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塵
- R
- Birthday Gift to Toki
- 本文为《恶之源》的BL同人小说，Alfred Wallace第一人称，CP为Alfred Wallace/Ellery Queen，接续原作结尾剧情。泄底《恶之源》与《十日惊奇》，此外提及《生死之门》《九尾怪猫》《双面莱特》《最后一击》。
一
我想，弗里蒙特街上那些新霓虹灯芒漫漶透过圣克里斯托弗雕像周围翻涌的沙尘时，便成为了第一个谎言或最后一个真相。那是五十八年来最冷的一月，傍晚六点，暴雪仍在空中弥散，苍老的联合太平洋铁路车厂矗立在破败却坚固的红砖尽头——而我身前不远处，一队衣着蓝色制服的巡警正在“金块”招牌下无所事事。我信步走过去，手插在口袋里，对他们说：“对不起，警官，我不记得自己是谁了。我刚在撒哈拉大道附近的一条下水道里醒来。”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粗糙得像公路上滑行的风滚草。那时我头昏目眩，身穿一套剪裁得体、不合季节的薄羊毛西装，但肘部是碎裂的，里面的马甲和衬衫也沾满泥垢。我的鞋子几周前就坏了。
我感觉到他们的眼睛眯了起来——是一种佯装训练有素却在万事中得过且过的倦怠目光。事后想来，怪的是，纵使不需要演绎得多高妙逼真，我的确刹那间脑海一片空白⋯⋯是的，唯有弗拉明戈和埃尔兰乔的几个招牌在闪烁，此外便是沙漠的死寂和金子的笑声：刻在地平线上的波托西山脉，尘土飞扬，亘古不变；幽灵样的铅色浓雾在棕榈林下的空地上飘浮；昨夜，酒保叫卖廉价威士忌，骰子贪婪地翻滚，四处遍布轻松的女人和用子弹偿还的债务，然而谨慎起见，我仅仅押了一手小注，没留筹码单，也没拿兑付凭条。诚然这仍旧本可以成为破绽，毕竟即使我的帽檐压得再低，也不够遮住指节上一圈华丽金属折射出的幽绿微光——我记得一位戴茶色眼镜的荷官往那儿匆匆一瞥，似乎因其价值不菲的罕有成色惊讶地顿住了。此后两三年，我盘算着倘若有人追查到这条线索该如何应对，却始终幸运地无事发生，直至他宣布将我“take into confidence”的当晚冷不防地问：“华莱士先生，你是怎么被拉斯维加斯洗劫一空的？”我茫然一瞬，依据无人有义务自证其罪的成规选择缄口不言；再半年后，他不依不饶地将这场拷问继续下去，在一个停电的冬夜点起蜡烛，给我看内华达警方寄来的一叠照片。
“你找到了？”
“对，你的戒指，天然绿钻，产自比属刚果，戴了二十四年。”
“这倒出乎我意料了。”我放下手中的酒杯，“对于一位寸步不离安乐椅的思想家，成果不错。”
“我不止有这些，”他没看我的表情，一味果断地说道，“虽然这些足够了。它在一座人造皮革沙发的前脚柱里，我猜你察觉那根中空的铜管底部有些松动，于是把身上某件带不走也不能扔的宝贝趁乱藏了进去。”
“为什么？”我问，“作为侦探，你以不爱动手搜证著称——事实上，如果我的印象没错，纯技术类的工具对你来说无异于焚琴煮鹤。这回怎么变了习性？”
“你从哪来的印象？”他站起来，走得离我近了一点，俯视着我，“再者，我是想借此弄清另一件事而已。记得吗？案子水落石出前，你对基茨警官和我说，你打赌普里亚姆先生这辈子没看过一页书。那时你已知道下下个警告是阿里斯托芬的诗剧《鸟》，关于两位雅典人劝说鸟类建造一所空中城市、分隔开神与人。它不止代表演化的一环，也作为放逐的神话隐喻意味深长。一个活得像钝器的生物——纯粹的运动，没有理解力，一旦不能用拳头或脚掌踩在他人身上，就完全不存在——哪可能做到？你留下醒目得能被轻易抓住的矛盾，目的是什么？我想，假设这个漏洞是刻意为之，那么它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你把我想像得太高明了。”沉默良久后，我叹了一口气。
“是吗？”
“是的。”
我不再说话了，他也收起照片，用微微气恼的眼神盯着我。过了一会儿，我试探着提出一个不情之请，询问他能否请内华达警方把那枚戒指邮递过来。
“感情价值？”他扬了扬眉毛。
“只是个纪念品，来自一位旧爱。”
而要是你想知道全部、完整的真相，那就必须从别处讲起了。我生于一八九三年，佛蒙特州，家境殷实，祖辈有为林肯政府提供过战时贷款的银行家，富贵得不知金钱为何物。我的父亲养马，母亲收集玫瑰，我则被撇在一旁为苔藓、甲虫和云的形状归档造册。我是在自然历史而非人类的熏陶下长大的。若说我此生唯性所塑，与爱无缘——那大约由于爱索求臣服，意指一种恒久之态、我至今未尝习得的一招。严格来说，性是从他人处攫取的一部分，爱却是从自我中放弃的一部分，因其失序令人生怯。我曾拥有整个世界：驶向巴达维亚的汽船，贩糖的港口，山间陋室里的冰凉床榻，漫漫长夜中，无数个身体紧贴着我的身体而不交换名字，如海浪拍岸又褪去，其间短暂发生的心神相契却到底被我视作撒旦巡游般的恐怖之象。三十二岁那年，我抵达英属圭亚那，为了一桩荒唐的科学使命——追寻飞鸟，搜集种子，绘制一张完美的地图。我信错了人，代价是鲜血与高烧。有两个水手意图加害我，且险些得逞，从此我戴上用那颗绿钻——我在历险中无意发现的、引起杀身之祸的一批宝石中唯一没被他们拿走的——制成的戒指以对抗遗忘。一度，我亦想过将它赠予他人，即某个能让我的复仇与欲望最终在其身上得以和解之人。但那从未发生，于是戒指便一直留在了我的手上。
现在，回到拉斯维加斯。
在急诊室的第一个晚上，我直挺挺地坐在苍白的灯光下，口齿不清，头发被冷汗浸得僵硬，而医生——一位身穿干净的白大褂，黄色头发一丝不苟地分开的年轻人——点击着他的笔，等待着。我再次讲述了我的故事。医生耐心地引导，询问我能否记得中午来过病房的清洁工的肤色，用手电不住探照我的瞳孔。五分钟后，他宣布我真的失忆了，在病例上潦草地写道：“初步判断为解离性昏厥，极度疲劳和外伤刺激所致。”护士们称我为“无名氏”，给我戴上了塑料手环。四十八小时里，我在试管、表格、消毒液和油毡地板组建的迷宫中飘荡，半梦半醒地扫视过窗玻璃上的倒影，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凭借只言片语，一个没有过去的人突然诞生了。
在“711”汽车旅馆工作的次周，我的表演已相当纯熟，像被指派了互动式情景剧中的一个角色，没完没了地为可能到来的不同宾客排练台词。时而，我发现自己停顿了一下，聆听着只存于意识的提示——注视陌生人的脸多久该移开视线，当8号房那个满脸皱纹、咳嗽不止却卷着时髦发式的女人问我从哪来时该如何作答。同时，在我的周围，生活本身也给人一种异常的剧本感——广播声穿过薄得如纸板制成的墙，带来光怪陆离的紧迫消息，关于“公平交易”纲领、钢铁业罢工、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俄国人对柏林的封锁以及荒岛上新的原子弹试验。餐厅里的男人们就住房法案争论不休，某次，一个窗户哗哗作响的下午，酒保拿着报纸走来，声调激昂：“你看到今天的头条新闻了吗？永久军事联盟——要天翻地覆了。”我点点头，双眼浮出恰到好处的迷茫，但在内心深处，所有名字和日期——无论是这几周的、还是这几十年的——都被我自动收纳存储，完全清晰，完全隐蔽。唯独在我借宿的小房间里，不可思议的混沌依旧存在：入睡前，我会模拟他人去猜测自己的背景——战争英雄、政客、一台注定失败的机器的发明家、因白喉失去三个孩子的农场主。每天醒来时，我都半信半疑地恐惧自己当真会成为其中的一个。
锡耶拉山脉深处的寒潮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雪屑和细沙犹若香槟泡沫一般闪烁不定。一份临时职务最大的好处是确保了抵抗混乱季候的固定节律：早上七点，经理会端着滚烫的美式出现在我的寝室门口——有缺口的杯壁上结着一圈白霜——将待修理物品的清单放在门槛上：漏水的龙头、因收缩而开裂的门、松动的铰链、储藏柜断裂的锁，大厅里烧坏的灯泡。随即我开始劳作，让双手比头脑知道得更多。细小的裂缝会出现在我遇到其他那些比我蹩脚得多的演员时——此地最不乏誓言相伴一生一世的露水眷侣和作势要在下场赌局一掷千金的空囊客——仿佛，后台某个地方，真实的我忍不住站出来说：“够了。”然而那一刻终究会过去，我又会一如既往地回到角色中。一九四九年，内华达沙漠，我发现每个人都想假装自己是别人。我是唯一一个拥有确切原因的人。
