游客离去后丢在地上的彩屑、硬币或帽子，接著另一个宇宙也停转了——他分不清哪个是自己曾生活过的，也不确定其中任何一个是否重要。
埃勒里把白兰地推了过来。酒液入喉时，迪居那胸腔中涌起一阵真实的灼痛。
“白天那些关于愧疚的说辞，”埃勒里关上抽屉，转移了话题，“是假的。我认为理查德收养你的理由是……他诚心期盼会有另一个儿子，只见过他日后高效、从不妥协的状态，没见过他年轻时的愚蠢。”
“那你呢？”
“两面我都见过。”埃勒里抬起下颌，望向空扶手椅在地板留下的一个凹陷，作出苦恼的样子。
五
进入十一月下旬，白昼便像长夜间隙的插曲，忧愁、稀薄、稍纵即逝。那张摆放米迦勒像、洒满凋谢白花的灵桌始终未被收起，犹若一位固执的冥界来客占据著客厅中央。没人提议挪走它，于是它就这样待在那儿了。
周五下午，有一个穿药房制服的女人按响门铃、递来密封的纸包，里面是七天的剂量。埃勒里亲自接过并签下了支票。
夜里，迪居那会醒来三次。两点，四点，六点——这变作某种新的计时法，取代了钟表。他拖著步子穿过走廊，去确认埃勒里的状况。多数时候，那人的卧室里很安静，总有加湿器喷出的白雾盘旋在被窗外的星月照得微亮的空气中。埃勒里睡得相当浅，有时因疼痛蜷缩在被单下，发出急促的喘息；有时睁眼盯著天花板上的月桂浮雕，目光清醒得可怕。迪居那会按部就班地倒水，递过药片——那种白色的结晶——注视对方吞下，直至呼吸平复，重新坠入沉重、无梦的昏睡。对于迪居那， 这是一种确认房子里还剩馀著生命的必要仪式。
第二周的周三，他终于抽出时间去处理那桩钢铁合约的调查。
早晨出门前，他在炉子上炖了一锅鸡肉粥，将切碎的胡萝卜和芹菜撒在上面，并把火调到最小。“午餐在锅里。”他对著卧室门说了一句，没等到回答便离开了。
布鲁姆街的事情远没有预想的顺利。“帝国合金供应”的地址将他引向了一片仓库区——准确地说，只是一处挂著锈迹斑斑招牌的装卸月台。院子里的工字钢堆叠成一座座金字塔，似乎随时会引发崩塌。铁闸内侧，一个穿帆布外套的男人正对著写字板不耐烦地用笔尖敲打纸面。见迪居那走近，那人抬起头，脸上挂著计算到一半却不得不从头来过的恼火神情。
“有事？”
“您好。我姓沙利文，是替布鲁克林那边几个预算吃紧的大楼过来的。听说这儿有一种‘折扣’材料——”
“你找错人了。”工头——胸牌上写著科瓦尔斯基——视线又落回写字板上，“那是办公室的事，归莱文先生管。”
“去哪儿能找到莱文先生？”
“匹兹堡，塔夫特-哈特莱复工令后的紧急产能分配会议。周一回来，也可能周二。”科瓦尔斯基在清单上打了个勾，手指向下滑动。在他身后，一台起重机正吊起一托盘角铁，链条绷紧时发出嘎吱声，教迪居那想起了船。
“或者我可以和负责库存管理的人谈谈。”
“就是我。”科瓦尔斯基终于正眼看了看他，“抱歉，我无可奉告。这是公司规定。”
“这些钢材是从哪里进的？”
“答案一样。你要是愿意留个联系方式，我会让莱文先生回电。”
迪居那在一张发货单的背面写下了已然作废的旅馆号码，悻悻地走开了。在十一大道一家熟食店的红色胶皮卡座里，他草草解决了午餐——一份甚至还没完全解冻的汉堡。码头工人陆续推门而入，某处的收音机正播放著派特斯合唱团的新歌《烟雾迷蒙你的眼睛》：
旁人问我，缘何确信真爱无伪。
我回答，“此心深处有物，断难相违。”
他们说，“终有一日你将知晓，
爱至浓时皆盲目；
当心头烈焰灼烧，
烟雾必将迷蒙你的眼睛。”
闻言我纵声欢笑，
笑竟有人疑我情深。
然至今日，爱侣已远翥，
留我孑然一人。
旧友揶揄我涕泣不止，
我唯能强颜解嘲：
“当那曼妙之火燃尽，
烟雾便熏人欲泣。”
烟雾迷蒙了我的眼睛。
迪居那喝干一次性纸杯中的咖啡，然后走进洗手间旁的公共电话亭，拨通了玛格丽特的电话。
“我在想你什么时候会打来。”
“安妮怎么样？”
“很焦虑，孩子足足晚了一周了。”他听见她在房间里走动，把一扇门关上。“调查怎么样？”
“进了死胡同——他们不开口。”
“你会再试一下？”
“也许。”他又塞了一枚硬币进投币口，“对了，我得知了一些事，关于我的出身。”
“你想现在告诉我吗？”
“等我回去。”
“好。”她沉吟著，“我在你的箱子里留了一瓶综合维生素，记得按时吃。”
“我会的。”
“我爱你。”
“我也是。”
挂线后，他拨往212A，却无人接听。他想，埃勒里大概在午睡，而钟点工上周就被辞退了，便没多在意。三点半，他拍完向合伙人交代本月剩馀工作的电报，搭地铁到哥伦布圆环附近的一家五金店采购了螺丝刀、砂纸和虫胶清漆，准备用来修理公寓里一些近乎坏掉的家俱。怀著几分故地重游的愁绪，他在中央公园的林间散了一会儿步，从小贩那儿买来面包喂给两只缩在岸石旁的灰雁，又看到一间电话亭。他再次尝试拨往212A。
电话响了七声，八声。依然无人接听。
他想像了四五种最坏的可能，立即赶回西八十七街。
房子里空荡荡的，并没有令他恐惧的事物出现。茶几中央用钢笔压著一张便笺，上面是埃勒里特有的、带花体装饰的纤长字迹，以蓝墨水写成。
“致亲爱的监护人：我想起自己很久没看电影了，于是去了雷电华。别骂我。屋里太闷，那些花都在瞪著我。E.Q.”
