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蝕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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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日談》稿件
- 與《量罪記》連動，阿廖沙中心，主角為原創人物
刚从军队里退伍那一阵子，我一直在但泽——阿姆斯特丹航线做水手。那是萨拉热窝事件之前的几年，四处都有人在兴致勃勃地讨论战争，报纸上用大片版面印着威廉二世的演讲，我却庆幸自己由于在一次演习中被弹片飞入眼睛、视力严重受损而免了难。某个冬末的寒夜，我卸完船上的货物，像平日一样从码头穿过绿门走到市里，想找个温暖的小酒馆喝一杯。不巧的是，我常去的几家都满了座，无一不是还需要等上个把钟头，于是我只好沿着落雪的长街往灯火不明的远处走，又莫名其妙地拐上一条小路，直到周围的景观变得荒凉僻静、了无人烟，我突然看见一个姜饼屋样的小房子矗立在路边，橙红的炉火摇曳在覆满白雾的玻璃窗上，招牌上写着一个奇妙的名字——“卡拉马佐夫之家”。
“卡拉马佐夫”是个人人熟知的姓氏，原因自然是陀氏那部名扬于世的罪案小说。陀氏作品的德文版发行时，我还在乡下读中学，用为数不多的零用钱购买了全套，废寝忘食地阅读。不过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操劳于谋生的活计，早已不读书，对情节大抵记不太清，倒是人物还在脑子里历历鲜活——因此当我推门而入时，看到坐在吧台后细细擦拭玻璃杯的、年过六旬的银发老板，第一反应便是我撞见了书中那位阿列克塞，而并未有片刻猜想这家店只是某名热忱过度的书迷所为——一个显然更符合常识的思路。至于我为何会有如此笃定的判断，除却对方确凿无疑的斯拉夫人相貌外，还有一个基于主观经验的缘由：活人的世界里，你不可能在任何这个年龄的男性身上同时见到如此遍布枪茧的手和如此洁净的眼睛。
“先生，”他冲我点点头，微笑了一下，那微笑就如年长者在望着他素昧平生的子辈般节制而慈爱，“店里没有别人，所以您可以随便挑一个位置坐下——但我这里只有干面包和谷物酒。”
“没关系，只要是烫的就行。”我走到壁炉旁边的一张桌子旁，有点手足无措地说，“您是阿列克塞·费尧多维奇·卡拉马佐夫，对吗？”
“噢，”他一怔，略带苦恼地蹙眉，“您有非同一般的眼力，年轻人。”
接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看样子，他是个精神矍铄的健谈老人，丝毫不排斥同陌生人交谈——他告诉我自己在十二月党人纷纷被捕后经由俄属波兰出境，流亡到这里，几十年来一直在但泽隐居。对于故旧们的近况，他所知不多，“我想他们多数都已离开人世了，”他若有所思地说，“至少米嘉、格鲁申卡、拉基津和郭立亚，毕竟——说来奇异，我有看见幽灵的能力，每当熟识的人死了、或者被卷入到什么旁人的血光之灾里，盖棺落土后，逝者的亡魂就会找到我这边来。”
这个话题极大地引发了我的兴趣，因为它涉及到了小说的后续——一些可能切实发生在了那个虚构的宇宙中、但陀氏本人由于生年有限并未来得及撰写的故事情节。同时我又很惊讶于卡拉马佐夫先生会告诉我这件近乎算得上是精神领域隐私的事。根据我的印象，他虽然友善、深厚地关爱着每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却往往在交际中持有一种距离感，不愿教人看穿心事。我正踌躇着不知如何回应，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扰，叹了一口气道，“不用介意，我老了，性情也变了。真正孑然一身时，便没有什么是不可吐露的。”
“既然如此，”我抿了一口他刚端过来的酒，斟酌着措辞，然后像个遇上了名人的记者一样正襟危坐地翻出纸笔，试探着问，“您能跟我讲讲他们的结局吗？”
“当然，”他莞尔道，“我许久没有碰见一个如此热忱的的读者客人了——您想先听谁的？”
“顺序不重要，”我说，“请从您最感到舒适的地方开始。”