三月初，我正式得知警方已撤销对我身份的调查。我如释重负，同这些善良的狱卒道了再见。同一天，我向西出发，因为预算有限，我没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全新的DC-3航线，只能搭顺风车。那个早春，91号州际公路上挤满了比我年轻得多的被裁工人、退伍兵、推销员和逃票学生，人人不知晓下一站去哪，行李箱上扣着麻绳，戏仿上世纪的淘金者。我们的座驾是破旧的福特、雪佛兰和装满板条箱或农产品的卡车，空气一英里一英里地变化着：雪缓慢变小，变作雨夹雪、又变作雨，然后是莫哈韦公路上微弱凝腻的金辉，干盐湖与约书亚树遥远而空旷。日落后，犹他州的戈壁滩一片凄郁阴沉，有时加油站的橘红招牌会从黑暗中冒出来，玻璃后的脸总是相似的——乏味、警觉，刻着不再信仰什么的饥饿和无以致用的知识造成的痛苦。
那条路上，我究竟带了什么？不是行李（只有两件衬衫、一条裤子），不是钱（永远不够），而是在拉斯维加斯染上的某种负累——一些病态的、粘在皮肤上不会随风飘散的东西。尤其每逢搭乘的便车在岔道口将我放下，我伫立等候，想像着野兽目露凶光地走来，怪诞的记忆便充盈四下：送我四十英里的一位老人，只对遮阳板上别着的亡妻照片絮语；一个声称埋葬了父亲的男孩，却记不起坟墓所在；一名妇人，途经丰收的谷仓时，无缘由地啜泣，响亮得盖过了引擎的轰鸣。我的说辞一向简略：“找工作，”或者，当被进一步追问，“去洛杉矶找朋友。”
地图上的图钉愈靠近加州，后视镜呈现的光景就愈模糊狂野，让我怀疑比复仇更彻底的清算正在命运尽头势在必行。我尚且不能预判将会由谁来实现它。若是如今的我，会说：是一个具有无可挑剔的鉴别力的人、一位灵魂鉴定家；于他而言，宽恕或恩典均为陈词滥调、毫无意义的概念，远次于无动于衷、不加修饰的真相。
我向他走去，又也许他在吸引我。本质上，他自认识我多年前便一直为这出未完成的戏默然分配我的形象，正如神在伊甸园把尘土分配给他未来的造物一样。
二
“埃尔”这个名字蕴含一种古朴的庄重感。在希伯来语中，它是神性的标志，也是连接至高者多重性的纽带：El Shaddai、El Elyon、El Olam、Elohim。我不止一次想，他知道这些吗？他是否奇妙地发觉过自己的名字曾是人类用来呼唤上苍的词，或者它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偶然的缩略词，作为某位被遗忘的叔叔留给他的遗产、父母一时兴起的幻想？每逢夜深，当他穿着整齐的衬衫坐在打字机前，敲出一行字，停顿，再敲一遍——似乎重复有限的内容能让虚空里的未知之物变得清晰起来——我几乎可以肯定，他知道。至少以形同梦境的方式，他了解信徒们所谓“神秘的缺席”是如何在不经意的情形下影响人的一生的。其他时候，我猜，我在头脑里翻阅这些细节的郑重其事会让他不怀好意地轻快大笑起来。
笑声以外，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动作：灵活不安，眼睛总凝望别处，以比他人更高的辨析度观察世界。他是双子座的——虽然我不信占星术，但不可否认，这个称谓非常贴切，暗示他是赫耳墨斯派遣的信使和窃听者，两张面孔从未真正对齐。
我在洛杉矶遇见他。此前，无疑，自一九二零年代末，我听说过他——所有人都听说过。然而到二次大战结束后，古典侦探小说已像歌舞杂技般过时了。一九四四年，雷蒙德·钱德勒发表《简单的谋杀艺术》，宣告Mystery这一“名流游戏”谢幕，何况之于一个普遍偏爱好莱坞式情节的世界，它太纷繁芜杂又太直白：只要事实砌得足够高，万物即有合逻辑的解答。今日的罪案大体没有解答，只有后果；此外，随着监控的概念导致私隐无所遁形，没人再需要上锁的房间了。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埃勒里·奎因这个角色在我眼中仅仅活在流言与记忆的交界地。谁也说不清为何他已逾四十岁，形貌举止却仍是年轻人的样子，其青春远超过了自身的流派；他的事业风生水起，又有点格格不入，宛若老式达盖尔胶片中的人物在幻灯机投影的玻璃片上看起来栩栩如生、无法取代似的。
他也的确是玻璃样的存在。
有十几年，我没翻开过他的书——后来这被证明是一个错误——故而不了解乘“怪猫”一案胜势莅临好莱坞的演绎法女王正处于一场精神危机之中。我们的初次会面并不愉快，以近身交手而我轻敌落败告终，他竭力表现得粗暴，但语调和神色还是充满东岸人特有的精致敏感——我粗略记得他的履历：优渥的童年，常春藤盟校，哥若尔利俱乐部会员，由律师、医生、教授、法官和富商构成的交际圈，无一不是我生疏已久的另一种“人生可能”的根本元素。而在那之下的底层，我未曾构想过的阴骘隐隐透显出来。在小说里，他自称康德主义者、亦为禁欲主义者，与之违和的是，一九五零年的洛杉矶，他纵使仍一丝不苟地打着领带，散发的气息竟日复一日地溃坏且放浪形骸——像被旧日的梦魇驱赶着将雨夜那些以砂岩墙壁隔开原始冲动的灰暗寂静丢弃一空，与此地生长进房屋的丛林融为一体。适值盛夏，洛杉矶的光线是头富有侵略性、染着叶绿素的野兽，从早到晚进攻不停，总隔着薄纱窗帘投下畸形的光影，勾勒在被他下意识咬得殷红的嘴唇上。
清晨，他的衰退程度往往表露无遗。截稿期限前，有时刚过六点，我会在书房发现他，他斜倚在皮椅上，指尖颤抖，烟灰缸旁放着午夜倒的冷咖啡。他深陷的、漂亮的银色眼睛——此刻像暴雨将至时的乌云——常可怜地血丝密布，没有焦点，仅看得见满页被划掉的句子和错误的章节开头。
“早上好，奎因先生。”我会这样说，放下酪梨吐司和新鲜煮好煮的咖啡，熟练地拿掉用过的杯子。
他的饮食习惯是灾难性的。他会一连十六七个小时只喝咖啡、抽香烟，然后突然任性地要求在反常的时间吃丰盛的餐点。我学会了凌晨两点准备黑醋鹅，黄昏时分烤制凤梨翻转蛋糕。他喜欢复杂的欧洲菜式——也许是这些料理让他想起了更好的岁月，比如大萧条前纽约的晚餐派对，在那里，谈话就像钻石一样剔透璀璨，汤和鱼子酱之间的谜团被一一揭开。
某一天傍晚，他说：“你做的普罗旺斯炖菜美味极了，”他真的吃了三口以上，“你在哪里掌握法国烹饪的？”
这个问题悬在我们之间，如伪装成树痂的蛾翅般微妙。我放下正在擦拭的不锈钢奶酪刀，考虑着我的回答。
“恐怕我在欧洲虚耗了一段不佳的青春。我猜，我的父亲认为绅士应当了解风雅的生活细节，即使这意味着夏天要到法国外省的厨房度过，无法清闲地留在纽波特。”
他端着咖啡杯仔细研究我，这是我少见他真正专注于手稿外的东西。
“有趣的是，”他一词一顿地说道，“你这种出身的人，一般只会经由观察而非实践学习。”
我恰当、谦逊地微笑了一下——这是几十年来在社交场合维持的面具。“也许不幸自有其教学法。”
“什么意思？”
“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处境窘迫，理论知识很快会变得非常实用。”
他点点头，接受了这一点，不过那双好奇的眼睛仍然很戒备。
接下来的一星期，他的情况特别严重。凌晨四点钟，我发现他在浴室里翻倒在地，向瓷盆里呕吐胆汁。他的面容泛青，额头上沁满细汗，却并未发出任何声音。我搀扶他起来，使他倚靠在我的肩上，感到微不足道的体重、过高的温度和浑身棱角。我判断这是急性胃黏膜炎——源于生活习惯不佳、精神紧张、或头痛时服用的布洛芬和阿司匹林。多年后我才得知，他二十几岁时患过阑尾炎，差点因此丧命，手术后一直消化不良。无论如何，我必须解决这个烂摊子。鉴于他在这边没有固定的家庭医生，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开车载他去市中心的Cedars挂急诊，但考虑到排队、填表的繁琐流程作罢了——甚至没问他是否愿意。最终，帮他在沙发上躺下后，我转身进入厨房，做了布列塔尼家庭教师曾教给我的“祖母茶”：洋甘菊、薄荷，加上少量蜂蜜，浸泡至秋叶的颜色。
“慢一点。”我嘱咐道，将杯子送到他唇边，像对待一个孩子。
他不假思索地遵从。随着药草的温和魔力发挥作用，他的双颊恢复了血色。“你知道吗，”他在一段漫长的寂静后开口，“我破解过几起草率的谋杀案，凶手下毒的手法还不如你泡茶时周密。”