他来回读了两遍，紧绷的肩膀才慢慢垮下来。
影院距公寓只有不足十分钟步行路程。他抵达时，恰逢街灯开始亮起，给门口稀稀落落的人流增添了一层温馨的栀子黄色调。橱窗上贴著几张海报——《宾虚》《北西北》《枕边话》《安妮日记》。迪居那踯躅了一会儿，上前询问询问售票员有没有见过一个消瘦、美丽的银眼黑发男人。
“是的，在六号厅，《北西北》。” 对方露出困惑的神色，“从午场起就在那儿。”
“目前这场演了多长时间了？”
“四分之三，罗什莫尔山的戏还没到。”
他买了票，钻进爆米花香气弥漫的漆黑放映厅。因为是工作日，里面观众不多，看样子大多是学生、老人、游客和无业者。迪居那在倒数第四排找到了埃勒里——那人独自占据两个座位，大衣和围巾堆在身侧，双目闭合，睫毛微颤，头向后仰靠在椅背上，像是睡著了。银幕的幽光使憔悴的面颊呈现出仿佛处于高清镜头下的无机特质。犹如冬日凝结在窗上的霜露，冷汗渗满光滑的额头，细密淌过眉宇间的褶皱——他的身体想必正承受极端的折磨。然而与此同时，埃勒里的呼吸镇定、从容，就似躲避进了某处不受人世侵扰的秘境里。
迪居那小心地坐下来。眼前，加里·格兰特扮演的男主角在巨大的总统石像脸上攀爬、挣扎——“希区柯克错位悬疑风格的杰作”，他隐约记得哪份报纸上的影评人这样说——教他不由想：电影是否是给活人准备的短暂停尸所？也许这个被对称构图和俯拍镜头所凝固的惊心动魄、杀机四伏的世界，对于毕生以精密构思的犯罪同存在本身的混乱相博弈的大脑而言，反而过滤了实实在在的无常，筑成一个安全、甜蜜的子宫？过了十几分钟，片尾字幕升起，周围响起掌声和离场的脚步声。埃勒里蓦地睁开眼睛，目光有一刹的迷茫。看到迪居那时，他扬起眉毛，露出一个孩子气的任性表情。
“你来了。”他沙哑地说，“我又错过结局了吗？”
“又？”
“前几次都看到中段就睡著，还想著这回能不能坚持得久一点。”
“说明剧情写得不够好。”
“不如我写得好。”埃勒里的语气掺上了他标志性的尖锐味道，“令人生厌的正邪对立和从国务院新闻稿复制下来的爱国主义⋯⋯”
“不再看了？”
“嗯。”埃勒里站起来，披上大衣，“不过我其实知道结局。父亲八月来看过，他告诉我的——好人赢了，坏人掉下去了，火车钻进了隧道。最直白的弗洛伊德式隐喻。”
他们踏入潮汐似的晚风里。
在西八十四街等红绿灯时，埃勒里被一家夹在洗衣房和女帽店之间的、售卖节庆装饰的杂货铺铺吸引了。
“那是真的树。”埃勒里指指几株由麻绳捆扎著、正被从货车后斗卸下的深绿色冷杉，“不是我们以前用的那种会掉一地针叶的塑料树。”
“你想买一棵吗？”
“不，太麻烦了。我照料不了活物⋯⋯而且这类事向来由理查德包办。”埃勒里用近乎埋怨的口吻说说，“每年，他会去伍尔沃斯百货，带回的东西如出一辙——红金属球、银白亮片、树顶专用的纸浆天使。”他捡起一个购物篮，快步走入货架间的通道，骤然又变得兴致勃勃，“来这边。我们买些花环和彩灯就够了。”
迪居那同他一道挑选起来。
某刻，埃勒里低下头，端详著一只翅膀形状、内部封存假雪的透明音乐盒，尔后伸出手，轻轻转动了摇柄。机械装置流出叮咚作响的旋律，是舒伯特的《菩提树》。
他听见那人和著节拍、哼唱了一段即兴编成的歌词：
夜是一幢多室之屋；
破门而出的纯真囚徒摩肩接踵，
争夺波斯王的黄金权杖——
啖食情爱，
直至翌日。
六
1922年平安夜，理查德租了一辆帕卡德。车子驶出曼哈顿时，夕阳正在降下，牛仔蓝的云层包裹著雪后的东河。迪居那将脸贴在窗户上，手指紧攥裤缝——这是他的第一件西装。城市景致逐渐远去，先是摩天大厦，随之是较矮的、带院落的房屋，最终只剩树木。光秃秃的枝杈使他想起甘草根干燥的口感。
“我们要去参加派对。”驾驶座上的督察愉快地说。
“在哪儿？”迪居那问。三个月来，他不停地问问题，督察曾调侃他简直像只鹦鹉。
“一座城堡。在长岛。”
迪居那扭过身子。“真的城堡？”
“货真价实。一位叫奥托·卡恩的华尔街银行家盖的。”
“能看到塔楼吗？”
“什么都能看到。”
男孩近乎在后座上蹦跳起来。他明知道不该蹦跳，但有时就是忘了。有座城堡啊！他从未见过城堡。理查德带回家的《圆桌骑士》《基督山伯爵》和《曾达的囚徒》里虽有城堡的插画，可那些都在欧洲。这里是美国，他不曾想到美国也有城堡。
“我儿子也会去，”督查点燃了一支烟，“他放假了，会从波士顿开车来。不，等等，是从佛蒙特。他和几个朋友去曼斯费尔德山滑雪了……”
“他叫什么名字？”
“埃勒里。”