“没有死亡是舒适的。”他的面色在背后一条银蓝交织的挂毯映衬下显得有点苍冷，“像米嘉和格鲁申卡那种怀有爱情的人遭受了相对较少的痛苦，他们手拉着手，健康时如此、一方病重时如此、在坟墓里也如此——五年之前，这对夫妇共同造访了我的酒馆，看起来就如在进行他们生前从未有机会享有的新婚旅行一般甜蜜。那位了不起的太太喝了四五杯酒，整个人比少女还容光焕发，她说自己与丈夫都不懂德语，但在到我这儿来之前已经把整个城市游历了一圈，见到了无数‘可爱的人’——毕竟他们足足有四十年没回欧洲了，即使在普属波兰，也感到一阵阵故乡似的亲切。然后我问他们，要不要留下来？米嘉习惯性地转过眼去看太太的意思，格鲁申卡则毫不犹豫地摇头，说在这世上已经没有放不下的憾事——很明智的选择，不是吗？于是在短短两天一夜的团聚后，我亲爱的、已到了靠拄拐杖才能行走的年龄的兄嫂互相搀扶着离开了，在阴雨绵绵的黄昏走进港口那座火红的圣凯瑟琳教堂——为数不多几个通往外面的‘出口’之一——不过就像我对他们说的，外面究竟有什么，从来没有人知道，越过‘出口’之后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它可能在泥土深处，也可能在星星上。”
我费了半天功夫才理解他最后那句话的意思——听上去所谓的“泥土”和“星星”指的并非是我们通常说的地狱和天堂，而是一些更希腊式的意象。这不免教我觉得讶异：莫非阿列克塞·卡拉马佐夫在人生末年放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吗？但转念一想，这也并不奇怪，毕竟当爱的概念祛魅以后，他已是实实在在地践行过当初那句发生在虚构情境下的“枪毙”宣言的人了。再说时代早已不同，他年轻时，怀疑论者往往会被当作某种品性存疑的异端，而现在“杀死上帝”却日益成为一种时兴的自由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列克塞那位至今尚未在这场对话中出现的二哥伊万或许才称得上是对未来作出了最准确预言的人。
“拉基津则去世得很早，”他却没有对此多加解释，而是继续讲述起其他人的故事来，“大约在我第一次参与暗杀行动的策划前不久。一八七三年，我在圣彼得堡城郊的一间空屋过夜，勉强点起几根被雪水浸得半湿的木柴取暖时，他显形在昏恹恹的火光中。我大吃一惊，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害了痨病，明明刚靠投资煤矿赚了一大笔钱、又幸而获得某位贵族千金垂青，正是春风得意之际，就这样成了孤魂野鬼。整十年后，郭立亚也死了——他喝醉了酒，回首半生忽觉有如梦幻，便像魂魄出窍一样走到曾经卧轨的地方自杀了——这次没有任何奇迹发生。他来找我时，胸腹和四肢还血淋淋的。”阿列克塞忽然笑了笑，“不过我跟他聊得可比跟拉基津愉快多了——拉基津那个人，想必你也知道，永远对万事万物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我可怜的阿廖沙，瞧瞧你在干什么蠢事，你为那些穷鬼拼命，拿灵魂跟魔鬼做交易，难道他们会给你发勋章吗？不，他们只会把你当作一个叛离正道的小异教徒，像对待害虫一样踩死——’”他学着这位故友的语调，边说边叹了口气，“但他在某种层面上是对的，我也是后来才想通，用爱做不到的事情，用流血更不可能做到。”
“可是看俄国如今的形势，也许很快就有人能做到了，不是吗？”我有些冒昧地脱口而出，“革命的呼声一年比一年响亮了。”
“没错，”他点点头，“且让我们静待结果——虽然我总是有种不妙的预感。”
“什么？”
“全然高尚的革命不会成功，只有放大了人性恶的那些才有希望。”
“噢，这已经不像是您说的话了。要不是我知道您是您，还会以为站在我面前的是您那位以散播虚无主义著称的兄长——”
“您在说伊万吗？”
“是的。”
“不，伊万不是虚无主义者，”他再度笑了起来，“我更不可能是。你们普鲁士人的哲学中有一种叫实践理性的东西，对吗？我想，那正是我与伊万最终——不、最初便选择信奉的唯一真理。在被与生俱来的强烈道德感控制的这一点上，我、他乃至米嘉之间从来没有过分歧。斯乜尔加科夫是不同的那个，驱使他作出自裁决定的不是道德，而是某种不可抑制的感情，但就效果而言同道德很相似——总之，当我们探讨作恶是否可行时，便必定有一个善的尺度，这个尺度不在别处，不在上帝那儿，只在我们心底发出命令。事实上，上帝原本就没有对它作释义的权威，正如撒旦不尽然是恶的化身一样……”他的语调愈渐低沉，变得犹如喃喃自语，停顿了一会儿，又换上一副平静的口吻说，“但我承认，任由这些想法在脑子里蔓延，的确是某种对伟大灵魂的背叛。”
“伟大灵魂？”