我没有回答。
自那以后，我开始为他制定规律的作息方案。白天，我尽量安排固定的时间同他交谈他的手稿。他在写一部侦探小说和两三部剧本，尝试历来不擅长的机械诡计，一个我恰巧能提供些许见解的领域。我发现这对缓解他的心灵躁动颇有助益。某次，我与他合作设计了一间温室——在他涂涂画画几日排列盆栽位置的稿纸上，罪犯将一把冰冻的、已置于待击发状态的枪放在花梗与叶片交叉处，待冰块融化，子弹便正中受害者胸口，且不留痕迹。由此，其余日程也进展得顺滑起来：早上八点吃早餐，通常是清淡的事物，如果他胃口不错，就吃班尼迪克蛋。工作到中午，然后是一顿正经的午餐。下午三点后不喝咖啡。晚上七点吃晚餐。最难的是强制他休息，当他的肩膀绷得太紧、手速又稍显迟钝时，把他从打字机前拉开。
“你在管理我。”类似情况出现第三次时，他指责道。
“我在让你保持正常运作，”我纠正，“这有区别。”
“好吧。”他自顾自地笑了，“沦为厨子的杀手和沦为烂片编剧的作家，都堕落得厉害，别彼此难为。”
次日，基茨警探来了。我们三人围坐在餐桌旁，我全程一语不发，观察埃勒里如何推卸责任。基茨当然想通了：普里亚姆先生不可能单独策划这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一个军人缺乏棋手的视野。埃勒里慵懒、独断地暗示我们早已讨论过一切、相互不再有值得揭露的事。当基茨绝望地质问他是否担心我会毒害他，他只是轻笑一声，声称我若失去他支付的薪酬将无处可去，又立刻把话题转移到马略卡岛风味杏仁汤上。基茨像一个在平凡生活中瞥见了可怕东西的人一样离开了。
我偶尔试探一下，建议我们出门走走——也许去穆索与弗兰克餐厅，或者沿着海岸兜风。但埃勒里毫无兴趣。房子越来越不像一间住所，而是一重独立的维度，与墙外的城市没有任何联系。
他日益从这种恢复计划中找到了倦鸟归巢的满足感，似在证明口不对心的顽童总是秘密渴望秩序。有时，近乎幻觉地，我发现他用称得上感激的目光看着我。然而，睡眠之神依旧难以捉摸——五六个小时就算胜利了。起床后，他的胃仍会听上去隆隆作响，仿佛空荡公路上的货车，炎症不定期发作。
九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用阿尔萨斯白酒和肉豆蔻炖了鸡。上次做这道菜是在普里亚姆家，我的前雇主兼受害人——那位在轮椅上操纵妻子出轨的丈夫——从头至尾密切注视着黛莉亚和我，而古铁雷斯太太事先已知趣地去打扫庭院。那时我明白了食物的能量既安慰人也控制人，既滋养肌体也诱惑神智。她湿漉漉的手指切碎龙蒿的画面仍在我眼前挥之不去，还有随后发生的罗曼史。
不知是否是巧合，鸡肉上桌后，埃勒里一边拿叉子拨弄着栗红的表皮，一边心不在焉地问：“普里亚姆太太提过我吗？”
“她提过一位仰慕者，我记得。”
“噢。”他的反应冷若冰霜。
直到我走出房间，他才开始小口啜饮肉汤。两小时后我回来，看到他在扶手椅上睡着了，双腿叠在身下，膝上摊放着一本《精神现象学》。书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注释，笔迹细小而烦躁。
我没去打扰。天气预告说待会儿有暴雨，于是月亮渐渐隐退了。他到狂风不止、雷电高悬时才醒来，然后兴致盎然地打开一瓶一九三四年的波尔多，问我要不要一起喝。在他对面的位置坐下时，我还在盘算着明晚的菲力牛排——蘑菇必须切得很薄，洋葱应在黄油中均匀、透彻地浸润，这让我错愕地感觉为埃勒里做菜像在建造一个严丝合缝的软笼子——以至于没发现他突然抬起头，用一种捕食者望向猎物的神情盯着我。
“华莱士先生，我一直在思考你的职位到底是什么。”他说。
“因为我比通常的秘书做得多一些吗？”我回忆着某种过于熟稔的、他让我收拾他的餐盘而不说话的方式，“那我不介意多领一份管家的工资。”
他微笑了一下，接着抬手倒酒。两只高脚杯并排摆着，以示平等——他先倒的是我的。
那天夜里，他没有锁门。之前他总是把门锁上。
我经过了一次——去储物间找清洁剂——走廊的地板在我的脚跟下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折返时，门仍虚掩着。那道缝隙相当窄，几乎可以说是无意所为。很快，我回到厨房，准备了甘菊汤，把它放在漆盘上，摆好银茶匙，端着它上楼。我没有扣门示意，直接进去了。他仰面躺着，浴袍松散，肋骨轮廓分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不穿衬衫的样子，以至于为直观所见的清瘦程度讶异了一瞬。被单压低了他的臀部。
他睁眼望着天花板，低叹道：“睡不着。”失去棱角的嗓音听起来更年轻了。
“白天小憩的后遗症。”
他眨了两下眼睛，然后侧过身，背对着我。
“一种私家药方。”我放下漆盘，“龙胆草和缬草根。我以前带着它治失眠。”
“那是在拉斯维加斯之前还是之后？”他对着枕头说。
“在那期间。”我笑了笑，没有人看见。
他略微蜷缩起来，背部在黑暗中显得苍白，藉着从窗户射入的、被雨帘晕染得涣散的街灯光线呈现出柔和的线条。皮肤下的骨头很细，像一匹为了速度而不是生存被长期饲养的马。
我坐在床边，迟疑着问：“胃又不舒服了？”
“彻底好转前往往会反复几回。”
不明缘由地，我碰了他一下——我的手平放在他的脊椎上，不知因为我刚动了凉水还是他再次发烧了，过高的热度透过丝棉衣料传来，触感差不多是赤裸的。他任由浴袍随动作滑落，让我抱着他，和之前在浴室那次不一样，是以他从未需求的压力。几分钟后，我将被单慢慢拉回他的肩膀，犹如对待一只重病的动物：小心翼翼，以免惊动它。又或者，在揭开雕塑前为它覆盖一层布。
“你会睡着的。”我最后说。
三
我的有生之年，从世纪之交到核能量时代，在人类信仰的可敬典籍和不断延展的自然卷轴之间生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圣经》作为深邃的灵性指引，谈到创世时，如果按照字面解释，显然违背了一丝不苟、耐心的演化之手，而我作为业余学者，通过化石纪录和物种的无数适应性，见证了这一点。不论是加拉帕戈斯的雀鸟嘴、授粉者和开花植物之间错综的关系，抑或历史上从野狼驯化出各种形态和行为的狗的事实，都说明了地球上生命的动态本质。普里亚姆一案的次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布了通谕《人类》（Humani Generis），不再禁止对于身体的进化论研究，仅坚持灵魂必然为上帝所造。然而依我之见，相较于率直、丑陋的物质界蕴藏在勃发与裂解的循环里的丰饶，灵魂天定一说不过对懦弱者的驯化——这个念头源于处理每一个生物、安排每一场死亡时，我内心的搏动。坦白说，参照分类学来编纂谋杀，会带来一种同宇宙无法言喻的亲密感。我最清楚地记得那条七鳃鳗。当我刚得到它，它还没有死——这些原始有机体以令人不安的执着紧紧抓住生命。我把它放在地下室的水箱里，看着它用可怕的圆盘状嘴巴吸附在玻璃上，不见下颌，空自盘绕着一圈圈牙齿。每天凌晨三点，我会下去，在烛光下凝视它。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一个寄生虫般的存在、进化中的错误，却不知怎么孕育出了所有脊椎动物作为来生。我将手掌压在水族箱上，感觉它在回应，试图透过玻璃吸附我的体温。从此我了解到，以达尔文和他那位给了我全新姓名——埃弗瑞·华莱士——的同代朋友的理论为基础塑造活剧蓝本的可怕之处在于，你逐渐将自己视为模式的一部分。不是站在模式之上，如科学家般观察，而是跟其他事物一道被卷入螺旋之中。我处于哪一环？当然比希尔和普里亚姆高得多。但经过发送一条条警告、测量毒药以及计算触发恶欲和恐惧的时机，我感到自己⋯⋯在下降。或者在上升？这是《圣经》从未告诉你的关于复仇的事——它让你与自身的原始本性水乳交融。那一阵子，我花了几周训练七鳃鳗进食：蹲在于缸前，滴管注入藻液，看着绿色沉进泥底、一张张开的滤网以数百万年磨练出的反射神经不疾不徐地工作。训练一个没有记忆、没有真正意识、一旦发情和繁衍便终结的东西，需要极大的耐心。你会变得像你正在训练的客体。你的思绪会变慢，变得重复、机械化。喂食。等待。喂食。等待。杀死。