“这名字真特别。”
“你们都是特别的孩子。”督察笑了，“我相信你会喜欢他。”
奥赫卡城堡在一次转弯后出现于视野时，迪居那以为自己看见了一座燃烧的山。无数窗户亮著灯，蜜色光芒从法式立面倾泻而出，映照在覆雪的草坪上。车道两侧矗立著修剪整齐的冬青树篱，每隔几步便插著一支火炬。下车后，门廊里的男仆殷勤地带他们爬上锻铁栏杆的楼梯，指引了通往宴会场的方向。大厅高得惊人，吊灯如倒垂的冰川般悬挂，穹顶与墙面交界处的石膏浮雕描绘了象征丰饶的棕榈、藤蔓、葡萄与麦穗。到处是人——女人们身著缎面长裙、配戴宝石或珍珠项链，男人们挺立在燕尾服中，手持香槟酒杯。他们的谈笑混合管弦乐在觥筹交错间漂浮，却奇怪地令迪居那心生悲伤。
然后他看见了那个人。
埃勒里当时尚未成年，在哈佛大学读一年级。距离教他声名鹊起的卡基斯一案尚有两年，这位日后在纽约警界翻云覆雨的私家侦探看起来仍显青涩。在满屋上流人物间，他的衣饰堪称朴素——粗花呢西装、白衬衫和缎面条纹领带——然而过分干净的手和措辞间偶然的刻薄暗含了一种与阶级不尽相符的骄奢。他懒散地站著，不时加入一场对话：穿孔雀绿礼服的女子向某位男子讲解毕卡索的画作，男子却不断偷瞄她的领口。迪居那隔著几英尺观察他，发现这个青年人——或者说少年人——总能保持极度静止的姿态，仿佛在节约某种稀缺资源，但他的目光不断游移，捕捉脸孔、手势与交谈的结构。
“你是理查德的儿子。”有人开口。
埃勒里转过身。后方是位面色红润、手掌粗厚的中年男性，衣料下似乎凸显出由白手起家历程中的不懈劳作练就的结实感。
“是的。”
“他常提起你，说你将来会当律师。”
“是吗？”埃勒里脸上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神色——是玩味，抑或其反面。“其实我主修文学，比较文学，外加一点古典语言。坦白说，我不忍心看著漂亮的词句被绑上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法律文书的枯燥文法会毁了我的语感。”
“文学。”那人用拇指摩挲著酒杯边缘，活像在观摩插花或刺绣。“好吧，很风雅。那么——祝你好运。”
“谢谢。”
迪居那不知不觉靠得更近了些。此时，理查德一手搭上他的肩头，揽著他走上前去。
“埃勒里，来见见我们的新家庭成员。”
“你好，迪居那——父亲在信里告诉我，你搬过来有一阵子了。”面前的人声线与理查德不同，更轻，边缘更锋利。他以赤裸的好奇打量迪居那，全无年长者待孩童的惯常客套。“你多大？”
“十二岁。”迪居那说。随即，为了显得成熟，他补充道，“快十三了。”
“我十七岁，快十八了。”银眼睛掺上几分戏谑，“你喜欢姜汁汽水吗？”
这问题令他吃了一惊。迪居那原以为对方会询问学校、纽约或他的来历。“我没喝过。”
“那可不行。”埃勒里若有所思，“趁卡恩先生的致辞没开始，跟我去一个地方吧。”
两人穿过人群，埃勒似已对这座宅邸迷宫似的回廊了然于胸，走得驾轻就熟，迪居那一路小跑才跟得上。七拐八绕后，目的地竟是一所树屋般的图书馆。与外面相比，这儿堪称静谧：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架，噼啪作响的壁炉，长桌上备好的冷切肉、乳酪、面包、水果、茶和瓶装饮料。零星几名客人坐在簇绒皮椅里，或埋首阅读，或闭目小憩。埃勒里摆弄了半晌食材，做成两个三明治，又从冰桶取出两瓶琥珀色的汽水，撬开盖子。
“为各式各样的逃离干杯。”
“干杯！”瓶身相击后，迪居那试探性地啜饮一口。猝不及防的辛辣与甘甜令他打了一个激灵。
埃勒里笑起来，将自己那份一饮而尽，然后推过装三明治的瓷碟。“今天下雪了。父亲说你是从船上来的——在船上看到的雪肯定不一样？”
“是的。如果它势头小⋯⋯几乎不落下来，只在黑暗里变得更亮，像要把整条航道擦干净。要是大雪的话，就是敌人了，会让绳索和舱门变危险。我们得在甲板上铲它，撒盐，绑紧箱子，往炉膛里添足煤，煮热汤分给大家，同时用油布补好帆和舱盖。”
“那么，你修理、烹饪、做手工，还有什么？会画画？会——譬如——模仿口音？”
“模仿？”
“嗯，你说话的方式比纽约人圆润、柔和得多。你会几种语言？”
“英语，还有⋯⋯一些别的。我忘得差不多了。”
“是什么？”
迪居那摇头。他不愿谈及此事，更不愿回想。
埃勒里并未追问，就此结束了话题，从书架抽出一本精装小说，随意翻看起来。