“佐西马长老的灵魂。”他咽下一口酒，神情变得有点茫然，也有点痛苦，“长老至死相信——也教年轻的我和他所有追随者相信了——让人放下屠刀只需要一个认清自身罪孽的刹那。他那位早逝的哥哥临终前见到的美被传达到他心里，又被他传达到无数人心里，然而拥有见到这种美的能力——即掌握真正自由的能力——的人究竟还是太少了。伊万比我更早地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讲那席话，编一场戏来说明多数人需要的不是善、而是一个为羊群伪造出的善的幻影，故此他愿做个激进的偶像破坏者，否定一切高于人的形式，可他本人又是完完全全听得到善的命令的，这令他痛苦不堪，一生都在遭受精神分裂的折磨。至于长老——”阿列克塞·卡拉马佐夫先生闭上眼睛，“他死后始终不得安宁。长老并未像其他人一样在新过世时来找我，而是在目睹了堪称命运弄人的几乎所有事后——那是一八七九年，我最后一次、也是在父亲被害案后唯一一次回家。因为房子已经卖掉了，我住在少年时代寄宿过的修道院里。那里早就半废置了，杂草丛生，只有零星几名僧侣在照料。某一个月圆的午夜，我站在落满灰尘的圣母像下冥思，一双仿佛从棺材里伸出的枯手扼住我的喉咙，像绞索般慢慢收紧——说实在的，虽然见过了那么多鬼，我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害怕过。”
“您确定那是佐西马长老吗？”我一边快速记录他的话，一边难以置信地问，“他是那么爱您，怎么会伤害您呢？”
“他恐怕发疯了。”面前的老人淡淡地说，“‘阿廖沙，与其任由你沉湎于歧途、做下不可挽回的错事，我不如现在就把你带走。’他是这么说的，语气还跟往日一样威严和温柔。见我不反驳，他又凶狠起来，今天指责我叛离了忍耐的教义，只剩一颗恶堕的心，正如眼下的他自己一样。我无法想象他在‘那边’遭受了什么，又或者——他被什么东西绊住了，根本从未到达‘那边’……”
“听上去是一种幻灭，”我说，“要么是对阴间事，要么是对尘间事。然后呢？”
“我喘息起来，但没挣扎，就在眼前出现了一圈暖融融的光晕时，脖子上的力道突然消失了。我定了定神，只看到结在圣母像手腕处的蛛网在摇摇晃晃——而那儿之前空无一物。”阿列克塞沉默了许久，“说来有些不可思议，在那一瞬，我以一种比在祷告时得到圣启更加剧烈的笃定感受到他的的确确爱着我——即使在生前都并未如此刻这般真切地爱我。”
“你们后来还有交流吗？我指，您有没有弄清他是怎么困在那里的——”
“没有。”他摇摇头，“他消失得一干二净，就像一场来去无踪的梦。”
“您也是我脑子里一场来去无踪的梦吗，卡拉马佐夫先生？”我突然问。
“不，恐怕不是。”他慎重地看了我一眼，“我想您是个从伊万那边跑过来的魂灵——是的，又一个。伊万这家伙，真教我不省心。”
我愣在原处。半晌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方才听见了一个尚未来得及消化的、令我毛骨悚然的可怕真相。接下来我又开始感到惊奇和困惑，为什么我直到现在才发觉这一点呢？既然一个成年累月见鬼的人在今夜见到了我，还如此亲切、耐心、长久与我对话，那么我没有任何理由是别的东西。这件事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为何丝毫没经受痛楚、以至于对此全无察觉呢？我回想着自己走来这里的路上，起先一切街景都一如往常，而后有块石头从一幢年久失修的建筑落下、又有辆装潢靓丽得仿似海市蜃楼的马车呼啸而过——由于视力模糊，我没看清它们距离我有多远——紧跟着重叠的人影和林立的店铺一并消失了，光秃秃的树木枝杈如巨型手掌般高高伸向天空，风雪陡然磅礴不已，而我心头被一股漫溢开来的朦胧喜悦充斥着——那是一种近日来同我形影不离的喜悦，所以并未让我在第一时间感到有什么不对劲。
阿列克塞无奈地望着我：“先生，很抱歉，我知道接受它有点难。丽萨当初在我怀里哭了三个钟头。”
“没关系。”我尽力维持着冷静，“那么——为什么？”
“伊万的意志。”他不带情绪地说，“一言以蔽之，他拥有了比我更古怪的能力——我见证亡魂，他制造亡魂。几乎所有到我这儿来的陌生人都跟他有关系，是在他的期许下死的——直到他有一次写信对我坦言，我才知道那些接连不断涌来的鬼是怎么一回事——这在此后数十年间成为了我们通信中长期的共同话题。您敢相信吗？我们自年轻时那次背井离乡后再未见面，但就以这样离奇的方式间接参与了彼此的一生。”
这听上去太荒诞了，但不知怎的，我还是立即接受了他的说法。我问他伊万在什么地方、我何时获得的机会与其相遇，他告诉我这位典型的卡拉马佐夫至今漂泊不定，可能出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或许除俄国之外——出于某种心结，他始终不愿回家。我忽然记起上次轮船停泊在阿姆斯特丹时，我为了眼伤的事去求医，在药店老板推荐下拜访了一个比面前的阿列克塞还年长的俄国老人。对方住在一幢用以出租的木板房，并非执业医师，然而自学过毒理，恰巧能解释旁人都解释不了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怪病——自从一次眼球疼痛难忍、被军医注射了一管比普通吗啡更强效的镇痛剂后，我就对那种我弄不清名字的药物带来的极乐效应产生了不可自拔的依赖。一名暗中从事黑市交易的军官一直在对我私下提供它，而我需要付出口袋里的几乎全部金钱——起先是工作所得，后来是四处借贷——并允许他用日志详细记录我身体状况的变化。这让我疑心他在做什么奇怪的试验，因为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只显微镜下垂死挣扎的虫子。