按原计划，他打破这个流程并非意外。更准确地说，我必须设想会有天赋异禀的某人存在于尽头才能完成它，否则只能启用方案B：干脆地结果普里亚姆，金蝉脱壳，使整个关于进化论的戏码退化为不过一场私人娱乐。诚然，这也是不坏的选择——隐私意味着更低的风险，毕竟区区一个打字机的证据并不足以定论普里亚姆对希尔之死负全部责任——却到底在形式上令人遗憾。说来恐怖离奇，大约遭遇了命运奥秘的作弄，他那些年一直在依靠“名侦探”的涉入才能成立的案件里周旋，从范霍恩的悲剧，到这一件，再到又八年后才被他解开的、发生于一九二九年圣诞节至一九三零年主显节的“十二夜”之谜。
教我诧异的是他看穿我的伪装后非但一改此前的对抗态度、而且决意充当庇护者的毫不犹豫。
“华莱士先生，”他那时带着近乎真挚的忧心忡忡问，“罗格·普里亚姆让你买过一把枪，对吗？”
“对，是春天的事了。”
“为什么？”
“他想要保护。”我耸耸肩，“他被恐吓，这又是个夜不闭户的地方，你明白。”
“很好。”他换上低沉、凌厉的口吻，“不久后的某个晚上，他会打一通电话，命令你手持那把枪带去他的房间。他不准备给你留哪怕一秒讲话的机会，让你成为偷袭者，而警察如果凑巧在，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场正当防卫杀人的证人。你怎么看？”
“谢谢情报，我照你的指示办。”我叹息道，“虽然我不完全理解你的意图。”
“我希望你活着。”
“仅此而已？”
“不，当然不是。”他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华莱士先生，就算我不来，你必定也能找到出路——拿另一把查不到来源的枪，假戏真做扣动扳机，把他的手印按在枪上，伪造电话里的遗言，或者更简单些，根本不去赴约，在他空等一场后，改天用亚当的身份约他在偏僻地点见面——自以为万无一失的人遇见变数时，会行事鲁莽。你的想法很妙，对放逐的唯物主义反叛⋯⋯可讽刺的是，你不肯承认你是亚当。”
“亚当是死人的名字。”
“随你怎么说。”他走向门，停了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的分类学中，我是什么？”
我考虑了片刻，“模式具有自我意识时降临的东西。”
“恭维话，但错了。”他没有进一步解释，“记得接电话——以及，装空包弹。我也可以借你防弹衣。随时保持联系。”
我由是得出结论，他被吸引到我的迷宫中，恰因为他拒绝将其视作迷宫。我构建了一条完美的因果链——这是外显的诱饵——辅以隐蔽的、与之矛盾的暗示，他将二者都抓住了，却不认为后者只是其所是地作为某种力比多、某种原始荷尔蒙的冲动恣意妄为，而是选择用使推导延续下去的概念来定义它。他总要给现象找一个理由，我想，所以这局棋对他来说远远未完。下一步，他会来搜查我的神经灰质，直至拼图完整。他的工作方式——好比在“唯物主义反叛”这一略含蔑视的措辞展现的——仍建立在与之对立的唯名论假设上。如前所述，他是上一世代的造物，在那时人们通过敬奉上帝和不朽来合理化浮梦幻泡的现象中被恪守的道德，正同我截然相反。他的道德是什么？我不着边际地思索着。总之运行在自然绞肉机之外的阈界。倘若善的同义词是使命，那么他的使命不致沦为虚无的前提便是苏格拉底式的回忆说为真：灵魂曾存于某个纯粹的理型之境，因为我们不可能空凭经验判断两根枝条是否相等，除非预先有相等的观念被植入心中。
根据这个理论，从出生起，人便踏上了忘记之旅。他显然是其中回忆得最快的那个，我则是蒙昧得不可救药从而一忘皆空的那个。
同住到三个月时，我意识到他对僵局愈发不耐。我身上没什么新料可挖，也没有更多迹象能让他得到代表胜利的“逻辑闭环”，这意味着他再也找不到留下的意义。我开始带着几分玩味地猜想他会怎么做——是死磕到底、抽身而退，还是干脆抛弃他的原则，拼凑几条莫须有的罪状把我送进监狱（那也等于推翻他先前的决定，即不借助外力、用一种类似决斗的方式处置我）。无论如何，我装作与己无关地静观其变。节点发生在我看见他接了一个电话，是他的父亲理查德·奎因探长打来的：纽约市警局碰上了一件特别棘手的案子，需要洛杉矶配合，他们想知道埃勒里是不是还有余力。我们之间刻意营造的幻象，就这样被闯入的现实给溶解了。
这案子牵涉一连串横跨东西两岸的谋杀案——被害人死得千奇百怪，有的在独居的公寓煤气中毒，有的在盘山公路被撞下悬崖、人亡车毁，还有的被分段包裹并丢弃在火车的行李架上，唯一的共同点是留在现场的旧象棋盘。罪犯像是在重演历史上的着名棋局，每条人命都对应着一步关键的棋。曼哈顿下城东五街最新的那具尸体旁，一枚白方皇后被置于E5格，位置精准得跟一八三四年麦克唐奈对德拉布多内棋赛的第二十三步一模一样。奎因探长怀疑下一桩谋杀会发生在洛杉矶某个编号为H5的地点，以对上第二十四步棋的套路。
“凶手们越来越荒唐，”他靠在扶手椅上，听筒紧贴脸颊，神色难以捉摸。“一个广告团伙，去纪念品商店批发来聚氯乙烯点子⋯⋯”
探长茫然地重复了一遍：“聚氯乙烯？”
“嗯。有人看了我们的怪猫案，心想，我也能做到，规模更大，逼迫更多人发疯。爸爸，可他们不明白伪造的乏味。如贺拉斯所言，山峦呻吟，生下了一只可笑的小老鼠！这让我恶心。”
电话那头断断续续地提到尸检和犯罪现场报告，埃勒里嘟囔着“好吧”挂断了。接下来的五天，他照常生活，对电视新闻关于交通枢纽和百货公司加强安保的报导毫不在意。除了听到预定在十一月二十六日、配套大型集市与演出的年度橄榄球嘉年华时，他短促地笑了一声，说：“果然跟纽约人不同。”
“你指洛杉矶人？”我问。
“是的。在东部，他们会多派两倍的巡警，连下水道都翻遍，市民神经兮兮地躲避任何可疑的角落和陌生的面孔，但这里——”
他略带愤慨地瞪了我一眼，我尚不明所以，他就披上外套出门了。午夜一点，他才回来，风尘仆仆的样子，穿过门廊的姿势显现出劳累和压抑的情绪。我给他倒了滚热的咖啡——黑咖啡，不加糖。他拿起杯子时，手指碰到了我的手指。我们都没有理会。
“是在游乐场？”我注意到他在神经质地来回折叠一张票根。
他的银眼睛透过杯缘打量着我，“看台的H区，第5排。”
“目标呢？”
“还不清楚。谎话铺天盖地——有时我怀疑你是不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诚实的罪犯。”
我走到窗前，点了支烟，驱散无端而起的烦闷——显然有哪个我长期规避的点被探及了。我想告诉他，诚实无非是另一种掩饰，向他展示真面目已成为我最重要的欺骗。但这些话在喉咙里凝固了。外面点缀于广袤黑暗的城市灯光闪烁着，如同垂死的星星。
“我买了玫瑰。”我莫名其妙地说，“虽然今天不是什么不一样的日子。”
他审慎地放下杯子，这个动作让房间显得愈发局促，空气更稀薄。玫瑰放在水槽边，插在洗净的、曾用来装糖渍黄桃的玻璃罐里，在曲壁投下猩红的倒影，对我们的小剧码全不在意。恍若浮着血迹的水面教我想起无数次于噩梦重温的、永远无法靠岸的船只，以及幼时父母告诫过我的诸多跨越即意味着不可回头的边界。我又想到，来自纽约的乡愁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而我发自心底对这座城市充满厌恶，仿佛它就是圣水。
“埃勒里。”我拿起花。
他转过身。一瞬间，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温柔表情和一个洞悉所有事却不承认任何一件的微笑。
“我得走了，”他平静地陈述，“这起案子⋯⋯现实本身正在崩溃。证人描述了违反自然的现象——水流向上、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法医团队报告了生物学视角下彼此抵触的证据。”
“回去就能恢复秩序？”
“恐怕不能。”他的笑声掺着鼻音，听起来很脆弱。
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没有移动的情况下缩短了。我闻到他衣领上掺杂泥土腥气的雨味、射击场上淡淡的火药味、帝国皮革香皂的佛手柑和雪松味。我对纽约的恐惧——那个吞噬了太多人的庞然大物——与他回到那里的渴望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催情的眩晕感。我们似乎是被困在塌陷轨道上的行星，早已围绕着此刻打转多时，而事到如今碰撞终究不可避免。他纤细修长的手抓住我的手腕，以医生采血的精确度按在脉搏处。