迪居那伸手去拿果盘里的橘子时，口袋里有什么东西掉在上，颤巍巍地滚了半圈。他弯腰捡起那枚磨得发亮的五分镍币。
“附近有喷泉吗？”
“温室里有一座。”埃勒里转过头，眉梢微挑，“你要许愿？”
“你怎么知道？”
“走吧，尽快——超过午夜就不灵了。”
温室与图书馆之间连著一条狭窄走廊，两侧摆满种在大理石盆里的蕨丛，玻璃墙耸入冬夜，凝结出一层水雾。里面的气味黏稠、复杂，飘荡著腐殖土、鸟粪肥、正在腐烂的落叶以及异域花卉的腥臭与馥郁。这里没有暖气片的燥热，而是一种模拟出来的亚马逊式恒温。迪居那跟随埃勒里沿一丛丛热带植物行进——柑橘、茉莉、芭蕉，以及某样他认不出品种、形态宛若纸花的紫红攀藤——直至抵达中央喷泉。
埃勒里的步伐突然顿住。
一个男人仰面躺在碎石路的尽头，头颅像一颗熟透后坠地的石榴般瘪了下去。猩红的鲜血混合著灰褐的脑浆，缓慢渗入那些洁白的小石子的缝隙，与泥土搅在一起。没有凶器，或者说凶器随处可见：旁边有几块用来围砌花坛的青砖，浓郁的血痕溅在上面。
迪居那猛地摀住了嘴。他以前在码头见过死人——从索具坠落的、被货柜碾碎的、械斗中以捧著自己的肠子收场的——然而暴力在此委实显得荒谬，犹如珠宝箱里跳出了一只小老鼠。
埃勒里蹲下来，观察著尸体头部的创口，又抬头看了看四周凌乱的脚印。
“三下，”他说，“第一下是偷袭，他倒下后，那人又砸了两下。他手上的金表还在，所以动机不太可能是图财，更接近于愤怒。迪居那，去叫父亲来——不出意外，凶手没有走远。”
“你害怕吗？”鬼使神差地，迪居那脱口而出。
“不，”埃勒里用手帕仔细包起一片碎石，“我很感兴趣。”
迪居那窥见了某种神情——近乎惨白，却蕴含热切，不完全是残忍，也不是快乐。它与饥饿的本质或许相同，纯粹源于大脑需要一个形状来啃噬。他跑出门去时，回头望了一眼。埃勒里静立在尸体旁，身形瑰异而恐怖。
这一幕在他心里定格了多年，久到他连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都忘了，依旧未曾淡化。他渐渐只能想起那天警署的车从杂工房里带走了一个愤怒的园丁，行凶原因是积怨，或羞辱，或别的什么，而埃勒里始终冷眼旁观。后来，当他们真的在愈发怪奇的案件中度日时，迪居那反倒察觉最初的恐怖消弭无踪了——埃勒里其实是个亲切的人，会在洋基队比赛日的棒球场给他买热狗，条分缕析地解释战术；也会带他去康尼岛俗艳、喧哗的游乐场，当鬼屋的油漆骷髅跳出来时一脸惊慌地谈论弗洛伊德——却又在注意到角落里有个人盯得太紧的刹那蓦地安静下来，仿佛预料到比戏剧更糟糕的事情。
有时，他们的确发现了更糟糕的。
有时抵达某处，在埃勒里开口之前，在房间完全于眼中成形之前，迪居那便知道门后会有一具尸体等著，就像一张无从逃避的账单。他开始接受它，乃至喜爱它。而且——上帝宽恕他——某些日子他甚至从中感到一种古老、禁忌的自由：似乎世界不仅是一个充满规则和惩罚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暗道的地方。
遗憾的是，不管是1922年、1932年抑或1959年，他都无法经由暗道飞抵未来或重返过去。
七
圣诞花环的松针依稀渗出苦味，窗棂上缠绕的彩灯将红绿交错的斑点投射在寂静的走廊和褪色的门框上，犹如反潮的季节里自不见光处长出的苔藓。处理完遗嘱和母亲的那些陈旧秘密、又共同为那位珊珊来迟的底特律小访客寄出一只蒂芙尼纯银摇铃之后——上面刻了玛格丽特为侄女取的教名娜塔丽——十二月变得既快又慢。疼痛来得频繁了，但埃勒里拒绝去医院，仅在给药房的订单里加入了针筒和两样注射剂。
“我不希望最后的记忆是消毒水和白色的墙壁，”他躺在床上，瘦得几乎陷进枕头里，“而且，这儿有你煮的饭菜。”
圣诞节前一周的周二，门铃响了。
迪居那打开门。
门廊下站著一个男人，看外貌大致六十多岁，身姿挺拔，一头银发，脸是风吹日晒打磨出来的深铜色，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仿佛只是饭后出来散步、偶然停在了这里。他没有摘下帽子，只是抬了抬帽檐。
“我找埃勒里·奎因。”
“他不见客。”
“告诉他，是华莱士。埃弗瑞·华莱士。”男人的音调带著几分过时的郑重其事。“从1926年的玛拉夜总会来的。”
迪居那不曾听过这个名字。
他转身进屋通报。片刻后，卧室里传来一缕极轻的声音——像是叹息，又像是笑。那声音里有一种他陌生的颤栗。