“这是不可能戒断的。”当时那位毒理学家给了我一些更为“温和”的替代药物，没有收钱，只用精明锐利的目光反复打量着我，“对不起，虽然这仅能延缓发作，不能根治，但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我垂头丧气地走了，关门之前，听见他在背后叹息了一声，说道，“还是死了为好。”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列克塞。阿列克塞喝干了最后一滴酒，轻声说，“原来如此——二哥杀人的缘由倒是越来越慈悲了。”
就在这时，午夜的钟声敲响了，一些男男女女从一道被帷幔遮掩的走廊里出来，聚拢在大厅里，开始聊天和喝酒。阿列克塞去给他们准备食物了，留我独自坐在人群中。一位戴莱茵石耳钉的美丽小姐过来同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新来的”，我说是的，很高兴认识您，她同我握了握手，又问我是否准备短暂停留后就去圣凯瑟琳教堂寻找“出口”。我说我还没想好，又好奇地问道，“为什么您不去呢？”她困扰地笑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用一种欢畅的语调说，“选择不去的都是‘世俗者’——‘世俗者’，您知道吗？就是眷恋红尘的人。”
“就比方说，”她眨动着一双陶瓷娃娃似的海蓝色眼睛，“我已经爱上你了。”
“谢谢。”我面红耳赤地说，“您太美了，这很难不使我受宠若惊。”
于是我便在这里住了下来。和其他人一样，我获得了一个学生宿舍似的、用编织着来自各种宗教的神秘符号的挂毯装饰的单间。奇妙的是，即使不打扫，它也永远是清洁的。时间从此凝固了，我们有了一个永恒幸福的社区，里面都是互相诉说爱语的兄弟姐妹——倘若佐西马长老的哥哥临终前见到的天堂似的人间能够实现，那么便必定是这个样子。“卡拉马佐夫之家”的客人生前有的是恶徒，有的是像我这种活着比死了还痛苦的人，但现在大家都是同伴了，人人心怀敬慕，人人平等，发生在这座城市里反复无常的惨烈纷争就像玻璃罩里的另一重人间一样跟我们毫无关系。三年之后，伊万·卡拉马佐夫来了，兄弟二人在屋后阴森庞大的院落里长谈了一个晚上，他便又匆匆上路。那时正值战火烧遍欧洲，“尺度”坍塌殆尽，疯狂似瘟疫传染，人举起刀枪杀戮邻人，又过二十几年，刀枪换作坦克，炮击隆隆不断。血影覆盖又远去后，我的同族相继离开，此地完全变了一副光景，无论是留在这儿的德国人还是回到这儿的波兰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被弃者”，在他们之中，总行走着一个身高停滞的敲鼓的小孩子。
我们却依然在阿列克塞身边快活度日——我在很迟的时候才发觉他也已经死去了，因为他同我们一样不会受伤、生病和继续衰老，甚至不再为无法救世感到悲哀——直到一九五四年六月末的日全蚀。
深不见底的黑暗中，各类生灵的神经纷纷紧绷，云雀停止鸣叫，草木焦躁不安。原本早已不该存在的重力感消失的一刹，我蓦地看到了那个“出口”——它变得无限大，像个软体动物的吸盘般自海岸处拔地而起，朝我们吞噬过来。阿列克塞面容平静，同伴中那位第一个说爱我的小姐也很平静，她甚至开始哼一首小调，另一位平日沉默寡言的、说英语的先生则念起了诗，是拜伦的《哀希腊》。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
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长夏之骄阳兮，
纷灿烂其如初。
我徘徊以忧伤兮，
哀旧烈之无余！
尔后太阳重新出现，我被丢在地上，如梦初醒。听见霎时变得震耳欲聋的喧嚣时，我清晰地感觉到这具身体再次活了过来。“滴——滴——”某个记录我心跳的设备在我耳边轰鸣。我猜想自己是在一间医院、或者精神病院什么的——这无关紧要。和梦中那位小姐长得一模一样的女护士对我笑了笑，柔和地说，“海洛因戒断顺利，恭喜劫后余生。”
炮击声又响起来。我抬起头，在肋骨的刺痛感中茫然若失地寻找着日历。
fin.