“这不对。”他说。
我没给他后悔的余地。他的躯体干瘪、不盈一握，却也暗含未知的力量，嘴唇上渗着尼古丁的气息和多年在心中沉积凝固的悲观与怀疑。在我的注视下，他缓慢、不复斯文地脱下外套，直至衬衫半敞，露出有些潮湿的胸膛和因穿久而皱巴巴的袖子。我解开剩余的钮扣，把密集的吻落在他的耳侧、颈窝、锁骨，再一点点下移至小腹嶙峋的凹陷处。他靠了过来，微微喘息，扶着我的后脑绷紧双腿。黏稠的夜幕战栗着，明亮一刹，又渐趋黯淡、将他的身形皆尽吞没下去。某处，一辆车开过。某处，也许，一个孩子在哭泣，一只猫突然因病痛或厄运嚎叫，一声枪响刺破了愁绪与安宁。可是在这幢鬼影憧憧的绮丽房子，只有呼吸的节奏开始失去形状。
我触摸到他流出了泪来，液体渗入发缝，说不清是凄迷还是甜蜜的。
四
他的腹部从此之于我有了别的意义，在食物以外，也容纳并吞噬在光天化日不可说的东西。彼时距五人“秘密组织”马塔欣协会成立约有一年，距石墙暴动有足足二十年，同性恋仅存在于医学期刊和庭审记录中，被视为须受电击、药物治疗乃至阉割的变态和罪犯，然而禁忌的触碰具备被允许的触碰永难企及的品质。当他的手指描绘着我的脊椎结构，我发现感官自有其独立的智慧——一种与头脑精心构筑的记忆相分离的记忆。它记得压力和节奏、另一个人存在的比重、在阴郁旖旎的湿气中皮肤与皮肤摩擦的絮语。它让我成了一件精巧、悄然渴望造就欢愉的必要残酷的乐器的主人。
起初，他是羞怯的，挡住眼睛的动作充满无经验者的生涩，但食髓知味得也快：他不拒绝我攥住他的手腕按在耻骨上缘，也不拒绝被从内部拓展。随后他直勾勾地审视了我如何耕耘。“感觉好吗？”我一遍遍问他，他都答“是”，此外便再没有别的声音了。不过他表现中有许多小巧的奇妙之处：睫毛粘连，喉咙先于其他部位泛红，手指紧紧抓着毯子，放弃般松开，再抓住，像一个正在学习新字母的婴孩。若快感变得难以承受，他便把脸埋进靠垫，仿佛在寻找一个凉爽、宁谧的地方，而髋骨在我的手掌下凸起，无言地指责我。我心想，十一月中加州西南沿海的日出时间是六点十五分，意味着我还有四个半小时可以用来取悦他。
事后，他窝在沙发上，筋疲力竭。我将手臂滑入他身下——一手穿过膝窝，另一手托住后背——将他抱起来。他惊讶地睁大眼睛。走过咯吱作响的楼梯后，我第二次进入了他的卧室。这里充斥着铸铁炉过度燃烧的窒闷，月光透过百叶窗以细长的条纹形状落在地板上。我把他放在床铺右侧，盖上被子，自己躺在左侧。
“跟我讲讲七鳃鳗吧。”他翻身朝向我。
“嗯。”我稍作停顿后说道，“它们的卵⋯⋯成千上万地产在石砾窝里。成鳗交配后随即死去。”
“一代？”
“没错。而且没有鱼鳔，”我想着画面——某种注定永无休止、一旦停歇便会死去的运动。“必须不停地游，否则会下沉、溺毙。”
他的手找到了我的，“像鲨鱼一样。”
“机制不同，结果相同。”我沉吟着，“此外有趣的是，有别于停留在溯河-降海循环的洄游种群，追随地理变迁的宏大尺度，相近时期出现的另几个谱系当下已是陆封性了——数百万年前与海洋隔绝，适应了淡水，被局限在愈来愈小的水潭里。”
“它们还记得海洋吗？”
“不。都过去这么久了。”
“也是。”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完全没有科学知识。文学，有。犯罪，当然。可是自然界呢？”他对着枕头摇头，“你可能真的如基茨警官所说一直在谋害我，我却对其一无所知。在我的饭菜和饮料中加入毒素。”
“你怕吗？”
我一边信口回应，一边想去吻他。他用手指抵住了，说胡渣很脏。与此同时，他的臀部正在我的爱抚下淌出滑腻的液体。我暗笑他不值一提的防备心——说来就在一年前，不顾危险独来独往的脾性已让他付出过代价：他在赖特维尔遭遇伏击，身中两枪，强撑着开车返程后不得不以伤处血肉作支撑，爬到市政厅门前，拍门求助。野蛮的疤痕仍留在他的肩膀上。
“我想我应该怕，”他确定地说，嗓音昏昏欲睡。“但我没有。”
“正如每次？”
“每次什么？”
我笑了，想到以前结交的情人绝不会在如此情形下追问到底。和女人在一起时，凡事已知，形状都是合适的。进入他的感觉完全相反，四处是锐角和隔阂，犹如在两片烤暖的木板之间滑过一只手。我看着他，他把毯子拉到下颌，眉头蹙了一下，尽管室内并非太冷——长久的寒意似乎住在他的骨头里。我起身扭开床头灯，又下床给炉子添了木柴、点起火来。蜂蜡色的光让房间恢复了轮廓，近乎是温情的，终于不再像回忆尽头那些永远看不清的魑魅魍魉。外面，大雾从太平洋卷来，将海岸裹在灰色的怀抱里。很快，它会掩盖所有随风摇晃的房子中活物的声息，使这些由烟囱、花园和信箱点缀的栖居地变得比鱼缸更渺小而紧闭。
“早上，”我说，“我给你做可丽饼，配野莓果酱——没有毒。”
“不加一些蘑菇汤和烟熏鲑鱼？”
“悉听尊便。”
他满意地进入了梦乡。
拂晓之际，我离开埃勒里的卧室，像一个影子在影子中穿行。八点，他没有动静，我也没有叫醒他。十一点多，楼上终于传来淋浴的水声。他现身时，漆黑的发丝十分柔顺，末梢因湿润卷曲，举止带着略不自然的迟滞，好比水下之人。他察觉到我的注视，泛起一抹微笑——说不上是嘲弄还是亲和的——无疑确切知晓自己对我造成的影响。那顿允诺的早餐落了空：他用叉子把煎饼在盘子里推来推去，吃了两口，然后放弃了。
随之而来的日子晦涩不清。埃勒里如梦游般在屋内踱步，心不在焉地触碰物件，指尖相继拂过书册、门框、镜子。我们无论站在哪里都会交缠在一起——靠着墙壁、压着厨房的桌子、拥抱着倒在起居室的地毯。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使重建不久的良好生活毁于一旦，而且不再提及离开的事。那桩案子也一样——他任其荒废、无人问津。有时，当我们耳鬓厮磨、亲密无隙，到了欲望灭顶的混沌一刻，我会听见他叫我亚当，仿佛神祗正在用身体驯服人类最古老的恶。
一次欢爱结束后，他抽身而去，坐在客厅另一头若有所思。“查尔斯·莱尔·亚当，”他柔韧的手指在扶手上绕着圈，以词源学开始一场私人审讯，“你的祖先来自寒冷的地方。”
我沉默不语。房子在我们身侧吱呀作响。某处有水滴下——某个我一直想修的漏水处。
“莱尔——地质学家，从岩层中看到时间、为达尔文学说奠定基础的苏格兰人。”字音如鹅卵石子在他的齿间滚动，“亚当，嗯，第一个人。原罪。而查尔斯——那是文明化的痕迹。对英国礼仪的模仿。”
“原来如此。”我不承认，也不否认。
在他法不容情的严词拷问下，我却走了神，无端惆怅地回想起童年时代。佛蒙特州在经年的萧瑟中一望无际——一九零零年，羊毛、花岗岩和木材铸就的旧式经济依然繁荣，不过每逢冬天，河边的工厂就空荡荡的，无光的窗户活像死人的眼睛。我祖父仍在世，他叫安格斯，是给我取莱尔这个名字的人。他总是说，莱尔，地质纪年让我们一无所有——相较岩层刻痕，人类史微不足道；何况诺克斯又带来加尔文宗，善行与天国间的线一根根断了，散若飘萍的神意随机赋予勇者辉煌的运势，却也难逃流入水中影、指间沙。可世间依然有不甘的余地。苏格兰人有一个词，thrawn，意思是扭曲、顽固、病态。这就是我们，莱尔，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安格斯年轻时做过苦工，曾因在采石场工作而留下满手疮痂，发迹后也将其同整个家族迁徙的故事一道作为勋章，他告诉我上一辈从阿伯丁辗转至波士顿，又在磨坊倒闭潮中往北走。临终前，他双目似金鱼凸起，对不足十岁的我谈及休谟的学说，说我们高地人的怀疑主义不是偶然：理性和激情源于同一场热病，无非辐射的温度不同。
有些突兀地，我试着问埃勒里他的看法，关于他大学时读过的人文通识课，以及——考虑到他几十年来假理性之名活得宛若伪装成天使的怪兽——究竟什么在根源上证明了人的尊严不是虚妄。
“怎么说起这个？”
“如你所言，查尔斯·莱尔·亚当是一个描述宿命的名字。按照经典哲学理论，宿命通过因果关系变现，于现象中启动因果链又需要来自现象外的第一因，也就是说，无懈可击的枷锁反而来自绝对的自由——人的尊严正被这一所谓的自由区域铸造。然而真有人见过吗，埃勒里？那个既赋予决定论也赋予意志、让我们能知能行能相信此世重要的推手？我这么问，是因为你俨然是这套理念的先知。”