“让他进来吧，迪居那。我想见他。”
男人踏进玄关，带进一阵室外的冷意，像屡次浸湿后又阴干的衣物内衬的味道。迪居那替他挂起滴水的呢帽，给壁炉添了一块炭，走进厨房准备热可可。等候水沸时，他看到埃勒里起来了，披著一件深蓝色丝绒睡袍，腰带松垮地系著，靠在门框上，两人开始低声交谈。迪居那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莫名其妙地，他回忆起多年前有位姓麦可卢的肿瘤科医生或许过早地来过。大概是1931年夏天。那时屋内刚粉刷过，显得异样崭新，漆面在午后的日照下闪闪发亮，而谷物袋一样硕大、焦虑的身形塞满座椅，吞吐的烟雾间游移著未言明之事——围绕著几个女人和一起密室死亡，无法定论是谋杀还是自杀。埃勒里面具般的礼貌神情中透出些许疏离，一面凝视著墙上的军刀，一面心不在焉地寒暄。话至一半，他将钞票塞进迪居那掌心，“去看看电影吧，相信你会发现什么，《弗兰肯斯坦》《公敌》或《德拉库拉》——”语气欢快又不容分说。他步入夜色时，浑身如弹簧盒玩偶被扣上盒盖般僵硬。
此刻，迪居那听见那道门闩又咔哒一声锁上了。
“抱歉，我想出去一趟。”迪居那把托盘放到茶几上，“钢工厂的蹊跷事，我得再查查。今天也许能碰到那个负责人。”
“嗯。”埃勒里点点头，拢了一下额前垂落的发丝。旁边的访客一动不动，静静注视著。
“假如有急事，”迪居那系上围巾，又俯下身，在便笺纸上写了一串数字，“打这个号码——离钢工厂不远的一台投币电话。我每个整点会在那儿待五分钟。你让它响三声再挂断，我听到就回来。”
“去吧，”埃勒里喝下一口热可可，笑了笑，“我没问题的。”
迪居那下了楼，再次来到百老汇大道。这回他决定不搭地铁，而是上了一辆巴士，加之中途需要换乘，所以前往华瑞克街的行程比之前慢了一些。
科瓦尔斯基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年轻人，戴著沾灰的护目镜，手上握有一叠单据。
“我找莱文先生。”迪居那说。
“不在。”年轻人说，“你上次来过？”
“我留过联系方式。”
“没人跟我提。”对方说完，才像想起什么似的补一句，“要不你去办公室？”
“办公室在哪？”
年轻人指向院落更深处的一扇窄门。门上的玻璃被报纸糊住，只留下一英寸左右的空隙。迪居那走近时，似乎从中看见了一截移动的影子。他敲敲门，里面没有回应，只有椅脚在地上微微一响，像是有人把重心挪开了。他等候片刻，又敲了两下。终于，那人站了起来，门猝然打开一条缝。一只眼睛从缝里望出来——橄榄色的，布满血丝，眼白发黄。
“找谁？”
“莱文先生。关于钢材报价的事。”
“不在。”门缝合拢了几分，“请新年后再来。”
迪居那把脚尖楔进门槛。“我从密西根过来出差，没办法等那么久。”
那道缝没再收窄，也没再张开。过了约莫十秒，对方退开了。
办公室比他预想的破败得多。水泥地面上摇摇晃晃地摆著一张铁皮桌、两把折叠椅、一台电扇，桌角处堆满捆扎带和空啤酒罐。由于报纸糊得极厚，光透不进来，全靠一只垂在吊线上的白炽灯泡照明。
“你是？”
“我姓格林伯格。”男人坐回桌后。“莱文不来这儿了。”
“那谁管事？”
“没人管事。货是有的，价钱是有的——你想要就下单，想问就问别人。”
迪居那在另一把折叠椅上坐下。“这批钢材的产地在哪儿？”
“不知道。”
“怎么运来的？”
“不知道。”
“报价单上的印章是谁盖的？”
格林伯格过了半分钟才开口：“你还是离开吧。”
“为什么？”
“因为问太多不好。”
“对谁不好？”
格林伯格向前倾身，点燃了一只香烟。灯泡的光恰巧落在他的颧骨上，暗影将眼窝切成两个深洞。“对你不好。”
迪居那站起来。“谢谢。”
他走出门时，外面起了雾。迷障重重、泛著硫磺色的雾从哈德逊河漫过来，将整个仓库区吞没在一片污浊里。年轻人不见了，起重机也停了。他四处张望，在货场的铁丝网边看到了一条狗。是黑色的杂种狗，侧躺在被煤渣染得乌漆的雪堆上。它死了。没有血和伤口，甚至眼睛还是半睁著的，仿佛已凝结在那里多日，成为这堆废金属和冻土的一部分。迪居那盯著它露出的牙齿，想寻找遗留在面部肌理的痛苦痕迹，却一无所获。
雾愈发浓了，街灯在其中晕开成一团团昏黄的萤火。他走到第十一大道的自助洗衣店门口，在沾满水渍的电话旁站定。他看了看表：四点整。
电话没有响。
他等到四点零五分，转身往东走，去搭地铁。
他在西七十二街下车，步行穿过几个街区。雾散了一些，但湿气仍在，掺著一种将雪未雪的寒凉。他在街角的超市买了几颗土豆、半磅鸡胸肉、一袋蔓越莓、一品脱牛奶和两罐麦芽精，又在隔壁的花店挑了一束白色风信子——埃勒里说过喜欢那种味道，像春天在冬天里提前醒来。
回到公寓时，客厅里的两人已经不在了。古怪的是，纵然四下空空，却不教人觉得冷。一股带暖意的甜浮动著，宛若黄金世代的锦缎与油脂，不知是不是守灵桌上那些腐败的花瓣以不可见的方式焚烧了起来。
卧室门是半开的，从中飘散的混杂了药膏、干净棉布与人体温度的气息倒算熟悉。光漏了出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斜线。
迪居那看见的场景使他吃了一惊。
那个姓华莱士的男人坐在床沿，宽阔的后背朝向门扉，大衣脱掉了，白衬衫的袖子卷到手肘，精瘦的小臂布满疤痕和青筋。他正温柔地呢喃什么，词语轻缓流淌似祷词或摇篮曲，并用哄劝孩童般的动作一下一下地拍著床上人的被单。埃勒里平躺在枕头上，双眼被一条葬礼用的黑纱布覆盖，发丝凌乱，面容毫无防备，甚至比平日多了一层健康的血色。自睡袍领口露出的胸膛以安宁、匀长的节奏起伏著。
当迪居那出现在那儿，埃勒里似乎感觉到了。他动了一下，对著门的方向摇了摇头。
不要看。他用口型说。
迪居那心口一窒，快步退到了一墙之隔的书房。
卧室里静默了许久，直到迪居那开始怀疑方才所历只是一场幻梦时，才重新有人语响起。
“那年在巴哈马，你脱水高烧时，”埃勒里咳了几下，说得断续、仓皇、气若游丝，无端透著几分鬼魂似的狠意，“一定很痛吧？是否发过誓再也不信任何人了？”
男人的呼吸变得粗重了。
“但你相信了我。”
“我没有。”
“我一度想杀你的——不是直接，正如你也没对仇家直接动手，不过我们总有自己借刀杀人的方法——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怎么看？”
“我两次都没等到，于是又来找你了。”
“别想这些了。”埃勒里短促地苦笑一声，“原来一直都是你。”
“嗯。”
男人离去时没有道别。迪居那只觉察到公寓门打开又徐徐关闭，很轻。继而是楼梯的吱呀声，一阶一阶，越来越远，直到什么都没有了。
他在书房又坐了半晌。打字机的按键在暗处泛著冷光，像一排死去的兽的牙齿。他把手指放在键盘上，没有按下去。
然后他走进卧室。
埃勒里尚未入睡。解下的黑纱布搁置在床头柜上，越发浅的眼睛正大睁著，仿佛在看一样神圣、永不可知的东西。迪居那注意到他皮肤上的潮红已经褪去，现在他的双颊又变回那种熟悉的枯槁——属于粉化石膏、被洗过太多次的床单或医院墙壁的颜色。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
“随便什么。”
他去厨房加热牛奶，撒了燕麦和一把葡萄干。这件事他做过很多次了——架起锅，开火，用木勺搅拌。那些皱缩的果实吸足水份膨胀、变得饱满时，他不由想起在朗姆酒瓶底的昆虫身上见过的诸多微小的溺毙。
等他端著碗回去，埃勒里已经把自己撑起来了，背靠软垫，眼帘低垂。迪居那想说你不该动，话至口边终究咽了回去。他将碗放在床头柜上。台灯调到了最低档，为这幅光景覆上一层旧照片似的斑驳感。
“坐。”埃勒里说。
迪居那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皮革表面还是温的。
“他是谁？”
“一位老朋友。”
“玛拉夜总会？”
“噢，我曾是常客——记得巴克·霍恩在赛马场上精彩的诈死吗，那位红极一时的西部片明星？为了调查，我混在霍恩先生周围急于挥霍过剩荷尔蒙的人群里，理查德一度很不满意……总而言之，案件几经波折解决了，我却从此染上在午夜扮演花花公子的不良习惯。有一回，我在人群间认出一名恶名昭彰的勒索犯，好奇地观察多时，发现此人惯用一种手法：点一瓶昂贵香槟，将赃物——通常是宝石——藏在冰桶夹层里等买家来取。我没告诉父亲，暗自玩起守株待兔的游戏，以为人赃俱获只是时间问题。可我失算了，有人比我更快。我准备行动的交易日，一个来历不明的英俊男人在我和目标眼皮底下假装打翻杯子，趁乱将冰桶调包，截走了真正的赃物。当我意识到时，我追著他跑过后厨，躲进了一间堆满鸵鸟毛扇和丝绒戏服的更衣室。外面是保镖的脚步声，里面是令人头昏、作呕的脂粉气。我们争夺了几回合，近得像耳鬓厮磨……不过什么也没发生。他翻窗逃出去了。”