“先知，”他重复了一遍，苦笑起来，“是的，在《以西结书》的意义上——那话怎么说的？‘我观看活物，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作法好似轮中套轮’⋯⋯这的确是我的身份，一个容器、数学纪律的代理人，狐假虎威，却自认无所不能。最初明白这点是在十二年前，我用捏造的证据使一位凶手招供。他干得无可挑剔，和你一样，什么都没留下。在构建陷阱时，戏剧化地，我感觉到了神圣行为的运作逻辑。我的做法与之如此相似——玩弄被造物来塑形命运。它是纯粹主观、形而上的，但恐怖的是，它的力量可以扭曲现实本身，这种力量让我害怕。后来的事一一印证了⋯⋯”
他没再说下去，无助地垂下头，犹如施洗约翰作为基督的替身。我走过去，用手指轻柔地梳理他脑后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压抑住了方才反常的多愁善感，近乎漠然地慨叹，想不到该在大屠杀后终结的道德先验主义陈词滥调还有听众。
“你过去对谁表明过这些想法吗？”
“完整的，没有。”
他仰起脸，我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吻了吻他的唇——这回他没推开我。我尝到一种旧硬币或生锈铁器似的金属味。
“那你有跟谁真的亲密过吗？”我又问，语气尽量显得漫不经心。
“差一点。”
“差一点？”
“巴黎，应该是一九三六年——拉丁区。有个德国人，叫汉赛尔。他是纳粹。”
我后来拼凑出了埃勒里那年去法国的经过。简而言之，是为了一项国务院的委托：华盛顿需要一个在各类圈子里活动自如、能侃侃而谈托洛斯基与纪德、靠得住且看起来足够独立的人。他本想推辞，却凑巧苦于清闲无事，再加上几名常驻左岸的作家邀请，便接下十万酬金启程，在沙龙和书店做了一番调查，决意接近纳粹德国派驻当地监视流亡社群的文化参赞，汉赛尔·克莱斯特。某日，他们共同参加了圣日耳曼德佩附近的聚会，汉赛尔果敢、锐利、带着令人生畏的普鲁士式聪明，与安德烈·马尔罗讨论西班牙问题，且不支持弗朗哥。埃勒里同他争执海顿的《临终七言》时一见如故。从此，有六周时间，他们频繁见面，游览咖啡馆、戏院和蒙马特的爵士俱乐部，或沿塞纳河散步，在政治观点上推诚相见。汉赛尔讲述他们正在建造的新德国，埃勒里听着，把一切记在心里。临别的夜晚，汉赛尔约他去了自己俯瞰卢森堡公园、堆满禁书的公寓。电台报导柏林奥运的广播声中，埃勒里的口袋里装着返回美国的命令，他们站在窗边喝干邑，看着零星的学生从巴尔·布利耶舞会踉跄地回家。
“到此为止？”
“对，纳粹用酷刑禁止这种事。集中营，粉色三角⋯⋯适用范围包括意图和幻想。”
“比我们这儿还严苛。”
“所以我总在想，两千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哪怕一样是强调阳刚的军事意志，现代国家对英勇的理解已跟斯巴达完全不同了。”
“现代憎恨形式纯粹的爱人。”我说，“你也想过跟女孩在一起吧？”
“算是。但怪的是，在那方面我没多少运气，她们最终都会选择别人，以至于我忍不住怀疑自己是否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希望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妮基·波特。她是另一个‘差一点’。”
“被什么阻止了？”
“一个骇人的念头。”他坦白、困惑地望着我，“我这样的人，哪可能有妻子和孩子？”
这话尖利似刀锋，让我油然而生一股隐隐作痛的共感，又不止如此。我不禁设想如果将他打碎会是什么样子，下次要更莽撞些，还是更珍重些。这是一种指向恋物的愿望，就像把他作为一件填补空缺的东西收集起来——妻子、孩子、遗物、威胁。但他仍闪闪发光，不可更改。神自有其多面性，繁殖不在其列。
他没介意我在接下来的性事中以近乎无动于衷的手势抚慰和控制他。
那段时间，雾气违和地终日不散，仿佛朦胧情热的外显，沉降升腾，紧贴在窗户上，绵延入墙壁。直到年底，我们生活在一团半透明的黄昏胶体里，时间不再以线性流动，小时不知不觉拉长或压缩，书房的手稿乱了顺序，来电也无人接听。因为房子太静，我常以为能听见断崖外海洋的吐息，但大约仅是风啸。埃勒里的失眠症似乎痊愈了，一贯未清掉腹中秽物便昏睡，偶尔睁眼时脸庞显得更少不更事，呼吸轻浅短粗，宛若鸟雀。
圣诞节前一天，他出了门，想来是去警局跟进情况。象棋盘的案子依然让他很不舒服——凶手的计划蹊跷地停滞不前。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新进展发生：他在日历圈出的橄榄球赛平安落幕，他认为将成为目标的游乐园毫无动静，连东海岸都收起獠牙、偃旗息鼓了。埃勒里回来时，带着一只用玻璃纸包裹的水果蛋糕，在缎带的映衬下格外喜庆。我烹制了牛排，打开一瓶新的红酒。节假日的仪式感既虚假又必要，一如演员在玩扮家家酒。
暮色涌上后，他一反常态，主动的程度教我惊讶。我们喝酒时，他未经示意或解释，坐在我的腿上拿餐叉往我口中送甜得腻人的奶油，并含蓄地表达不满，说我近来的表现让他“想起停尸房”。接着，他滑下身子半跪在我面前，解去我的腰带，用牙齿咬开裤子拉链，以至于我发现自己几星期以来第一次真切地被撩动了。
“案子怎么样？”我试图抓住一点平衡。
“老样子。”他明显毫无谈兴，“不过⋯⋯”
“嗯？”
“我查出了更多有关你的遗闻轶事。”
他直截了当地站起来，中止了方才的“艳情工作”，倚着柜子，波澜不惊地娓娓道来。他指出，我用在普里亚姆先生身上的手段远非史无前例——尽管我未曾正式上过大学，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哈佛待过一段时间，是在他入学之前三年，与他恰巧错过。官方记录说我的任务是研究某种稀有植物，但事实是：我与一名叫V.A.K.的学生在波士顿郊外的贝尔蒙特地区合作进行了一场危险的伦理实验。那是一所封闭的精神收容院，没有法律或见证人，也没有传统的道德准则——人们除了记忆与选择一无所有。十名受试者聚集在此，各自背负创伤。我们精心策划事件、布置证据、安排告解，然后静观其变。第七天，一名女子自杀了。她意识到，她基于义务、同情和悲戚对母亲作出的宽恕建立在我们捏造的谎言之上。
埃勒里温和地问我，我扮演的是哪个角色。我答：“她的哥哥。”
我到底没说在那之后我退出了实验——与V.A.K.断绝了一切联系。他又问V.A.K.后来去做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他欲言又止，指节轻敲柜面，末了含糊地透露目前一连串犯罪呼应了我们过往的设计，若非出自V.A.K.之手，便是由某个熟悉这套蓝图的人所为。
“为什么不是我？”
他叹口气，一本正经地说，“我相信你早已没有那种胃口了。”
语毕，他伸手去外套口袋里拿邮包，一点点拆开。我的绿钻戒指赫然躺在里面。信件由拉斯维加斯警方寄送，随附一张关于其来源的简短鉴证报告。“归还合法物主。”一张白色卡片上这么写着。
他错了——一阵野性的、比性更逼近快乐和苦楚的饥饿感在心头嘶嘶作响，以涨潮般的节奏淹没了我。我向他覆过去，进入时的动作含有理所应当且迟来已久的迫切。当我引导他颤抖的手——坚持令他将戒指套上我的手指——周遭陷入真空，荒芜而绝对。接着，我听见他发出一声微弱、难以置信的轻笑。我用自己的手压上他的，有好长一会儿，他盯着那块石头，像在观察蚂蚁燃烧。
“记得你说过的话吗？所谓骇人的念头。”我问。
他点了点头，脸却撇向一旁。
“我也不是属于家庭的人。”我说。
他握紧了我的手。从城市深处的洞穴，传来教堂寥落的钟声，犹如战时的防空演习警报或从未发生的末世号角遗留下的记忆。我想到侵蚀，它是如何运作的——一粒一粒，一年一年，直到整座山都移动。也许这就是埃勒里正在对我做的事，也是我正在对他做的事。
五