“那之后呢？”
“重逢发生在1949年，以一起诡异得多的案件为契机。它由被毒害的比格尔犬开始，创作者是一位以此隐喻查尔斯·达尔文登上的那艘同名皇家海军考察船的疯狂绅士——伪装失忆，藏在某个暴戾、阴鸷如理查三世的富豪屋檐下恭顺的秘书制服里。起初，我没认出他就是那个小偷，大概他也没认出我，但我们刚一碰面就把先前的架打完了。再后来⋯⋯”
埃勒里停下叙述，慢慢喝了一会儿燕麦粥。
“我让他住进我租的房子。”他接著说道，“听上去险象环生，对吧？其实不是，他对世事几乎怀有恪守因果律的、代数式的精神洁癖。他因一条蛇的许诺被驱逐，就化身为蛇去引诱背叛、差点杀死他的人兑现罪孽。我去找过他，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却装作失去了记忆。无论如何，弄清一切后，我认同他对那位理查三世——及其软弱同党与庞大帝国——的复仇计划是正当的，于是在法庭担保了他；我同时觉得那是华丽的，故此利用作为他下一任雇主的机会一探究竟。当然，在那一年间，谁都缄口不提大概我们算是旧识了。”
“今天他提了。”
“石头落下，聚散有时。记忆也会恢复。”埃勒里冷淡地说。“你回来前，他问我是否如此喜欢——喜欢什么？我猜不出。那时他用颤抖的拇指按住我的下唇，‘你真这么喜欢吗？’他的口吻相当平静，像神父等一个犹豫的罪人开口。我不理解，然而我回答了。我告诉他喜欢。我说我确实喜欢到这种程度。他哭了。”
“他还会来吗？”
“不会了。”
“为什么？”
“他明白有些事只能讲一遍。”
埃勒里推开那个空碗。勺子磕碰碗沿，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与此同时，暖气管的金属嘎吱咬紧，而地板下很深的地方，似乎地铁或别的什么正隆隆驶过。震动蔓向床腿，又传递到埃勒里的脊椎。埃勒里弯下腰，猛烈地咳嗽起来。迪居那想去扶他的肩膀，却被一只手挡住了——是瘦骨嶙峋的手，青筋宛若碧蓝的蚯蚓。
随即声音变了，变成一种泥泞的撕扯。
一股深红液体从埃勒里口中喷涌而出。它不是通常出现在电影里的、鲜艳如罂粟的红，而是浸染了腐败内脏似的黑，在锁骨的凹陷处汇聚，渗入睡袍的织纹。埃勒里凝视著血落在手背上，炽亮的双眼充满惊奇，仿佛他第一次了解自己的体内装著这些东西。
迪居那怔住了。这景象蕴含骇人的亲密感，堪比目睹某人褪去衣衫。
很快，埃勒里昏了过去。血依然淅淅沥沥地流下，但是量减少了，平凡得像没拧紧的水龙头在滴水。迪居那拿起那块黑纱布，茫然地擦拭起来。
八
此后的日子如同被剪辑师遗弃在地板上的胶片废料，不再有顺序，仅余留一帧帧曝光过度的静止画面。
一个纽约冬季特有的阴沉黎明，埃勒里执意要下床。他单手扶著窗棂，额头抵在玻璃上，呼出的热气晕开一团转瞬即逝的白雾，姿态松弛，宛若在观看一场有趣的演出。整个曼哈顿都似被禁锢在巨大、蒙著暖霭的钟罩里。迪居那站在他后面。
“你听，”埃勒里倏尔开口，“那辆车的引擎有问题。”
“没有车。”迪居那匆匆扫了一眼。
“不，有的。是辆不错的车，可惜气缸的震动笨拙得过了头⋯⋯轮胎刚碾过路面的井盖，金属盖板弹起又落下去了。”埃勒里的食指跟随某个看不见的轨迹划动著，“它开得很快，就在楼下。”
迪居那上前几步，循著他的视线望去——外面是寻常的西八十七街：枯枝、积雪、低垂的云幕、恹恹欲熄的路灯，几张废报纸在人行道边缘无力地翻滚。他转头担忧地注视埃勒里，想要指出那是幻觉。然而几秒之后，一辆黑色的加长林肯真的从街角转了出来，挤开混浊的朝霞，准确无误地扣击上那个井盖，发出刺耳的噪音。
“你看到了吗，迪居那？”埃勒里喃喃自语，“它过来了。”
“是的，我看到了。”迪居那的脊背泛起一阵寒意。
“但它现在一片死寂。活脱脱是幽灵船，或者默片里的道具……”埃勒里倦怠地一笑，恍然明白了什么，“原来如此。你走吧。”
“去哪儿？”
“你从哪儿来的，就去哪儿。”
“不。”
“迪居那。”
“不。”
“再待下去毫无意义。”
“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决定这件事？”
“因为我是垂死之人。垂死之人享有骄纵恣肆的特权——虽然不多，比宣传的还要少。不管怎样，迪居那，你待得够久了。”
“我回来了。”