故事讲到这里，难免有脱缰野马之感。坦白说，一九五零年与一九五一年的交界，我半严肃半戏谑地考虑过我们今后的各种可能，没有一样不脱离常识的界线：无论在这个精神错乱的囚牢没名份地长厢厮守、使“第一个人”能尽情在他出于愚蠢背离的造物者面前赎罪，还是等他在刑侦使命的召唤下迷途知返地意识到职责所在自行抽身而退，抑或——一种最极端的虚构——带他回佛蒙特归隐山林、自此不问世事，都无异于断头台的铡刀落下前一支拖得太长的安魂曲。其实关于出身，我隐瞒至今的是：作为唯一继承人，但凡我用回过去的身份，则仍合法持有一笔资产和家族建于一八四七年的老宅——它在剑桥村外的旧林场地界，装潢成新古典式样，有石造地基和坚挺的骨架，后面的苹果园长得茂盛，谷仓也曾绵延数里、窗口总流出麦穗的黄金色泽——此外祖父留下了信托基金和一整座图书馆，我不难想像大雪堆满枝头的季节埃勒里蜷在柴炉旁的厚地毯上阅读的样子。不幸的是，他自然看穿了我的心思。某日，他从最新一期《柯利尔周刊》中抬起头，难辨真假地对我说 ：“你知道吗，埃弗瑞，我之所以留在这，仅仅为了把你送进监狱。”
“奎因先生，请问我犯了什么罪？” 我若无其事地把橘子酱涂抹在吐司上。
“这重要吗？ 选一个吧。”他停顿片刻，补充道，“虽然我估计大部分罪行都过了追诉期。”
“大部分？”
“偷猎、诈欺、伪造文书一类的。”他如数家珍，“当然，妨碍司法——这个没过期。”
“噢。”我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你不会的。”
“不会，”他笑着赞成，“我不会。”
但我们之间究竟是风雨欲来了。象棋案拖过了整个冬天，一日比一日令人困惑，像始终有箭在弦上，我却对他的焦躁不安爱莫能助。到了二月，埃勒里一早便看出的犯罪模仿性昭然若揭——符合模式的地点没有尸体，命案发生的时机全无意义。他会拿着棋谱连续坐上几小时，用手指描绘棋步，喃喃自语地叙述历史的溃败。警方不断寄给他照片、证人陈述书、法医报告，他照旧不看。整理文件时，我很难否认——想必埃勒里也清楚——这教我感到一种对他的本质的强烈怜悯：作为命运的一部分，他多年追寻的伟大谜团散作了披着华美外衣的偶合。
“他们在萨克拉门托逮捕了一个人，”某次难得翻了来信后，他对我解释，如同雇主对待一位值得信赖、正在兢兢业业写下备忘录的真正秘书，“男性，退伍军人，声称受害者侮辱了他死去的兄弟。基茨警官认为是复仇杀人，和象棋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他罪犯呢？”
“山寨抄袭山寨，整件事比廉价毛衣还乱七八糟。”
这合该带给一名侦探如释重负的感觉——案子自己解决了，谜团从空中回归地面，不再有海市蜃楼。但是相反地，他开始一个人走很长的路，回来时把衣领翻起抵御寒冷。当他隔着我们的小餐厅面对我，我能看见他在计算距离，测量既成性和可能性之间的空间。V.A.K.的事也悬而未决：埃勒里追溯了我的过去，了解实验细则，却没过问V.A.K.是如何回应我退出计划的决定的。他不知道他的来信跟了我很多年，充满控诉和痛苦。
“你在想失败是不是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了。”当沉默令人无法忍受时，我主动同与他交谈，“然而这次的敌手不是我或迪德里希·范霍恩一类机关算尽、用象征结构变戏法的古典主义者，是掌握了操纵群体心理的秘密的催眠师——用你喜欢的文学典故来说，Grand Inquisitor。假设V.A.K.的确是幕后黑手——将大的阴谋转化成小而分散的暴力，拿象棋作噱头来显示人们有多愚蠢——那么你要处理的就不是逻辑了。”
埃勒里用手托住下颌：“我有过这样的想法。”
“如果是呢？”
他眨着眼，语气悲哀：“唯一的办法是再仔细看一遍开头几件案子。事实上，我一直没弄清为什么坦普顿小姐会服用砒霜，可惜我们现在不能问她。”他揉弄起太阳穴。显然，他发现棋局会在呜咽声中结束、或者已经结束，而不是在轰然巨响中结束——这个认知仿佛金属上的硫酸一样持续侵蚀他。
“你可以走了，”我轻声说。“回纽约，回到正常、具体的案件中去。”
“然后把你丢在这自生自灭？”
“我以前就是这样过的。”
“是的，”他说，“这正是我担心的。”
经过几天的思考，埃勒里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他建议我们一道去新奥尔良，在那里告别。我同意了。
春末夏初，他订了票，我们乘“落日限定号”出发，随铁蛇似的车厢蜿蜒穿越德州东南部如机械心脏般抽动的石油井架，经过密西西比河冲积平原的棉田，一路驶向墨西哥湾沿岸。到了拉斐叶，景观从漂白的骨头变幻为青翠的腐朽，单调、朴素的几何风格不见了，巴洛克式的铸铁阳台和糜烂的香水味涌现出来。在新奥尔良，埃勒里去巴隆街的罗斯福饭店开了房──那幢建筑是座金碧辉煌的纪念碑，曾是休伊·朗的路易斯安那总部，其蓝厅仍回荡着爵士乐团的幽灵；大理石与水晶的光芒遍布廊檐，但灯光之下，却隐藏着地下水渗透的印记，沼泽潮湿地经由地基夺回自己的领土，混入果仁糖、木兰和霉菌气息交缠的空气里。我们在花圈区闲逛时走进一家书店，老板是流亡的比利时人，参加过地下抵抗组织，不知为何将邦联纪念品和巫毒娃娃并排摆在收银台上。埃勒里用法语用他聊起战时的欧洲——有限开放的咖啡馆和被炸毁的印刷厂——发音标准，声调刻薄又诙谐。“我看你是在迎合南方的两种风格，历史的和歇斯底里的。”他说。
“在美国，先生，它们往往是一回事。”
“对。罗伯特·李拥抱玛丽·拉沃——虽然我怀疑两人都不会满意这样的安排。你是在逃亡的路上学会了销售技巧？”
“不，是来这以后。”
一个女人走进来，用爱荷华一带的口音问店主是否卖 “正宗的伏都教用品”。
“夫人，”埃勒里轻巧地说，“大约从一八八一年起，这条街就没卖过正宗的东西了。不过，如果你想找点装饰品吓唬你在得梅因的桥牌俱乐部，我可以建议购买干鳄鱼头吗？它们至少是真的死了。”
那女人哼了一声，比利时人笑了——带着一丝观摩新大陆奇景的玩兴。
“你有赶走顾客的天赋。”
“抱歉。”
埃勒里花二十美元钞票买了一本克里奥尔六角小册子，不等找零就道了再见。店主把钱放回抽屉，叫住我：“你的朋友让我想起在安特卫普认识的一位傲慢的物理学家，姓卡普兰，拉一手出色的小提琴，批评人时也会把每个音磨得很尖。这么说未必合适，不过⋯⋯虽然过去不少年了，你看他的样子倒像是当初的我自己。”
“卡普兰先生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被枪毙了，只有他的笔记本活了下来。”
埃勒里在门口停了一下，逆光的角度下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忽然感到无由而起的强烈情欲，但天色尚早，不到回旅馆的时候，眼前尚有大半个白日需要消磨。午后的热浪宛如熨斗般压下来，夹杂着雨下不来的味道。他走在我前面一点，不说话，步伐很快，偶尔体贴地停放慢半晌让我跟上，却明显并没有目的地。一路我观察着当地的环境和社群——一个自然生态爱好者的乐园——在心头描摹白蚁年复一年在墙上无形地活动，死苔挂满活的橡树，以及露天葬礼上铜管乐队演奏的哀歌如何肖似疯狂的庆祝，送葬者高举手帕翩翩起舞。七点半，太阳总算落山，我们搭圣查尔斯有轨电车前往法国区，到布伦南餐厅用晚餐。侍者像待常客似的招呼我们，埃勒里点了一杯萨泽拉克，接着又点了其他东西，我忘了是什么。我吃的是甲鱼汤和沙杜鸡蛋，以苦艾酒调制，水一冲便如教堂的窗户一样浑浊。莫名其妙地，我知道他明天就要走了。
雨踌躇着降下来，纷乱地敲打在遮篷窗上。电车的标识灯让水坑发亮。他看着门，没有看我。
当天晚上，在旅馆房间，我的注意力也未离开过他。吊扇悠闲地在头顶旋转，搅动起滞重的风，却没有为它降温。从敞开的露台飘入幽婉的小号，似乎是来自某间酒吧的，音符忽高忽低，犹若一只蝉在吟诵它无从参透的前世梦。埃勒里背对我站了许久，一支支抽烟，轮廓形单影只。我的眼睛掠过他的手、他腕部细细的青蓝血管、他的食指关节上反射在镜子里的一颗痣。他点火的动作不太稳定——也许只是我的想像。烟雾卷起，消失在黑暗中。
他一件件脱下衣服，把衬衫、裤子、领带丢了一地，腰带挂上椅背，皮鞋凌乱地放在桌角。我躺在床上，视线追随被灯罩滤成灰黄的光晕缱绻滑过他的脊柱。他关掉收音机，又关掉灯，四处的沉沉坠落声随即纷至沓来——楼下翻倒的推车、半英里外以“苏丹屠杀”闻名的拉弗雷特宅邸隔了百年的血、撞上百叶窗的蛾子、还有他数月没剪的黑发。我搂着他，把脸贴在他肩上，感到回应时，我差点说出实话——别走，否则我又将变成无名小卒，否则我就会死在这里。但相反地，我很安静，他也很安静。
“转身。”我终于说，嗓音比我预计的粗暴。
他顺从得全无廉耻。深红被单不安分地向后抛着，皱成一团，被推到了床脚。我一向认为，无人──乃至神──有权过问卧室里的翻覆缠绵，但这一夜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会说谎——他摸起来比往常凉，情态也更隐忍，呻吟本就不多，此次则已彻底没有，当我咬他耳朵下方柔软的皮肤，他一阵阵地全身战栗、从下巴到胫骨，脚趾才依恋地勾上来。户外的气温不觉低下来，单簧管加入了小号的演奏，两种乐器互相交织，听起来好似在争吵。这一切带出了我压抑已久的一股难以名状的愤怒。这股愤怒蜷缩在我的胸膛里，原始、明亮、幼稚。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假意向他“告解”——含着近于妥帖的贪婪和冷酷——说我在庭审后留在他身边的原因，其一是我正值盛年、还没枯竭，其二是我觉得见证他这样的人测试自己的疆界实为一种堪比赏玩罗马斗兽的病态乐事。
“这些年来你喜爱的女人，”我继续说，“黛莉娅，或者任何佩戴婚戒的女人，反映了你心理上的某种规律。”
“什么？”他的回答几乎听不见。
“我猜，吸引你的并不是女性本身，是她们如何被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占有。”我停下动作，尽可能表述得谨慎，“这些男人代表了你苦闷、羞耻地意识到自己所缺乏的力量。换句话说，你至今作为男孩嫉妒——以及爱慕——比你年长、刚硬、粗野、总能充满房间、看似令你不齿的男人。你害怕且期盼被那么一个足以笼罩你的男人掌控。所以我做的只是顺水推舟，让你实现了取代她们的欲望、踏入你原本无法涉足的圈子。这对我当然不乏趣味，像在实验室做切片，看着标本变色，心生怜悯。”
这是最糟的时刻：他的瞳孔缩小成针尖，虹膜黯淡下去，身上的某些东西也闭合了，仿佛鸟儿最后一次折叠翅膀。他把膝盖抬高，手落在床架上，似乎想离开我，但我没准许他离开，径直完成了我想完成的事。
入睡前死水无波的沉默中，我看出他在回忆。我知道——正如我一直知道——他的思绪怎样飘回我们早期的会面，在那座吵闹逼仄的咖啡馆或普里亚姆家的客厅，我们数度剑拔弩张。他记得我用恶棍式的自满来昭显黛莉娅跟我的关系、隐晦地描述她的卧室——雨后的花园般茂盛，绽放出迷离惝恍的香氛和色彩。埃勒里曾拒绝承认相信这份证词，纵使相关的知识在他的内心盘踞、将他酸涩的厌恶转向我。如今，在我的话找到他的心扉里封锁的私密痕迹时，他明白了，也无需再回避，那时的敌意不是因为黛莉娅——不是真的因为。
四小时后我醒来时，发现身边被整理得非常干净。他带走了衣物、个人用品、一只行李箱，没留下字条，唯有床头柜上的托盘里放着旅馆帐单一半金额的现钞，数到了一分钱。想必他已在回家的路上。我从此没再见到他。在那之后的一生中，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
一九五三年，我回到佛蒙特州，以解决漂泊期间累积的财务问题。祖宅屹立不倒，虽然不知何故变小了，就似所有家族成员的离去压缩了它的尺寸。十一月未尽，喀俄涅已启动了她耐心的清除工作，枫树光秃秃地立在无色的天空下，四面雪幕浩瀚。我归置文件、写信，度过了祥和的四个月，闲来便信手翻阅积攒了近一世纪的、数不清的藏书。在母亲的遗物里，我发现了瓦尔特·本雅明早期关于亚达米亚语言的文章的译本——老生常谈地，他指出天国在亚当开始为动物命名的一刻瓦解了，文字与本质被割裂开来，人类的话音引入了中介的忧郁。我们只能近似，无法触及，他说。德国人的句法稠密、纠结，然而他的逻辑照亮了我从来没有说清的环节：我和埃勒里的历史实为支配我所有日子的主题的另一个变奏——僭越神的权柄，通过失乐园后喂饲与吞噬之于人类的功能同一性，用发肤肢体的官能飨宴聊以弥补那些永不可得。
话已至此，请容许我再提七鳃鳗的事。它一直被存放在洛杉矶，先用起司布包着，然后是油布，末了是牛皮纸，安眠于我用一个在襁褓中过世的人的名字租的保险箱——我在帕萨迪纳的一座公墓找到了他的墓碑。结束佛蒙特州的工作后，我重返西部，取出了这个生物。盒子里有一股药剂与盐的气味。当我揭开层层外皮，七鳃鳗便像考古工作者面前的奇迹一样出现了。时间把它变成了介于皮革和纸张之间的存在，从干燥的肉中可以分辨出一段分节的脊柱。嘴因饥饿而张开，以同心圆状排列的牙齿呈现出一种品位独特的珠宝商为珍珠布置的造型。我将它握在掌心，神游天外地想到这具躯体曾拼命地搏动，错以为自己是什么初来乍到的异界生命，附于更庞大的尸首，深深地啜饮——令人惊诧地，它曾经活着。
一九五七年，我犯了一件蓄意的罪行：伪造汇票签名，在不属于我的帐户间转移资金，有条不紊地遗落证据，又对报案人开了枪。他们在第七街一家自助餐厅逮捕我时，我正吃着米布丁、阅读晚报。我不打算反抗或解释。
拘留室里，一位文质彬彬、戴柏克莱班级戒指的警探问我，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为这么少的钱付出自由的代价。他的语气是诚恳的不解而非轻蔑。
“不是为了钱。”我坦然道。
“那是为了什么？”
“就当是欠债吧，”我思考了一下，“我需要还债。”
是的，或许你也会想，万事平定后，我出于什么理由设计了自己的监禁？老实说，这一决定很难不教我感到奇妙的羞辱——它几乎是对埃勒里忠诚的表现。他不止一次笑着对我说，如果看到我被关进监狱，他会安心多了。于是，我投降的方式正是向着空王座放下剑和盾牌，效法中世纪的家臣于兵器森然的大厅俯伏请命，在那里任何领主都不会再回来。这是否构成了我漫长实验的收尾阶段，我从来没有完全确定过。
我在狱中五点起床，六点吃早餐，保持身体健康，避开帮派，令自己对看守和囚犯都有用。十年便水过筛子般过去了。在此期间，我会在收到的报纸上看到埃勒里的名字，文学版有一英吋的专栏，一本新书被注意到，然后被忽略。批评者对他越来越不屑一顾。魔力消逝了——他们说——谜题牵强机械，显然出自一位落伍、江郎才尽的作家之手。此外，最令人好奇的是理查德·奎因探长在后来的故事中从未老去，他总有能力在曼哈顿的街道上追捕罪犯，尽管根据合理的计算，他应该接近百岁高龄。我觉察到，埃勒里自己也开始害怕一般的时间退化，比如关节和筋骨的松动、血肉对心灵的背叛。他笔下的纽约由此被诸多因素绊住，成了一座博物馆，其中包含一些现代化的侵入——人们追逐摇滚音乐家的电吉他和碗形头发，整个美国陷入麦卡锡主义的杯弓蛇影下讽刺漫画式的浮夸——但它基本的特质却存续下来，始终有一些尊严和悲伤，落满刻绘着他年轻时穿行过的阴影的街道。褐石建筑凝结了战前的优雅。谋杀案维系着正式的礼貌。当我们分别时，仿佛某些重要的天文钟停了，使他虚构的世界得以悬浮在澄明的琥珀色里——我想，他的一部分已在诉说中死亡，另一部分则活在浪漫主义的废墟中——而实际的城市正马不停蹄地冲向我们都不曾想像的未来。
真正的纽约是什么？保证能溶解所有人心的伟大溶剂，无论其成分为何？不管怎样，我和那座城市已远距万里，那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象征阴阳两隔。
被血栓堵塞住视线时，尘土再起，我梦见自己行将就木，双手遍布褐斑，他却青春年少，他坚实匀称的炽热身体靠着我，同我交颈依偎，那是一种古老的慰藉。我们一起移动，带着只有安息中才有的确定感和惘然无知的温存眷念。他每次都认识我，可我说不清是怎么认识他的。我会抚平他的头发，亲吻他的眼睑，低声告诉他不要生气——纵使他一直不明白我说的生气是什么意思。
火车仍按固定的班次从洛杉矶出发，运载徒劳的逃亡者和梦想家。太阳依然落在山和海之上，不懈地展示宇宙的冷漠。我坐在牢房里，看着光线以预设的弧度在墙壁上游转。爱过一个人，或失去他，或让人间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到头来都不是一件坏事。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