“是啊。”埃勒里作出要点烟的手势，却在中途停住了，露出近乎慈爱的微笑。“可不幸的是，你不得已再次上路，乃至一去不返。你还不明白吗？我正在经历一种果领先于因的效应。回声女神厄科降临下来！继而是言说女神佩依托、缪斯之母穆涅摩绪涅和生命线的丈量者拉克西斯。我想现象之后必然是原型事件——掌管必然的阿南刻——本身。只需数小时，至多几日。”
话音落下，埃勒里周身笼罩的狂热氛围也颓唐地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妖异的静穆与清明。他离开窗户，赤脚踩过地板，拉开床板下的抽屉，翻出一只纸板箱——Logo属于一家四十年代结业的男装店，原本是用来装衬衫的。
“顺便带走这个吧，我希望它离开这栋房子。”
沈甸甸的盒子被干瘪却仍然秀美的手打开，里面摊著一沓沓泛黄的纸张。打字机敲出的字句上密布钢笔勾画的修订，蓝墨水因岁月侵蚀已淡化为烟紫色。
“还没发表的故事，”埃勒里解释道，“我终于想通怎么在这座城市具体的历史——和它由爱恨情仇聚集在一起的住客——中写演绎法那种海市蜃楼的虚妄了。谜题的逻辑，诚然一如既往迂回如梦呓，倒也称得上无懈可击。”他顿了顿，“可惜主角的年龄、样貌含糊不清，我惊奇地发觉自己已无法再描摹他。他没有核心，变成了一道审判的声音和一件被空气撑起的衣服。”
迪居那将盒子搁在五斗柜上。两人之间的距离骤然微不足道。在三十年无形残骸环绕的密室中，他们近乎相依为命地面面相对。
“埃勒里。”
“别。”
迪居那吻了他。这既非情人之吻，亦非手足之吻，只是两片干燥的嘴唇生硬地贴在另两片干燥的嘴唇上，生涩地研磨。在极短暂的瞬间——不超过一次呼吸与下一次呼吸之间的停顿——埃勒里微微张开嘴，指尖也埋入了迪居那的发间。
当他们分开时，埃勒里没有移开视线。
“你会跟她结婚。”他说。
“是的。”
“你会幸福的。”
“是的。”
“好。”埃勒里吐了口气。“这样很好。”
两人拿著书稿来到客厅。迪居那此前带来的风信子静置在茶几上——晨光中它们抽出肥厚惨白的花瓣，狰狞地簇在茎杆顶端，显得过分繁盛。香气含著球根特有的生腥，与守灵桌上的落花馀味相互混合，教人想起殡仪馆的朽败，又似婚宴的芬芳。
“圣诞快乐。”埃勒里说。“虽然还早。”
公寓楼正在进行电路维修，高窗透不进几丝光来，迪居那混乱的共感被忽深忽浅的黑暗激发，乃至逐渐分不清身后的212A到底是空无一人还是人声鼎沸。他下楼时，每走一步行李箱似乎都会变得更重些。二楼平台处，罗培兹太太的收音机正播放西班牙语版的《平安夜》。他意识到明天便是平安夜。恍惚间，他开始疑惑自己傍晚时是否会重新回来。
他先到阿姆斯特丹大道的邮局，买了一张预付邮资的明信片，拿出钢笔，在背后的横格上写道：
“M——
即将返家。带了属于他的东西。见面时再细聊。
——D”
他愣了几秒，划掉“属于他的”，又涂黑那几道杂草似的线，填上地址，投入邮筒。
在邮局门口，他叫了一辆计程车，告诉司机去往钢工厂的路。明黄的车子沿第十大道一路向南开去，直至“百亩地狱”。目的地的院落亮了几盏灯，像脏雪里的洞，那台起重机则扮演著荒原上的巨人。他付钱下车，听见不远处有敲击声，一下，一下，停住，再一下。
顿时他遇到了比以往在这儿见过的更多的人。
四名身著工装的男子正抬著一副由木板和绳索临时拼凑而成的担架。帆布下的轮廓无疑具备人体的比例，却异常纤小——可能是孩童，可能是遭贫病蹂躏的乞丐，也可能是设备、铸铁块，或任何紧凑且棱角分明的物品。当他们行至距迪居那二十英尺处，风掀起帆布一角，他瞥见了什么：烧焦的手掌、铜线束、皲裂皮革间发出阴翳色泽的机件⋯⋯他无法确定。其中一人正哼唱一首曲子，舒缓的民谣旋律让迪居那感到似曾相识却说不出源头，大概是他在芝加哥住合租屋时透过墙从隔壁房间听来的，那年他还浑浑噩噩、无处可归。
男子们将担架放在了昔日的熔炼槽旁。发色赤红的一位——似乎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掏出锡罐烟叶，神经质地卷起纸烟。窜起的火苗仿佛他所想像的卢米妮塔在睡梦中睁合的眼睛。
“找人吗？”少年问道，语气倒不恶意。
“不，”迪居那说，“我只是——”
但他没说完。另外三名男子招呼少年上前，要把担架抬入一辆厢型车。尾门关闭前，迪居那再次端详那块帆布覆盖的形体。在某些光线下，它犹在呼吸；在某些光线下，它从未活过。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